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一生的思想立场总在改变，唯一不变的是对现实的批判。主要贡献在文学与美学，有着坚定的信仰。代表作：《乞乞科夫的经历或死魂灵》《一八四七年俄国文学一瞥》。37岁，逝世。 评论
别林斯基：真正的朋友不把友谊挂在口上······翻译成英文
翻译：True friends don't PUt friendship in words, they are not for friendship and mutual requires a bit of what for each other, but try to do something BieLinSiJi ShakesPEare said; "Between the friend must be trouble of economic, that can say up true friendship.
追问：
陀思妥耶夫斯基《双重人格》的艺术特色（写作手法、人物塑造）是怎样的？
《双重人格》（1846）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继他的成名作《穷人》（1845）之后发表的第二部作品。 关于《双重人格》，先是好评如潮，曾受到别林斯基和屠格涅夫的赞扬（陀氏曾在别林斯基召集的晚会上朗诵了这篇小说的头三章），继而，全文发表后，却引起了一片批评和指责，认为这篇小说“枯燥乏味，不堪卒读”。别林斯基特别不满这篇小说的“幻想色彩”：“在当代，幻想的东西只能发生在疯人院，而不应当发生在文学中，这是医生而不是诗人应当管的事。” 可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无论在《双重人格》的写作过程中，还是在《双重人格》遭到批评之后，甚至直到他垂暮之年，对《双重人格》的自我评价都十分良好。他在给哥哥的信中说：“戈利亚德金写得很出色，这将是我的杰作”，“戈利亚德金比《穷人》高出十倍。我们的人说，在《死魂灵》之后，在俄罗斯尚未出现过类似的作品。”在经过苦役、流放、重返文坛后的1859年，他在给哥哥的信中又说，他要修改《双重人格》，把它扩展成一部长篇小说，并加上作者序，让人家看看究竟什么是“双重人格”。他希望这部小说能引起轰动。他说：“我干吗要丢掉这一出色的思想，丢掉就其社会重要性来说最重大的典型呢？这一典型是我头一个发现的，我是揭示这个典型的预言家。”1877年，他在提到《双重人格》时又写道：“我还从来没有把任何比这更为严肃的思想引到文学中来。” 一褒一贬，二者的分歧究竟在哪里呢？别林斯基认为，小说在形式方面尚存在某些缺点。而俄国陀思妥耶夫斯基学者格罗斯曼则直截了当地指出：“它同自然派的创作原则大相径庭，因而引起强烈反对。”俄国自然派的创作原则就是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陀思妥耶夫斯基奉行的则是幻想现实主义或发展到幻想性的现实主义，把幻想性和现实性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他在《双重人格》中运用的艺术形式，据俄国学者巴赫金研究，渊源于狂欢节文化的梅尼普斯式讽刺：把对立的两极集于一体，情节怪诞，亦真亦幻，亦庄亦谐。 《双重人格》中的梅尼普斯式讽刺，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初试锋芒，尚未娴熟。他自己也承认：“我这篇小说的形式彻底失败了。”但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这一别具特色的艺术形式无疑滥觞于《双重人格》。“有人公开说，这部作品是奇迹，尽管不好理解；它的巨大作用将在以后表现出来；哪怕我（指陀氏本人）只写一篇戈利亚德金，那么对我来说也已足够了；在一些人看来，它比大仲马更有兴味。”