穿越了时光，穿过了檐廊，将生命的绝唱留在了世间的某个地方；看过了沧桑，经历了悲凉，只愿今生的错别再造就后世的果......
先来介绍一下主人公，曹操，字孟德，小字阿瞒，一名吉利，沛国谯郡人也。身长七尺，细眼长髯。其父嵩，本姓夏侯氏，为中常侍曹腾之养子，故冒名姓曹。操幼时，好游猎，喜歌舞，有权谋，多机变。以上为《三国演义》中对曹操的介绍。后人给与他的评价是，东汉诗人，政治家，军事家。由此，我不禁联想起另外的一位人物，毛泽东。他们均为文学，政治，军事的风流人物。然而，只要看过《三国演义》的人，均知道，曹操奸雄也。而另一位三国人物，刘备世之枭雄也。为还曹操一个清白，我决定撰写此文。
首先，曹操有着”挟天子以令诸侯“的骂名，因此，我想先正其名。观当时之事，东汉末年，黄巾起义，天下大乱。先者董卓尽起西凉之兵，得诏入京，平定十常侍之乱，取得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有利优势。彼时之董卓，权倾朝野，意气风发，然终死于三姓家奴之手。本以吕布之勇，兵戈之利，是可以一统天下的。却终中王允之美女连环计，然为一貂禅而身首两异，为天下笑！再看曹公，下邳城下擒吕布，白门楼吕布殒命。而当时献计杀吕布者，刘备也。诚然，吕布贪财好色，毫无信义可言，但辕门射戟解其兵血之灾亦有恩于其。而刘备反制其于死地，可能与吕布夺徐州有密切关系，可见此人心胸之狭窄，趁他人之威。据本人推断，当时曹操很想留吕布之性命，正如后来留关云长，由此观之，曹操很惜才。正如当时曹操不杀张辽，接受“千军易得，一将难求”之谏相吻合。曹操为何得“挟天子以令诸侯”的骂名，实与中国的儒家文化不谋而合的。无论是中国的古代还是现代，在中国的民众心灵的深处总是存有正统的观念。汉高祖斩蛇起义，灭秦而立西汉，不也是”造反“吗？对于愚昧的平民百姓是不会去想的。社会要发展，都是有道灭无道，这是颠仆不破的历史规律。当然，我现在的观点是现代人的观点，古人是有时代局限性的，罗贯中当然也摆脱不了，我们是不能强求他们，但是，生于现代的人们就不能人云亦云了。因此，每当我听到现在的人们在谈论曹操时总是将罗贯中的观点直接搬用过来，真是可悲。人之为人，主要的原因是人有自己健全的大脑，能够有自己的为人处世的准则，能够明辨是非，否则和牲畜无异！
其次，曹操移驾幸许都之时，虽位居诸侯之列，但并没有取得霸主之地位，当时的局势，西凉仍有董卓的余党郭汜，河北有袁氏兄弟，江东有孙策，荆州有刘表，西蜀有刘漳，汉中有张鲁。充其量曹操只是一个小小的军阀。但是他能先灭吕布，再灭袁氏兄弟，平刘表，定辽东，一举平定北方，建立一统天下的基础。此为曹操能扑捉机会，相时而动也。深明乱世造英雄之理也。再看刘备，虽被汉献帝尊称为皇叔，实为贩履织席之村夫，虽有刘氏之血统却无韬略，东投西靠，是为暗中取利也；曹有上将千员，其虽有关张赵马诸猛将，然较之于曹公实在太少，究其原因个人之魅力所致也。刘备虽有三顾茅庐之故事，曹公却有跣足迎许攸之美谈。“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只有胸怀坦荡，立志高远之人方能明白其中之道理。曹操能以七万之兵破袁绍之七十万之众，足以显示其军事才能，同时也强烈的对比了袁绍和曹操的人格魅力。袁绍，优柔寡断，刚愎自用，不能接受许攸等人的建议，终致身首两异；曹操，既有自己的主见，劫乌巢坚决而果断，善与把握时机，也广开言路，有当世之名士郭嘉等鼎力相助。官渡之战，虽为军阀之间的混战，但曹公能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实为有运筹帷幄之能也。本初虽世列三公，然兄弟不和，谋略不足，魅力有限而灭族。因此，曹操可以称为三国时与诸葛亮并驾齐驱的战略家和军事家。
再说赤壁之战，曹操虽然80万大军葬身鱼腹，然此为当时错综复杂的行使所逼也。吴蜀兼有天时，地利，人和。既有隆冬之际之东南风，又有长江之天险，更有周瑜打黄盖。人无完人，曹操虽有经天纬地之才也难于胜也，然很多民众认为当时之东南风为诸葛亮所借。其实不然，只是碰巧罢了。一个罗贯中，歪曲事实，使《三国演义》蒙上神话色彩，尽管它不是历史书，但很多民众《三国志》，《三国演义》不分。以至将诸葛亮神化，对起盲目崇拜，导致蜀国后期的将领总是活在诸葛亮的阴影之下，而坐失诸多良机。当然，我并不否认诸葛亮之能，隆中定三分，隆中定三分，做为一个战略家是很优秀的，但作为一个军事家就不怎么样了。虽有七擒孟获之美名，然孟获终究为蛮荒之人，怎明《孙子兵法》？此为胜之不武也。诸葛亮六出祁山，无功而返。魏延之抄小路直取长安实为妙计也，然诸葛亮弃之不用，此为其墨守成规之故也。由此观之，刘备所识之千里马实为驽马也。刘备亦非伯乐也，三顾茅庐的意义犹在乎？！再看刘备作为军中主帅指挥的一场重大战役，此为蜀国由盛转衰的转折点。鲁肃奇袭荆州，关云长败走麦城，刘备急报关张之仇，一意孤行，不谙行军布阵之道，陆逊火烧七百里连营，终致身死白帝城，为天下笑！由此可见此人，行军打仗一窍不通。较之曹公，实不可相提并论。
咱们再看看曹操和刘备的性格。曹操性格开朗，作诗气冲云霄，慷慨激昂，令人激奋向前！其诗《观苍海》，《嵩里行》为千古之绝唱！今天我们读之犹能看到一个高大的英雄形象。读《三国演义》，感触最多的是，诸葛亮怎么那么多的锦囊妙计，刘备怎么有那么多的眼泪。我看刘备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哭丧者。这时有人可能认为刘备生性善良，其实不然，此为起阴险狡诈之故也。他深明什么时候该哭，什么时候哭能够得到最大的回报。第一次哭泣是在桃园结义之时，由此他得了两员愿意替其出生入死的兄弟。第二次哭泣是在张飞失徐州之时，其道出了“兄弟是手足，妻子如衣服”的感慨。他哭泣原因有二：一为失去了徐州就失去了立足之地；二为他明白失了徐州现在已无法挽回，还不如趁机再拉近和关张之间的关系。第三次哭泣是在关云长斩颜良文丑袁绍欲迁怒于其，此为保住小命也。以后还有就是在汉中，夺人城池。最后就是在白帝城，其道出了当今最经典的遗嘱之一。当时情景如下孔明等泣拜于地曰：“愿陛下将息龙体！臣等尽效犬马之劳，以报陛下知遇之恩也。”先主命内侍扶起孔明，一手掩泪，一手执其手，曰：“朕今死矣，有心腹之言相告！”孔明曰：“有何圣渝！”先主泣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邦定国，终定大事。吾嗣子可辅，则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为成都之主。”（节选〈三国演义〉）由该节可以看出，刘备此次哭泣，是为给诸葛亮加上金箍圈也，名为诸葛亮可以自立为主，实为令其不能簪越。原因何在呢？如果大家细心一定看到了这么一个细节，刘备向诸葛亮说起马谡不可以重用之时，令马谡且退。由此观之，刘备此时完全清醒，然而刘备对诸葛亮有心腹之盐述说之时，却没有挥退左右，明理人不难看出刘备的用意。当然，诸葛亮也不是傻瓜，因此，后来尽管刘禅很是无能，诸葛亮仍无二心。谈论完了刘备的哭泣技巧之后，我们就不难看出刘备的为人了。