别林斯基也说：“一般平庸的作家是不会用这样的作品来开始自己的文学生涯的”，“对于许多人来说，甚至用这样的作品结束自己的文学生涯，也已经够好，够璀璨的了。” 以后，特别在重返文坛之后，作者继续深入开掘了“双重人格”这一主题，使梅尼普斯式讽刺这一艺术形式更趋成熟。例如《罪与罚》中的拉斯科利尼科夫——卢仁——斯维德里盖洛夫，《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伊万——斯梅尔佳科夫——魔鬼：前者就是典型的双重人格，而后两者实际上就是前者的化身，尽管外貌不同。 双重人格具有普遍性，它是人的普遍特性。人的性格是复杂的，是由多种因素构成的，随着环境与条件的变化而呈现其不同侧面，因而出现双重人格或多重人格。 本书译者臧仲伦先生在他为《罪与罚》中译本写的序言《人的命运与人的哲学》中写道： “‘双重人格’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一个十分重要的主题。它是理解《罪与罚》和他的其他小说的一个关键。 “拉斯科利尼科夫就是戈利亚德金第二。但他并不是妄想型的偏执狂，而是一个理智健全的野心家、阴谋家；他也不像戈利亚德金那样在自己的想像中幻化成另一个人，而是寓双重人格于一身。 “双重人格，或曰内心分裂，用我们现代的话说，就是人的二重性。用陀思妥耶夫斯基形象化的说法，就是集‘圣母马利亚的理想’与‘所多玛城的理想’于一身。” 评论
现实主义典型学说包含哪些主要观点
正如杰克·唐纳利所指出，现实主义不仅不能提供一种一般理论，而且它基本上也是前后矛盾的，现实主义者对同一事件的解释经常不一致。现实是变动不居的，针对不同的问题，现实主义当然给出的解释是不一样的，不然就不称其为现实主义了。“现实主义变成了建立在共同预设理论假定之上、有点松散联系的前后不一致的理论模式。”因此，了解现实主义，除了解现实主义的世界观和基本假定这些共同点之外，了解现实主义者之间的不同也是十分重要的。本文拟以经典现实主义和新现实主义为例，通过探讨现实主义理论的多样性，进而来揭示现实主义在国际秩序模式上的异同之处。和浪漫主义有很大不同
补充：
<<傻瓜>>作者屠格涅夫梗概!急!
伊凡·谢尔盖耶维奇·屠格涅夫（俄语：Иван Сергеевич Тургенев；英语：Ivan Sergeevich Turgenev，公历1818年11月9日－1883年9月3日，合儒略历1818年10月28日－1883年8月22日）俄国现实主义小说家、诗人和剧作家。 俄国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作家、诗人和剧作家，出生于世袭贵族之家，生于俄国奥廖尔省奥廖尔一个旧式富裕家庭，父亲是一个骑兵团团长，十六岁的时候父亲去世。屠格涅夫的妈妈脾气很不好，经常打骂自己的孩子。1833年进莫斯科大学文学系，一年后转入彼得堡大学哲学系语文专业，毕业后到德国柏林大学攻读哲学、历史和希腊与拉丁文。屠格涅夫进入莫斯科大学学习一年，随后转入圣彼得堡大学学习经典著作，俄国文学和哲学。1838年前往柏林大学学习黑格尔哲学。在欧洲屠格涅夫见到了更加现代化的社会制度，被视为“欧化”的知识分子，主张俄国学习西方，废除包括农奴制在内的封建制度。 1843年春，屠格涅夫和他的最早师父李根（中文译名）共同发表叙事长诗《巴拉莎》受别林斯基好评，二人建立深厚友谊。 1847～1851年，他在进步刊物《现代人》上发表其成名作《猎人笔记》。以一个猎人在狩猎时所写的随笔形式出现的，包括25个短篇故事，全书在描写乡村山川风貌、生活习俗、刻画农民形象的同时，深刻揭露了地主表面上文明仁慈，实际上丑恶残暴的本性，充满了对备受欺凌的劳动人民的同情，写出了他们的聪明智慧和良好品德。该作品反农奴制的倾向触怒了当局，当局以屠格涅夫发表追悼果戈里文章违反审查条例为由，将其拘捕、放逐。在拘留中他写了著名的反农奴制的短篇小说《木木》。 19世纪50至70年代是屠格涅夫创作的旺盛时期，他陆续发表了长篇小说：《罗亭》(1856)、《贵族之家》(1859)、《前夜》(1860)、《父与子》(为怀念屠格涅夫和他的最早师父李根（中文译名）)（1862）、《烟》（1867）、《处女地》（1859）。其中《罗亭》是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塑造了继奥涅金、皮却林之后又一个“多余的人”形象，所不同的是，罗亭死于1848年6月的巴黎巷战中。《父与子》是屠格涅夫的代表作。它反映了代表不同社会阶级力量的“父与子”的关系，描写亲英派自由主义贵族代表基尔沙诺夫的“老朽”，塑造了一代新人代表——平民知识分子巴札罗夫。但巴札罗夫身上也充满矛盾，他是旧制度的叛逆者，一个“虚无主义者”，否认一切旧传统、旧观念，他宣称要战斗，但却没有行动。小说问世后在文学界引起剧烈争论。 从60年代起，屠格涅夫大部分时间在西欧度过，结交了许多著名作家、艺术家，如左拉、莫泊桑、都德、龚古尔等。参加了在巴黎举行的“国际文学大会”，被选为副主席（主席为维克多·雨果）。屠格涅夫对俄罗斯文学和欧洲文学的沟通交流起到了桥梁作用。 屠格涅夫是一位有独特艺术风格的作家，他既擅长细腻的心理描写，又长于抒情。小说结构严整，情节紧凑，人物形象生动，尤其善于细致雕琢女性艺术形象，而他对旖旎的大自然的描写也充满诗情画意。 [编辑本段]创作 屠格涅夫的创作生涯始于大学时代 。1834年写成处女作诗剧《斯杰诺》，带有鲜明的浪漫主义特色。1843年发表的叙事诗《巴拉莎》标志着他从浪漫主义转向现实主义，别林斯基从这部诗作中看出了作者“独特的才华”。此后他逐渐转向了散文创作。第一篇散文作品是中篇小说《安德烈·柯洛索夫》。继而发表叙事诗《地主》和中篇小说《彼土什科夫》，它们已显示出自然派和果戈理的影响。他还创作了许多剧本，其中《食客》、《贵族长的早宴》、《单身汉》等，主要反映贵族生活和风习。50年代初发表的中篇小说如《多余人日记》和《雅科夫·帕辛科夫》等。剧本《村居一月》第一次反映出平民知识分子与贵族的矛盾。 给屠格涅夫 带来巨大声誉 的是他由22篇特写和短篇小说组成的《猎人笔记》，全书有统一的主题，即对封建农奴制度的揭露和抗议。所写的众多人物，主要可分为截然对立的两大类：一类是作者“从以前没有任何人这样接近过的”视角去描写的农民形象，另一类则是作者怀着憎恶之情加以刻画的地主形象，通过对两类人物的不同态度和评价清楚显示了作者的人道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思想倾向。作品中对大自然富有诗意的描写和叙述中的抒情笔调，增添了它的艺术魅力。 从50年代中期至70年代后期 ，作家先后发表6部长篇小说，它们成了俄国19世纪40～70年代社会生活的艺术编年史。 《罗亭》，写贵族知识分子的作用问题。主人公罗亭是他生活时代的“多余的人”。《贵族之家》，也是一部描写“多余的人”的小说。主人公拉夫列茨基最终无可奈何地退出了人生战场，表明贵族知识分子历史作用的终结。《前夜》是作家转向以“新人”——平民知识分子为主人公的第一部小说，女主人公叶莲娜是追求自由和解放新女性形象。《父与子》着力描写俄国自己的“新人”。父辈指老一代贵族，“子”辈指新一代平民知识分子。小说深刻揭示了这两代人的矛盾和冲突。《烟》反映出农奴制改革的有名无实。《处女地》则直接反映70年代民粹派所发动的“到民间去”这一社会运动。作者以自己的渐进论观点去评价这一运动，而把希望寄托在改良主义者沙罗明身上。 [编辑本段]影响 屠格涅夫是 19 世纪俄国有世界 声誉的现实主义艺术大师。他的小说不仅迅速及时地反映了当时的俄国社会现实 ，而且善于通过生动的情节和恰当的言语、行动，通过对大自然情境交融的描述，塑造出许多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他的语言简洁、朴质、精确、优美，为俄罗斯语言的规范化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国早在1917年就开始翻译介绍屠格涅夫的小说，现在几乎他所有的主要作品都有了中译本，一些名作还有多种译本。