总之，曹操是应该给其一个公正的地位的时候了，就象文革以后，咱们也给刘少奇等人平反一样，咱们应该要有自己的看法，用事实说话。不能人云亦云。这样，咱们的社会才会更有发展。最后，我得出结论，三国鼎立初期的英雄人物中，唯操尔.
评论
关于两个孩子得到一个橙子，他们争来争去，最终达成协议8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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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孩子得到一个橙子
新材料作文“分橙子”
阅读下面的文字，根据要求写一篇不少于800字的文章。（60分）
两个孩子得到一个橙子，他们争来争去。最终达成协议，一个孩子负责切橙子，另一个可以先选择切好的橙子。他们按照商定好的办法各自取得一半橙子，高高兴兴地拿回家去了。一个孩子回家后，把半个橙子的皮剥掉扔了，把果肉榨成果汁喝。另一个孩子回到家，把果肉挖出扔了，把皮留下来磨碎，将其混在面粉里烤蛋糕吃。
上述文字，引发了你怎样的联想或感悟？请根据你的联想或感悟写一篇文章，不少于800字。
要求选准角度，明确立意，自选文体，自拟标题；不要脱离材料内容及含义的范围作文，不要套作，不得抄袭。
【思路点拨】
这是一个新材料作文试题，材料选自2009年11月24日《中国教育报》第六版的“他山之石”栏目，原题是《分橙子的管理哲学》。内容是两个孩子为一个橙子争来争去，经过协商达成平分的协议，结果却没有得到最理想的结局，没有达到最好的效果。这个故事的中心含义是：充分有效的沟通，是使事物价值得到最大利用的前提；而缺乏有效的沟通，就会造成事物价值的浪费。分橙子之前，两个人对自己的需要是很清楚的，一个要橙子皮，一个要橙子肉，他们的目标也是非常明确的；切分橙子的过程中，两个人也有一定的合作协商——但最终却没能实现利益的最大化——各自得到自己想要东西的全部，而是只得到了自己想要东西的一半，另一半给白白浪费掉了。问题的关键是，两个人的需要正好处于互补状态，实现各自利益最大化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应该的。可是，这么顺情顺理的事情为什么没能办成而造成了不必要的浪费呢？原因就在于双方在合作的过程中没能进行有效的沟通交流；假如说，双方都能把自己的需要告诉对方，结果肯定是皆大欢喜。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将这次作文的最佳立意定为：合作中要有充分有效的沟通交流。
切入角度多种多样。着眼于材料的前提，可以表述为“充分的沟通是合作的前提”；着眼于材料道德结果，可以表述为“在沟通的基础上各取所需”“事前充分沟通，才能实现更好的合作”“沟通、交流、双赢”“要做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就必须进行有效的沟通”；着眼于材料中橙子的切分，可以表述为“看似公平的分配不一定能实现人或物的最大价值（最大利益）”“不能盲目追求形式上的公平”“不能只求公平，不求实效”；着眼于两个小孩的协商，可以表述为着“民主协商不一定都能达到最好的效果”“缺乏充分的交流，常常不能使问题得到最完满的解决”；着眼于两个小孩的争执，可以表述为“盲目的相争常常会使人看不到问题的实质”；着眼于材料中两个小孩的综合行为方式，可以表述为“向对方大声说出自己的想法”等等——只要能够与沟通交流相联系，立意指向合作交流，均可视为一类。
这个作文题目审题难度很大。从整体看，没有明显的倾向性；从字里行间寻找倾向性，得到的反而是陷阱：“争来争去”给人一种印象，不应该为一些小事盲目竞争；“达成协议”“高高兴兴”显示结果还好，橙子切分双方满意；“榨成果汁喝”“烤蛋糕吃”给人的感觉也相当惬意，显示的是一种合作共赢的愉悦。这种情况，在近年的高考里边是不常见的。
材料选取也有一定的难度，学生习用的名人典故之类大多不太适用，只有那些关注现实、思考人生的考生，才会从日常生活中披沙拣金，找到合适的习作素材，而那些习惯于无病呻吟的写手考生肯定感到一筹莫展。
【评卷手记】
1.审题问题。由于材料的中心意义比较隐蔽，考生在审题立意上所犯的错误真是五花八门。比较多的情况是，只谈合作（目标、方向）不谈沟通，或者是文中也谈到了沟通交流，但是文章的重心在于合作（目标、方向）。例如“合作则利，相争则弊”“合作共赢”“精诚合作”等；或者只谈目标的重要性，如“目标比方法更重要”“目标不明确，即使方法得当也不能取得最好的效果”等。这些都只归入了二类卷。
还有一些主题虽然也与材料相关，但是明显地偏离了题目材料的含义，如一味赞美民主协商，或者说公平就好，凡事双方高兴就好；或者说“和谐比什么都重要”，或者谈选择，谈价值，谈环保，谈物尽其用，这些都不错，与材料也有关系，但与题目材料的中心意义距离太远。
2.表达问题。评卷过程中，我们会发现，即使一些作文审题准确，立意正确，但得分也并不是很高。这主要是表达的问题，如：
①整体规划不周，文章形制不足。有的作文有很好的立意，但没有写完，甚至只完成了一半。
②思维不畅，表达磕磕绊绊。这种作文，大多从卷面上的涂涂抹抹即可看出。
③满篇大白话，语言缺乏文采。全篇文章，在阅卷老师目光的快速“扫描”中，很难发现有好的修辞、好的句式、准确而含义丰富的成语，彰显一定的文化底蕴的文句的引用。
④能力有限，生造硬拽。比如一篇编号29277的作文，命名也是《选择》，我们撇开它的立意不谈，只看这样的句子，你就能发现作者行“文”上的力不从心：“选择是一杆天平，称出评分秋色；选择是一枝寒梅，香出豆蔻年华；选择是一缕清风，吹拂浮躁心灵”。可以说，这位考生是有着较强的“美文”意识的，但功力太差，只能将这样的蹩脚的不伦不类的比喻硬安在文章中。正如劣质的粉搽在脸上，让人看了心里疙疙瘩瘩，很不是滋味。好的句子一般来说都是“信手拈来”的，而达到“信”的境界，就需要多背诵、多仿写、多揣摩、多领悟，平时不练考试时死搬硬套生拉硬拽是无济于事的。
⑤立意加材料，缺少分析论证，难以产生较强的说服力；立意虽准确，但所用材料却不能论证观点，逻辑上犯“推不出”的错误。“特征”方面，不是“深刻”“丰富”“有文采”“有创新”，而是就事论事式的肤浅，缺乏情感润泽的干瘪。得分不高，自在情理之中。
⑥选用自己不擅长的文体写作。几首诗歌，还有一些半文半白、不文不白的文章，由于水平有限，驾驭上不能得心应手，让人看了不舒服，因此得分都不高。
⑦有些文章，很有文采，能从中看出作者驾驭文字的能力，彰显了作者较丰富的文化底蕴，但行文主旨与材料含义有较大出入。不能不让阅卷老师疑惑，这样高的文字功力，审题上怎么会犯低级错误？是不是考前背诵的范文，宿构的套作？是否太缺少应变能力？