早期写诗（《帕拉莎》《地主》等）。1847～1851年，他在进步刊物《现代人》上发表其成名作《猎人笔记》。以一个猎人在狩猎时所写的随笔形式出现的，包括25个短篇故事，全书在描写乡村山川风貌、生活习俗、刻画农民形象的同时，深刻揭露了地主表面上文明仁慈，实际上丑恶残暴的本性，充满了对备受欺凌的劳动人民的同情，写出了他们的聪明智慧和良好品德。该作品反农奴制的倾向触怒了当局，当局以屠格涅夫发表追悼果戈里文章违反审查条例为由，将其拘捕、放逐。在拘留中他写了著名的反农奴制的短篇小说《木木》，对农奴制表示抗议。以后又发表长篇小说《罗亭》（1856年）、《贵族之家》（1859年），中篇小说《阿霞》《多余人的日记》等，描写贵族地主出身的知识分子好发议论而缺少斗争精神的性格。在长篇小说《前夜》（1860年）中，塑造出保加利亚革命者英沙罗夫的形象。后来发表长篇小说《父与子》，刻画贵族自由主义者同平民知识分子之间的思想冲突。后期长篇小说《烟》（1867年）和《处女地》（1877年），否定贵族反动派和贵族自由主义者，批评不彻底的民粹派，但流露悲观情绪。此外，还写有剧本《村居一月》和散文诗等。 [编辑本段]作品内容 屠格涅夫对自己母亲的专横和虐待农奴的行为很不满，常常与农民和农奴交谈。他庄园的一个农奴常给屠格涅夫读涅克拉索夫的诗歌，屠格涅夫非常喜欢，写了一些诗歌和特写，被别林斯基读到。别林斯基非常赞赏其中表现出的天赋。在别林斯基关怀下，1852年屠格涅夫发表了自己的特写集猎人笔记。这是几年来他观察平民生活，和各界人士交谈等生活经验的提取。作者借一个猎人的视角，站在温和的民主主义立场，对俄罗斯农民的遭遇进行了真实而富有诗意的描写，同时给予了深厚的同情。这部作品被社会各阶层广泛阅读，当时正在考虑农奴制度改革的沙皇也对其非常赞赏。 1855年屠格涅夫发表著名剧本《村中一月》，开始逐渐关心知识分子与贵族的冲突问题。1856年他发表小说《罗亭》，塑造了一个具有革命激情，但是缺乏行动的小贵族的叛逆者的形象。1859年屠格涅夫发表《贵族之家》。1860年他发表小说《前夜》。塑造了一个革命者英扎罗夫的形象，杜勃罗留波夫非常看重这片小说，发表了著名评论《真正的白天何时到来？》断言“前夜离随之而来的白天总是不远的”认为屠格涅夫描绘了革命的前夜。屠格涅夫不同意这一断语，希望涅克拉索夫不要发表这篇评论，涅克拉索夫没有同意，导致了屠格涅夫和《现代人》杂志的决裂。 1862年屠格涅夫发表《父与子》主人公巴扎罗夫狂傲，重视行动，重视科学实验。是作者假想的新人形象，但是遭到民主派的抨击。 《猎人笔记》是屠格涅夫的成名作，也是他的第一部现实主义力作。《猎人笔记》是一部形式独特的特写集。作品控诉了腐朽的农奴制度，表现了作者的民主主义思想。作品以一个猎人的行猎为线索，刻画了地主、管家、磨房主妇、城镇医生、贵族知识分子、农奴、农家孩子等众多的人物形象，真实地展现了农奴制背景下外省城乡各阶层人民的生活风貌。在美丽的大自然的景色中，发生的却是种种悲剧，体现了对农奴制度的无言控诉。作品也生动地描述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作品采用见闻录的形式，真实、具体、生动、形象，体裁风格多样，语言简练优美，可谓散文化小说、诗化小说的范例。别林斯基评价该作品“从一个前人所不曾有过的角度接近了人民”。《猎人笔记》是作者成名之作，对俄罗斯文学产生了很大影响。因此屠格涅夫是个促进俄罗斯文学的大人物。 《罗亭》，《父与子》都是其著名的为学代表作。 评论
屠格涅夫的详细资料
伊凡・谢尔盖耶维奇・屠格涅夫 (1818～1883)，俄国现实主义小说家、诗人和剧作家。 俄国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作家、诗人和剧作家。
1818年11月 9日生于奥廖尔省一贵族家庭。自幼目睹母亲专横任性，虐待农奴，开始对农奴制产生厌恶，后来他立下“汉尼拔誓言”，表示决不同农奴制妥协。
1833年进莫斯科大学语文系，一年后转入彼得堡大学哲学系语文专业，1837年毕业。
1838至1841年在柏林大学修习哲学、历史和希腊、拉丁文。在这期间同巴枯宁和尼·斯坦凯维奇接近。回国后在内务部供职两年。
1842年底认识别林斯基，不久又同别林斯基周围的作家们交往，在西欧派思想指导下开展文学活动。他与别林斯基结成至交，受后者熏陶，加强了反农奴制和反斯拉夫主义的志向，促进了现实主义文学观的形成。
1847年初出国旅行，同在萨尔斯堡养病的别林斯基一起度夏，《猎人笔记》中的几篇特写，就是在别林斯基的直接影响下写成。
1848年2月他奔赴巴黎,以同情的态度观察工人起义。1850年回国。沙皇政府早已被他从1847年以来在《现代人》杂志上陆续刊出的《猎人笔记》的反农奴制倾向所触怒，1852年借口他违反禁令发表悼念果戈理的文字，把他拘留一个月，并遣回原籍，迫使他在警察监视下，在自己的庄园斯帕斯克村居住了一年半。但他在彼得堡的拘留所里又写了揭露农奴制的中篇小说《木木》，其中残暴的女地主形象就是以他自己母亲为原型的。
屠格涅夫从1847年起为《现代人》杂志撰稿，到1860年止共合作了13年，而1850至1856年之间是他同《现代人》联系最密切的时期。此后，在农奴制改革前夕，他渐渐同《现代人》中革命民主主义者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人发生分歧。他出于自由主义和人道主义观点反对农奴制，并同情人民的苦难,但却拥护自上而下的改革,而不赞成革命。农奴制改革年代在他思想和创作的发展中几乎是分水岭，正是这时他同《现代人》公开决裂。1862年底，身在国外的屠格涅夫被指控同逃亡伦敦的巴枯宁等人有牵连（所谓“32人案件”），沙皇政府召他回国受审，他借故拖延了一年多。这期间，他上书亚历山大二世表示忠诚，还捐献两枚金币以慰劳镇压波兰起义的受伤兵士，为此受到革命阵营的猛烈抨击。
从1863年起，屠格涅夫同波里娜·维亚尔多一家一起住在巴登—巴登。维亚尔多是法国著名歌唱家，1843年随意大利歌剧团到彼得堡演出，开始同屠格涅夫认识，以后成为终生密友。他多次出国和侨居国外都同她有关，她给他的创作也留下深刻的痕迹。1871年普法战争后，他同维亚尔多一家迁居巴黎，直到逝世。在这里，他同法国名作家福楼拜、埃·龚古尔、左拉、都德以及莫泊桑亲密交往，同时通过自己的翻译和介绍，促进了俄国文学在欧美的广泛传播。他经常回国作短期逗留。最后也是最久的一次是1880至1881年。1882年初患脊椎癌，次年9月3日病逝于巴黎。遵照他的遗嘱，遗体运回祖国，安葬在彼得堡沃尔科夫公墓。
屠格涅夫早在大学时代就以浪漫主义诗歌开始其创作生涯（诗剧《斯杰诺》，1834）。1843年发表的叙事诗《巴拉莎》表现出现实主义倾向，为别林斯基所赞许。第一部散文作品是1844年发表的中篇小说《安德烈·柯洛索夫》。此后的叙事诗《地主》（1846）和中篇小说《彼土什科夫》(1848)，则使人明显地感觉到自然派和果戈理的影响。特写集《猎人笔记》(1847～1852)标志着他完成向现实主义的转变。
《猎人笔记》是屠格涅夫的成名之作，其主题是农奴制下农民同地主的关系。作者在诗意盎然的俄罗斯大自然景色的背景上，以深厚的人道主义，表现俄国农民的民族特征、他们的精神品质和才华（《霍尔和卡里内奇》、《歌手》、《白净草原》等），描写他们在农奴制下贫困无权、备受侮辱和压榨的境况（《事务所》、《莓泉》、《活尸首》），揭露地主的假仁慈和凶残本性（《总管》、《两地主》）。列宁在揭露一个自由主义贵族的“人道”时曾引用过《总管》中地主宾诺奇金的形象。加里宁认为，屠格涅夫在本书里“把农奴表现为象所有的人一样配享人权的人”。谢德林说，这本书“……对于那些以人民及其困苦为对象的整个文学来说是开风气之先”。