另外，还有一些其他方面的失分原因，比如卷面不整洁、写错别字等，有些错别字纯粹是考生马虎不认真造成的笔下失误，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再次，我们告诫学生，形成认真的习惯，避免无谓的丢分。
【佳作展评Ⅰ】
平等不等于公平
佚名
在小学老师给大家分过糖后，你是否会想，他手里的苹果味比我这桃子的好？在中学老师发给读物后，你是否会想，他手里的科技书比我这漫画书好？在单位分过米油后，你是否会想，他手里的米我更需要？
或许，生活中你有太多太多类似的问题。就像两个孩子分橙子，在一人分得一半后，一个孩子却只取肉，一个孩子却只取皮，剩下的都浪费了。在他们以为一人一半平等地分过之后应该是公平的，其实，并不尽然。有时候，平等不等于公平。在分糖分书时，可能两个人彼此看着对方手里的东西，都在想：我更需要他手里那个。可是，为什么不在分物之前，彼此相互沟通讨论后，再作出相应的决定呢？虽然两个人彼此都认为这样分是平等的，可是彼此并没有取得自己需要的全部，所以并不公平。
这些事情，虽然人们在精神上都得到了充分的“公平待遇”，物质上的量也都平等，但是物质上的质却不尽公平。这是缺乏沟通、管理不完善的表现。在做生意时，商人都追求利益的最大化，这个大并不是指得到的最大，而是最大限度地满足个人的需求。因此，交易前总会多次地商讨沟通以赚取最大利益，彼此互相交换资源，这才是真正的公平，物尽其用。行政亦如此，分配人员时，并不是把最高学历分配到最重要的位置，而是在妥善的人才管理下，专业对口，使得人才资源最优化，这才是真正的公平，人尽其才。为了使平等等于公平，在作出决定前，我们应做好充分的准备面良好的沟通，精细的调研，完善的管理，使物尽其用，人尽其才，平等待人，公平处事。现如今，部分资源紧缺，部分地区物质缺乏，我们更应该让平等等于公平，使资源得以充分利用，不浪费一丝资源。在社会中，使政治利益、经济利益、文化利益等人人公平而合理的分配，人人权利平等，分配合理，司法公正。让人们真正感受到，政府和国家为大家创造的平等而公平的环境，民主管理，公平分配。
希望在下次分橙子时，他能拿到想要的全部果肉，他也能拿到想要的全部果皮。
【模拟评阅】这篇文章看似平实却有着丰富的内容，思维严密，并且在入题与收尾上有着鲜明的特点。
在内容方面，作者从“公平”的角度入手，不仅谈到了每个人都经历过的中小学生活，还结合材料分析的生活小事，甚至引申到社会政治领域，如做生意中的讨价还价，有行政上的人员分配，有社会资源的配置，还有权利平等司法公正等等，可以说，文章的材料取自社会的方方面面，可谓丰富多彩。这样，不但容易让文章贴近现实关注社会，还非常容易由浅入深，升华深化主题。所以此项得分20分。
在表达方面，这篇文章语言平实，但是平实的背后却是严密的思维。而在行文结构上，文章在开头没有直接写出自己的观点，而是用了一系列疑问句，委婉地引起了读者的思考，这种开头的方式更易于赢得读者的信赖，并且很容易就把文章由具体引向一般。在引起了读者的思考后，作者就放手尽情挥洒，从各个方面各个角度去论证沟通的好处，到最后收尾时，用了仅仅一句话，就让驰骋开来的文笔立马又归于材料，戛然而止，绝不拖泥带水，令人怕按叫绝！因此此项得分为19分。
在发展等级方面，这篇文章立意高远，内容丰富，论证充分、深刻而富有说服力。此项得分20分。
美中不足的是，文章第三段内容过于繁杂，可以分为几个小段来分别阐述，可谓瑕不掩瑜。
综合以上亮点与不足，根据评分细则，评分如下：内容20分+表达19分+发展20分=59分。
【佳作展评Ⅱ】
不要在争执中迷失自己
佚名
有时，我们总把自己眼前的得失看得太重，使我们反而忘记了自己本来的方向。有时，我们为了一点利益就争得不可开交，反而让我们失去了更多。有时，我们就像那两个为了一个橙子而争夺的孩子，因为争执，使自己失去了一半的果皮或是果肉。
当我们再遇到像文中的那两个小孩的情况时，为什么不能静下心来谈一谈。当静心地谈过后，我们便可以各取所需了。
日前闭幕的哥本哈根全球气候大会上，各方的讨论十分热烈。然而，最终却未能达成各方满意的协议，这次对人类至关重要的大会规模空前，最终竟没有丝毫的实质性突破。
而各方僵持不下、争论不休的原因就在于大家都不想失去自己的利益。发达国家不愿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与技术，发展中国家也不愿关闭自己的污染严重的工厂。
然而，如果大家都可以静下心来去思考，其实我们完全可以做法各取所需。发达国家渴望更好的气候环境，发展中国家又急需资金与技术，倘使双方不再争执，明确自己真正需要的，这次大会，本来会成为人类历史上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会的。
大到全世界，小到你我每一个人。爱因斯坦与玻尔在历史上曾有过一次关于量子力学的著名论辩。然而，这次长达数月的激烈论战最终却是双方不欢而散，两人也因此交恶，学术上再鲜有往来。而百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再看那一次世纪论战的时候，发现当时双方的观点其实都有问题，但又都有一定正确性。
如果百年之前的两人可以尽弃前嫌，静下心来不再去争执，为共同的科学理想去努力，或许会成为科学史上的一段佳话的。
不仅是那些大师与伟人，我们平常的普通人也一样。
不必再与父母为一些家庭琐事而争吵，不要再与同事为谁干的多干的少而计较，何苦再与同学因一道题的解法而争执不休。
当我们把那些争执放下时，当我们彼此了解了对方与自己的真正想法及真正所需时，我们就可以得到那或许本不可得到的另一半的“果肉”。
【模拟评阅】这是一篇夹叙夹议的记叙文，优点非常明显——现实性强，思路清晰，衔接自然。
在内容方面，本文从材料中得到论点后，将目光转向刚刚结束不久的哥本哈根大会，关注现实贴近现实，让读者感觉文章所论的道理离我们并不远，很有现实意义。然后又用了爱因斯坦和玻尔的例子来说明不能放下争执沟通交流的害处，这个例子并不为很多人所知，也显出了一些新意。此项得分为18分。
在表达方面，语言流畅，衔接过渡方面也做得不错，“大到全世界，小到你我每一个人”“不仅是那些大师与伟人，我们平常的普通人也一样”，这些过渡段落使得文章在衔接转换时非常自然，非常有利于文章内容的层层推进，也利于论证过程逐层深入。此项得分为19分。
在发展等级方面，文章除了内容丰富、结合材料紧密等优势以外，还有最大的亮点——现实性强，思路清晰，过渡分明。此项得分为19分。
不过，文章的不足之处也较明显。将哥本哈根会议失败的原因简单归结为缺乏沟通交流上有些勉强，爱因斯坦与波尔的争执靠简单的沟通交流也未必能解决，也就是说材料并不是能完全证明论点的，显然是作者在选择素材时欠考虑而导致的。
综合以上亮点与不足，根据评分细则，评分如下：内容18分+表达19分+发展19分=56分。
【疯狂链接】