屠格涅夫原来还想写一篇农民反抗地主、强迫他吃下八普特黑土的特写《食地兽》，但考虑到审查条件，没有实现。这部特写集的特色是如实地朴素地描写农村生活，在平淡的日常现象中揭示诗意的方面，以浓郁的抒情笔调感染读者。在创作《猎人笔记》的同时，屠格涅夫还写了一些剧本，其中有反映贵族生活和风习的《缺钱》(1846)和《贵族长的早餐》（1849上演,1856发表）,描写“小人物”的《单身汉》(1849)、《食客》（1857）以及关于两种心理典型之间的冲突的《物从细处断》（1848）。而在最著名的剧本《村居一月》(1855)中则开始表现平民知识分子和贵族冲突的主题。
把握时代的脉搏,敏锐地发现新的重大社会现象,是屠格涅夫的主要特点。他的创作的极盛期是50至60年代初，这正是俄国解放运动从贵族时期过渡到平民知识分子时期的转折点，他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贵族知识分子和平民知识分子的生活和命运上。50年代初他写的一些中篇小说，如《多余人日记》(1850)和《雅科夫·帕辛科夫》(1855)，曾勾勒过“多余的人”的形象，1856年发表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罗亭》更为这类“多余的人”塑造了著名的典型。《罗亭》的故事发生在40年代初，当时贵族知识分子在社会思想发展上还起着进步作用。罗亭是一个小贵族，他善于思索，满怀理想，能以激情洋溢的语言，在人们心中唤起对自由的追求和实现崇高思想的愿望（在此书的1860年新版中，作者还让他战死在1848年巴黎的革命街垒上）。但他意志薄弱，空想多于生活知识,缺乏实践能力。在他和娜塔莎的恋爱中,暴露出他是个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他仆仆风尘,虽然对别人起了启蒙作用，自己却一事无成。中篇小说《浮士德》(1856)，特别是《阿霞》(1858)，也通过悲剧性爱情故事描写了同类的典型。第二部长篇小说《贵族之家》(1859)的男主人公拉夫列茨基也属于“多余的人”的形象。作为40年代初贵族中的优秀分子，他寻求克服言行脱节和脱离人民等缺点的新的生活道路，却缺乏必要的力量和毅力，无法避免贵族阶级必然没落的历史命运，而这些是通过他同丽莎的关系、通过他的个人幸福同道德义务、同改善农民境况的社会义务之间的矛盾以及个人幸福之不能实现等而艺术地表现出来的。这部长篇小说结构谨严，情节紧凑，诗意洋溢，在艺术上有独到之处。
为贵族阶级唱了挽歌，屠格涅夫把眼光转向新兴的平民知识分子。长篇小说《前夜》(1860)描写农奴制改革的“前夜”。女主人公叶莲娜体现了当时俄国社会的精神觉醒和争取自由、争取解放的渴望。她所钟情的平民知识分子英沙罗夫，是一个燃烧着民族解放激情、反对土耳其人统治的保加利亚革命家,性格坚定,目标明确，具有当时俄国民主青年的主要特征，正好是俄国所需要的“新人”、自觉的英雄人物。这个形象反映了50年代末俄国社会前进的方向，表明解放运动的领导权已逐渐从贵族转入平民知识分子手中。杜勃罗留波夫在《真正的白天何时到来？》一文中，肯定这部小说的成功，同时指出需要有同内部的“土耳其人”作斗争的、俄国自己的英沙罗夫，并断言“前夜离随之而来的白天总是不远的”，也就是说，俄国将发生革命。屠格涅夫不能接受这个革命的结论。他同《现代人》早有分歧，现在它不听他的劝阻而发表了这篇论文，成为双方决裂的直接原因。在下一部长篇小说《父与子》(1862)里，屠格涅夫终于在俄国的平民知识分子中找到了“新人”。小说中“子”与“父”的矛盾，实际上是平民知识分子同贵族之间的矛盾。子辈的代表、民主主义者巴扎罗夫坚强、沉着、自信，重视实际行动，专心科学实验。他不仅否定艺术、诗歌,而且否定日常生活中“公认的法则”,也就是否定专制农奴制度的一切。他被称为虚无主义者，屠格涅夫说这就意味着是“革命者”。屠格涅夫说这部小说是“反对作为先进阶级的贵族的”，巴扎罗夫在精神品质和道义上也确实压倒了父辈代表、贵族保守派巴威尔。但作者对巴扎罗夫的态度是矛盾的，不仅有时流露出对他的反感，还在作品下半部让他因爱情失败而变得怀疑、悲观，以至赍志而没。小说引起了不同阵营的激烈争论。民主刊物纷纷谴责作者诽谤年轻一代，只有赫尔岑和皮萨列夫对这个主人公作了比较肯定的评价。《父与子》的艺术特色和《罗亭》、《贵族之家》不同，很少抒情气息和风景描写。