一篇文章，虽然不是处处流光溢彩，但也不乏亮点，个别段落甚至是光鲜异常。现将阅卷过程中发现的精彩片段摘录出来，和各位读者共享。
1.南方雪灾如何？我们坚挺着；地震灾情又如何？我们携手着；三聚氰胺又如何？我们自省着；甲流肆虐又如何？我们内治着重视沟通交流的中国早已不是100多年前的那个夜郎自大、固步自封的中国了。
经过沟通，我们团结了；经过沟通，我们坚强了；经过沟通，我们殷实了；经过沟通，我们完备了。（郑州中学，刘润东）
——虽然方向上未能尽如人意，观点材料也难免油水之嫌，但是能够句句不离“沟通”这么一个关键词，就再也不用担心阅卷老师误判了。
2.当花朵在黎明前摇去最后一滴露珠时，它托悲戚的空气青青告诉我们要冷静思考，细心协商。
当朝阳挣脱夜的怀抱抹去最后一颗残星，它让阳光告诉我们要明白对方想要什么，自己想得到什么。
当微风拂过黑夜的琴弦，琴音回荡在空气里告诉我们，经过沟通协商，资源可以达到最优化配置。
每一位在历史的长河边看尽花开花落的智者都心里明白，即使我们不能心照不宣，也同样可以坐下来慢慢协商，或许可以两全其美。（郑州中学，梁雨楦）
——这是一篇文章的开头部分，特点是，段落并列，短促有力；语言优美，修辞叠用；“协商”“沟通”，关键词每段都有。开头这样光彩照人，即使后面多有瑕疵，也会不同程度地被遮掩。
3.失去与得到，便在一念之间。就像那两个小孩，为了一个橙子而争吵，达成协议之后，自以为已经得到了自己所要的，实际上，他们都只得到了自己所要东西的一半，而另一半却毫无意义地浪费掉了，假如他们都能够敞开心扉，沟通交流，他们都会得到自己所要东西的全部，也就避免了无谓的浪费。（郑州中学，赵婷）
——分析到位，令人折服。材料是我们作文立意的本，只有深入地分析材料，才有可能得出符合材料实际意义的结论，才有可能做到立意最佳。材料是最好的例证，有的同学总是将材料束之高阁而另行寻觅，殊不知，那才是典型的舍近求远。
4.人们已经习惯了用自己的思维去推测他人，一事当前，自己会怎么做，也推测别人也会这么做。但是各人情况千差万别，以己度人，往往误判。每到此时，沟通就显得分外重要了。
可是社会还是缺乏沟通。身居闹市的人们，原来住在一个大杂院，虽然吵吵闹闹，感觉还算不错；现在，大家搬进了高楼新房，住了很长时间，还不知道对门邻居姓甚名谁，即使楼道相遇，也是形同陌路。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可现在，社会发展了，交通方便了，沟通渠道更加丰富了，人们之间的沟通反而实现了老子小国寡民的设想，只隔一道楼板，老死不相往来。（郑州中学，袁芳）
——深挖根源，结合现实，既深刻，又亲切。
评论
两虎相斗必有一伤译文相近的成语是什么
When two tigers fight, one is sure to lose.
评论创先争优活动自查自纠
开头 中共中央办公厅最近转发了《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关于在党的基层组织和党员中深入开展创先争优活动的意见》，并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5月23日，南涧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召开了“爱岗敬业·创先争优”主题教育活动动员部署会议，标志着县联社“爱岗敬业·创先争优”主题教育活动正式启动。在全县员工中掀起了一股创先争优活动的热潮，“创先争优”成为近期基层关注的话题 结尾 作为我们基层的员工来说，我认为应该要坚持以下几点：
一要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做到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只有维护人民利益，信用社才能更好更快的发展。
二要增强业务能力。工作的任务越来越重，新的形势对工作的要求越来越高，现有的工作能力和水平还存在许多不相适应的地方，所以我们要坚持学习，不断进步才能顺应时代的发展。
三要强化责任意识。每一个顾客都是我们的亲人，我们的一言一行都必须维护信用社的良好形象，要用我们的热情周到的服务让党和人民满意！
“爱岗敬业，创先争优”要争创的其实就是对工作的那份激情和干劲，我们要相信，只要在平凡的岗位上真正做到塌实肯干，就一定会出成绩，就一定能成为优秀的信合人，为信合事业的发展更好的添砖加瓦
补充：二十世纪30年代后四十年代前毛泽东怎样阐述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其意义又有哪些？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和内涵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在反对党内教条主义和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的实践中概括和提出的,而且与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思想界对“学术中国化”的探索有着内在的学理联系。而理论界对此则缺乏精细的历史追溯,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提出的思潮背景及其内涵演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学术中国化”之间的互动关系等深层次问题,仍然需要从思想史演变的视角作进一步的梳理和考察。
一、从“世界化”到“中国化”的思潮转向
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中国思想界兴起的以认同民族文化为中心的“中国化”思潮,既有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现代文化发展的内在脉络, 又导缘于帝国主义侵华程度的加深以及由此
首先,思想界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盲目引进西方思潮的深刻反省引发20世纪30年代的思潮转向。
五四新文化运动打破了思想界数千年对儒学的迷信,从民国初期到20世纪20年代末期,西方哲学、文学艺术、历史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被大规模地引入、介绍、移植到中国学术界。然而由于五四时期对文化问题采取的是“形式主义地看问题的方法”①,无论是对传统文化还是外来文化都缺乏细致的分析。比如当时陈独秀在新旧文化的看法上认为:“吾人倘以新输入之欧化为是,则不得不以旧有之孔教为非。倘以旧有之孔教为是,则不得不以新输入之欧化为非。新旧之间,绝无调和两存之余地。吾人只得任取其一。”②把输入西方文化与继承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对立起来,这种思维方式不利于外来文化的本土化。到30年代,一些思想敏锐的学者开始意识到这一时期思想界弥漫的照抄照搬西方文化的机械仿效的偏向,吕振羽批评五四后思想界这种对资产阶级学派的盲目模仿为“文化贩运主义”③。不仅引进西方资产阶级学术思潮存在这个问题,即使是马克思主义学术在其最初的引进和传播阶段也同样存在这个类似的问题。正如贺麟所批评的,盛行于“九一八”前后10年左右的辩证法、唯物论“忽略了民族性和民族精神”,“太没有认清中国问题的时代背景,和客观环境,而只知抄袭外来的教条”④。这种教条习气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引进和传播中显得特别突出。在20世纪30年代发生的关于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问题的学术论战中,尽管郭沫若等一些进步学者开始把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形态发展阶段的理论运用于分析中国古代社会,然而,“这场论战有一个最大的缺点,就是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没有很好消化,融会贯通,往往是以公式对公式,以教条对教条”⑤。当然,沿袭西方文化是引进外来文化的不可逾越的阶段,但在引进过程中如何处理外来文化与本民族传统的关系,以及如何使之适应于中国的具体国情,对这些深层次问题作出科学回答远比简单引进更为复杂,更为艰巨。
当五四时期对传统评判的激烈情绪逐渐冷静下来之后,当年批判传统的文化先锋开始以日趋平静的心态对待本民族的传统。从30年代开始,借鉴西方思想,结合中国传统文化与现实社会实际的需要,形成自己的思想体系,则逐渐成为中国思想发展的新趋向。从中国社会学的发展来看,在30年代之前,基本上是以翻译介绍欧美社会学理论为主,“偏于译述,其自著者较少”⑥。在1930年前后,孙本文等社会学家开始提出并致力于“根据欧美社会学家精密有效的学理,整理中国固有的社会思想和社会制度,并根据全国社会实际状况,综合而成有系统有组织的中国化的社会学”⑦。孙本文所著《社会学原理》一书在材料的征引上,“凡可得本国材料者,即用本国材料”⑧,力求使之更加符合中国社会的具体实际。他还邀请吴景超、黄凌霜、杨开道等著名专家共同编写《社会学丛书》,从1929年到1930年由世界书局陆续出版。此外,陈翰笙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主持对无锡、广东等地农村的大规模实地调查,不仅加深了对中国农村的认识,而且推动了社会学中国化的进程。不仅是社会学,其他各个学术领域也都纷纷开始探索对西方学术与思想进行改造,使之具有中国特有的形式,适应中国的特殊社会环境。
1935年1月,王新命、何炳松、陶希圣等10位教授在《文化建设》月刊上发表《中国本位文化建设宣言》,提出了“中国本位文化建设”的主张。宣言指出,对于欧美文化,“须吸收其所当吸收,而不应以全盘承受的态度,连渣滓都吸收过来。吸收的标准,当决定于现代中国的需
要”①。“中国本位文化”论提出后,在中国思想界引发了关于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问题的激烈讨论,这场争论对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化从追求“世界化”到“中国化”的路向转变,具有不可忽视的思想意义。通过争论,思想界全面检讨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文化发展趋向的偏差,片面追求“世界化”的文化主张遭到大多数人的摒弃,对吸收外来文化与继承民族传统文化关系的认识比五四前后的文化论战前进了一步。特别是这场文化讨论发生在中华民族面临即将爆发全面民族战争危机的前夜,它所提出的“中国本位”的民族意识,“不守旧、不盲从”的方法,以及依据“此时此地需要”来建设中国文化的主张,实际上把现代中国文化建设的讨论直接引入了一个如何走“中国化”道路的深刻理论问题。
其次, 20世纪30年代以来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加深了思想界对本国文化的认同。
九一八事变特别是七七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中国进行全面侵略,不仅在政治上控制中国的主权,军事上吞并中国的领土,而且为了达到长久奴役中国人民的侵略野心,还辅之以在思想上进行奴化教育,宣传所谓“新民”思想和“日中亲善”、“共存共荣”,以麻痹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和抗日意志。在直接沦为日本殖民地的伪“满洲国”,民族文化更遭受着灭顶的灾难,“受着亡国奴教育的‘满洲国’学生,他们的读书求学,思想言论得不到任何的自由,强迫学日语,读经,尊孔,以及‘满洲国’的王道教育”②。中国面临着自近代以来空前严峻的民族危机。
政治危机、军事危机引发了知识界对本民族文化生存危机的担忧,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成为各阶级、各阶层的共识,他们在举起民族复兴的旗帜的同时也发出了文化复兴的呐喊。众多学者纷纷把学术视野转向传统文化,试图从中挖掘出能激发民族精神的文化财富。抗战时期,学术研究成为全民抗战建国的组成途径,包括哲学在内的各门社会科学不再是远离现实的书斋中的高雅学问,而成为鼓动民族志气、激发民族斗争的精神力量。为了救亡图强、振奋民族精神,哲学家们不约而同地把学术视野转向清理中国古代优秀哲学遗产。从1936年开始,冯友兰相继撰写了《新理学》等“贞元六书”,“把中国的封建哲学恢复起来,激发人们的爱国思想,抵制日本的侵略”③。贺麟对民族文化的危机有着深切的感受,公开亮出“儒家思想的新开展”的旗帜。他认为儒家思想是中国文化的主体精神,“如果中华民族不能以儒家思想或民族精神为主体去儒化或华化西洋文化,则中国将失掉文化上的自主权,而陷于文化上的殖民地”④。
考察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文化发展的路径,我们可以看出,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思想界对中西文化的认识进一步深化,在民族危机的催生下民族文化得到空前的高扬。这些主客观因素为中国现代文化思潮沿着从“世界化”到“中国化”的路向发展提供了现实条件。