在农奴制改革后沙皇政府猖狂反动的时期，屠格涅夫的思想发生危机，创作转入低潮。他对社会斗争感到厌倦，企图遁入艺术和美的世界。1864年和1865年先后发表的中篇小说《幻影》和《够了》表现出唯美主义和悲观情绪。1867年发表的《烟》，写的是1862年的事，把社会政治运动比作一团轻烟，认为到头来只是一场虚空。小说里既有对贵族反动分子的揭露，也有对流亡国外的俄国革命者的歪曲。60年代末至70年代前半期问世的《旅长》(1868)、《草原上的李尔王》(1870)、《春潮》(1872)、《普宁和巴布林》(1874)和《表》(1876)等中、短篇小说，有的取材于作者早年听到的家庭传说，有的是他本人或亲友过去生活中的真事，他仿佛抛弃了迫切的社会题材，沉湎在回忆之中。在《烟》发表10年以后，才又写出了他最直接最广泛地反映社会运动的、他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处女地》（1877）。他对“到民间去”的革命民粹派的自我牺牲的激情表示敬意，但又怀疑他们的斗争目标和方法，赋予主人公涅兹达诺夫以哈姆雷特的特征。另一方面，他也讽刺70年代完全转向反动的自由主义贵族官僚，淋漓尽致地刻画他们的卑鄙本质。作家寄希望于能够深翻俄国“处女地”的“深犁”──新兴资产者沙罗明，在他身上寄托自己的渐进主义思想。 屠格涅夫晚期的主要作品是《散文诗》(1878～1882)。这部优美的散文集的内容和倾向是多方面的。其中有的表现英雄主义和爱国主义（如《门槛》、《俄罗斯语言》）,有的则充满怀疑和悲观情调(如《斯芬克斯》、《无巢》、《蔷薇曾经多么娇美……》）。他还写了脱离现实主义而带有神秘色彩的作品《爱的凯歌》(1881)、《死后》(即《克拉拉·密里奇》，1883)等。
屠格涅夫说过：“……准确而有力地表现真实和生活实况才是作家的最高幸福，即使这真实同他个人的喜爱并不符合。”他确实忠于这个现实主义原则，有时甚至能超出贵族自由主义立场的局限。他虽然长期侨居国外，却能迅速及时地反映俄国社会现象。他的全部创作几乎成了19世纪40至70年代的俄国社会生活的编年史。屠格涅夫有高度的爱国主义感情，笔下的主人公很多和祖国命运密切相关。他对俄国文学中的现实主义，尤其是对长篇小说的发展产生过巨大的影响。他以擅长塑造少女形象著称。《罗亭》等长篇和《阿霞》、《初恋》(1860)、《春潮》等中篇小说中的女主人公都写得跃然纸上。屠格涅夫善于写景，能够刻画自然景色的瞬息万变，又能赋予诗意和哲理，有时还赋予象征意义；这些描写不仅是人物心境变化的反映，而且往往成为情节转折的契机。屠格涅夫是真正的语言艺术家，对俄罗斯语言规范化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列宁在列举俄国的语言大师时，首先提到了他。他的风格简洁、朴素、细腻、清新，富于抒情味。他的忧郁的气质，又使作品带有一种淡淡的哀愁。
屠格涅夫生前就已享有国际声望，是俄国文学史上最早受到欧美重视的作家。他的创作技巧和心理分析艺术对西欧和斯堪的纳维亚作家颇有影响。在中国他的作品介绍较早，《新青年》从1915年第一期起连载《春潮》，次年又节译了《初恋》。解放前他的主要作品几乎全部翻译成中文，不少译本出自中国名作家之手（如巴金译的《父与子》和《处女地》，丽尼译的《贵族之家》和《前夜》，丰子恺译的《猎人笔记》等），无论在艺术上和思想上对中国新文学的发展都有所裨益。
欢乐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