二、从学术的通俗化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演变
20世纪30年代的思潮转向使学术界在引进外来学说、思想和理论的同时,开始关注如何从内容和形式等方面使之更加符合中国本土国情。1938年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是以进步思想界关于学术的通俗化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通俗化为思想起点而展开讨论,并扩大到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要不要中国化以及如何中国化的问题。
在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前,“中国化”的概念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已经被广泛使用⑤。1937年11月,延安的《解放》周刊上发表了署名“从贤”的文章《现阶段的文化运动》,批评了五四以来的文化运动“外国气味实在太重了”的现象,提出“使我们的文化运动充分中国化”的问题。而如何使外来文化为中国所接受,显然生吞活剥是行不通的,作者指出了大众化的文化运动这一途径。“从贤”所批评的“外国气味实在太重”的弊病,实际上在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思想界已经有所觉察;“从贤”所提出的“大众文化”的任务,也已经有人在开始着手做。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者已经开始自觉地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问题进行初步的探索。这种学术的“中国化”最初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通俗化的形式表现出来。从民国初年到20世纪20年代末,马克思主义哲学被进步知识界引进、介绍和宣传,但是对于哲学的通俗化,长期以来“还没有人尝试过,甚至是没有人屑于这样尝试的”①。
针对这种状况,一些思想敏锐的哲学工作者开始考虑如何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通俗化。从1934年起,青年哲学家艾思奇在《读书生活》杂志上连续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后来结集出版《大众哲学》。这部著作在“学术中国化”方面的开拓性贡献在于其通俗性,它把高深的哲学理论用通俗的语言、人民大众所熟悉的事例加以解释介绍,打破了历来对于哲学的神秘观点,使哲学与人民大众的日常生活接近。继艾思奇之后,一批哲学工作者也纷纷开始从事哲学通俗化的研究,从而使哲学界在30年代中期形成了一个哲学通俗化和大众化运动。1936年6月,上海生活书店出版了沈志远撰写的《现代哲学的基本问题》一书,这部著作最大的特点在于把深奥的理论与大众生活和社会实践密切地联系起来,提高普通群众对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研究的兴趣和理解,从而做到通俗化、大众化。此外,陈唯实在1935年至1937年间陆续出版的《通俗辩证法讲话》、《通俗唯物论讲话》、《新哲学体系讲话》、《新哲学世界观》,胡绳在1937年出版的《新哲学的人生观》以及在1937年《新学识》杂志上以书信形式写的《漫谈哲学》等,都是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通俗化的杰出成果。在30年代众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中,最为突出的是李达。1937年5月,上海笔耕堂书店出版了李达所著《社会学大纲》。该书形成了符合中国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整体性的教科书体系,被毛泽东誉为“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部马列主义的哲学教科书”②。
通俗化无疑是中国化的初步,但是,学术的中国化绝不仅仅在于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几个有趣的故事来阐明深奥的哲理,通俗化并不等于中国化。正如和培元在纪念延安新哲学会3周年时所作的演讲中指出:“我们的新哲学家对哲学本身还十分缺乏更渊博更深刻的研究”,“多数还仅能做到辩证唯物主义原理的解释或传达”,“我们还没有一部真正中国化的新哲学教程”③。1938年4月,艾思奇在《自由中国》创刊号上发表《哲学的现状和任务》一文,回顾马克思主义哲学通俗化、大众化所走过的道路,把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通俗化提升到“中国化”的认识高度。他说:“过去的哲学只做了一个通俗化的运动,把高深的哲学用通俗的词句加以解释”,这些成绩在打破哲学的神秘观点、在使哲学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接近等方面是有极大意义的,然而这仅仅是“中国化现实化的初步”,“通俗化并不等于中国化现实化”。因为所谓的通俗化,并没有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它也没有适应这激变的抗战形势的力量”。因此,他向哲学界呼吁:“现在需要来一个哲学研究的中国化、现实化的运动”。④那么,在通俗化的基础之上,怎样才能真正做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呢?艾思奇在《关于形式论理学和辩证法》中指出,除了要学习、精通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外,“原则上不外两点:第一要能控制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熟悉其表现方式;第二要消化今天的抗战实践的经验与教训”⑤。同年7月,胡绳在《辩证唯物论入门》小册子的前言中对“中国化”进行了阐述。胡绳认为,
辩证唯物论的“中国化”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是“用现实的中国的具体事实来阐明理论”;二是“于理论的叙述中,随时述及中国哲学史的遗产以及近三十年来中国的思想斗争”①。艾思奇、胡绳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思路基本相似,都提出要注重中国传统哲学遗产,注重对现实问题的研究。这些原则既是哲学中国化的必经途径,实际上也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基本途径。
30年代进步哲学界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通俗化、大众化方面所取得的成果引起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关注和重视。1936年11月至1937年4月,毛泽东详细阅读了李达翻译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作了12000多字的批注,“这些旁批,后来就逐渐发展成为他的光辉著作《实践论》”②。1937年9月,毛泽东认真阅读了艾思奇的《哲学与生活》,并作了17页摘录,“得益很多”③。为了进一步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和普及,在毛泽东的倡导下,艾思奇、何思敬等在1938年9月发起成立延安新哲学会。9月30日《解放》第53期发表《新哲学会缘起》,介绍其宗旨在于:一是纠正过去理论工作中注重通俗化、大众化的缺陷,“把目前做得不很够的理论工作推进一步”,在理论研究上“不但仅仅要综合眼前抗战的实际经验和教训,而且要接受一切中外最好的理论成果,要发扬中国民族传统中最优秀的东西”。二是新哲学会“并不仅仅就哲学而研究哲学”,而是突破哲学学科的界线,把当时在延安的哲学家、社会科学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和自然科学工作者等等组织起来,推动大家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来研究一切抗战建国的经验教训,研究一切的其他的科学”。新哲学会的发起在从学术的通俗化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发展史上具有独特的学术意义:从研究队伍上看,它突破了哲学工作者的群体;从研究内容上看,它突破了哲学学科的界线,使对学术中国化研究的范围更加广泛。
不仅在哲学领域,在文学领域也兴起文学大众化运动。20世纪30年代,左联努力倡导文学大众化运动并取得了一些实绩,但离为老百姓喜闻乐见还有很大差距。尤其是在抗战爆发后,“‘欧化’的文化形式受到了怀疑”④,众多作家为了使文艺创作更加贴近群众,从内容到形式都作了新的尝试,涌现出一大批内容通俗的文学作品。
由此看来,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召开前,进步思想界不仅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通俗化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并取得了丰富的理论成果,而且在此基础上初步提出并探索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国化”问题。这些理论探索和学术研究为六届六中全会中国共产党正式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准备了较为扎实的理论基础和浓厚的思想氛围。
三、“中国化”内涵的学理完善
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并作了较为详细的阐述,同时,刘少奇、张闻天等党的其他领导人联系各自的工作,从不同角度对这一命题作了阐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作为20世纪30年代末中国共产党的重要理论创新,需要学术界对它进一步丰富和学理化。然而,从总体上看,当时学术界对中国共产党这一崭新理论命题的研究仍然是初步的,缺乏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针对这种状况,艾思奇指出:“毛泽东同志的这一个号召,已经过了数年了,但我们在理论的学习研究上还很少注意。我们怎样来响应这一个号召,来掌握具体的,中国化的,带着中国民族特性,按照中国的特点来应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呢?”⑤艾思奇提出这个问题引起了理论界的重视,进步社会科学工作者围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根据、方法原则、实现途径等重大问题,或通过正面阐述,或批判错误思潮,作了进一步深入辨析和学理完善。
首先,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根据问题。艾思奇认为,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中国化,“因为马克思主义有一般的正确性,……倘若它没有这一般的正确性,倘若它仅仅是特殊的东西,那就完全谈不到‘化’的问题了”。艾思奇所提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所具有的“一般的正确性”,是指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和科学的方法,它科学地揭示出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同时也提供了无产阶级斗争的理论和策略。所以,艾思奇认为“马克思主义在内容上实质上是国际主义的”,全世界马克思主义者都有着共同的理论、共同的看问题的立场和方法,以及共同的奋斗目标,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提条件。同时,马克思主义必须中国化,因为各国的国情不同,“马克思主义是不能不依着各民族的不同的发展条件而采取着不同的表现形式的”。就中国具体而言,要充分考虑到中国国情的特殊性,“依据中国的特点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民族的特殊形式之下表现出来”。①艾思奇从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哲学方法论角度阐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根据,无疑更加严密,更具有学理色彩。
其次,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继承与发展的关系问题。
叶青在《论学术中国化》的文章中指出,化是带有改作和创造的性质的,理解、精通、继承、宣传、应用、发挥等都不是化,当然也不是中国化了。“它必需变更其形式,有如一个新的东西,中国的东西,与原来的东西不同,这才叫做中国化”。②在叶青看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从本质上把马克思主义变成非马克思主义的东西。艾思奇在《抗战以来的几种重要哲学思想评述》的文章中批驳了叶青的错误观点,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在于把马克思主义的真正精神,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应用到中国的具体问题上来,就是在中国的现实地盘上来把马克思主义加以具体化,加以发展”③。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既要在中国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时又要在中国的具体环境之下来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这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史上的继承与发展的辩证统一。在是否存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问题上,叶青持否定观点。他认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无产阶级领袖没有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他们解决的只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写作问题”和“马克思主义的通俗化和大众化”④。艾思奇则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高度,驳斥了叶青的观点。他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仅是理论问题,更重要的是实践问题。他列举了一大批中国马克思主义著作特别是毛泽东的著作,用大量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中国“已经产生了一些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有了自己的马克思主义”⑤。
再次,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民族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
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特别提到“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的问题。毛泽东要求一切有相当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不仅要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研究我们民族的历史和研究当前运动的情况和趋势,而且还要“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⑥。文学界对毛泽东提出的“民族形式”问题尤其感兴趣,因为在此之前,他们在文艺大众化讨论中曾在是否“利用旧形式”上存在分歧,毛泽东关于“中国化”和“民族形式”的有关理论论述从根本上解决了从“五四”到抗战初期长期没有解决的大众文艺的根本问题。巴人赞同毛泽东所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把这一问题具体引入文艺研究领域,他说:“在文艺领域里,我以为同样需要提出中国的气派与中国作风。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希望全国的文艺同志予以密切的注意。”⑦
然而,对待传统文化有一个根本的态度和方法问题,那就是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批判继承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弃其糟粕,而不是毫无批判地全盘继承。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文化复古主义的本质区别。新文化对旧文化的继承不是在旧体系内继承,而是首先必须把旧文化作为一个体系加以抛弃,“这是因为那个旧的体系,根本上已经腐朽了,不能再用了”,“所以,在谈接受文化遗产的时候,首先就要把整个旧文化当做一个废墟,断不能再把它当做还是完整的只在某些地方有点破损的华厦看待”,把那些“片段的而且只能把这种片段从旧体系中剥取出来,使他服从于新体系,服从于今天人民的需要才行”①。传统文化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体系,必须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进行具体的分析。在这一方面,嵇文甫作了更加具体化、更具有可操作性的理论阐述。他把传统文化分为四大类,区别不同的类型采取不同的态度:传统文化中“带着一般性或共同性,根本就不是某一个特殊时代所独有,和现代生活根本就没有什么冲突”,则可以直接继承;有些旧文化“具体形态早已失掉”,但留下“它的某些精神或远景”,“在现代生活中又能发生某种有益的作用或暗示”,则也可以接受它们;对于旧文化中“包含一种真理,或近代思想的某些因素”,则需要“从神秘的外衣中,剥取其合理的核心”;对于“在当时却是有进步意义”的传统文化,则需要“从历史发展的观点上,阐扬其进步性”。②这些见解表明,当时马克思主义学者对传统文化的了解和分析比以前具体深入,其认识水平远远超过中体西用论者、全盘西化论者和中国本位文化论者,即使是从现在的眼光来看,仍然富有启发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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