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尔富尔问题来源 苏丹达尔富尔地区位于苏丹西部，与乍得接壤，面积约占全国总面积的五分之一。这里地势较高，降雨量多，自然条件仅次于苏丹南部和尼罗河沿岸，蕴藏的石油等自然资源也有待开发。约有80个部族生活在达尔富尔地区，错综复杂的种族和宗教矛盾导致这一地区的暴力冲突持续不断，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居民与信奉基督教和原始宗教的黑人居民经常发生武装冲突。 2003年2月，由达尔富尔地区黑人居民组成的“苏丹解放军”和“正义与公平运动”两支武装以政府未能保护他们免遭阿拉伯民兵袭击为由，展开反政府的武装活动，要求实行地区自治。武装冲突造成大量人员伤亡，100多万人流离失所。 达尔富尔地区的严重局势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关切和担忧，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国际组织和许多国家为援助达尔富尔难民和缓解该地区人道主义危机做了大量工作。联合国安理会于2004年7月和9月先后通过第1556号决议和第1564号两项决议，以改善该地区的安全局势。2004年7月和2005年5月，联合国秘书长安南两次前往达尔富尔地区，以推动和平进程。非盟也一直是苏丹政府同达尔富尔反政府武装举行和谈的重要协调方。为监督冲突各方停火和实现该地区稳定，非盟还向达尔富尔派出军事观察员和维和部队。2004年4月8日，在非盟的调解下，苏丹政府与反政府武装“苏丹解放军”和“正义与公平运动”在乍得首都恩贾梅纳曾达成停火协议，但协议并未得到很好的执行。自2004年8月起，非盟先后向达尔富尔地区派遣了7800多名维和士兵。 在国际社会的积极斡旋下，苏丹政府与达尔富尔反政府武装先后进行了多轮谈判，但一直未能取得重大进展。2006年3月10日，非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通过决议，要求苏丹政府和达尔富尔反政府武装在4月底之前达成全面和平协议。5月5日，苏丹政府与达尔富尔反政府武装在尼日利亚首都阿布贾签署了和平协议，从而为结束达尔富尔长达3年多的流血冲突迈出关键的一步。根据这项和平协议，反政府武装将被解散，而支持政府的民兵亦将被解除武装。 达尔富尔问题与中国的关系 中国之所以被卷入达尔富尔问题，简单来说，是因为中国与苏丹政府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历史上中国曾经无偿地帮助苏丹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现在也在向包括苏丹在内的很多非洲国家提供援助。人权组织则认为中国出于在苏丹长期开采石油的考虑，向苏丹政府出售军火，而这些军火被苏丹政府用于达尔富尔地区的种族战争，造成大量平民伤亡，加剧了该地区局势的混乱。因而他们向中国施压，要求中国以诚恳的态度面对达尔富尔问题，发挥中国对苏丹政府的影响力。抵制北京奥运就是西方人权组织最为热衷的手段。 达尔富尔问题的根源并非中国的军火，更不是中国在苏丹的石油，而是一个气候恶化导致生活环境崩溃继而引发地区冲突的典型例子。然而那些西方人权组织却将这一问题提升到政治的高度，甚至还将它与体育竞赛联系到一起，就像当年美国抵制莫斯科奥运会一样，然而事实证明这样的做法根本不利于问题的解决，反而会使问题越发激化。 上述情况的出现，与中国日益强大和西方试图遏制中国崛起密切相关。一方面，随着中国的强大和国际影响力的提升，西方重视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由于西方长期对苏丹政府实施制裁，其对苏丹政府的政策影响力已微乎其微。而中国却与苏丹政府保持着长期友好关系，在经济、政治等领域有着密切的合作。因此，西方希望通过向中国施加压力，迫使中国向苏丹施加影响，使苏丹政府在达尔富尔问题上改弦更张。持这种态度多数属于近年来鼓吹“中国责任论”的那一部分人，尽管他们不顾中国在国际上坚持不干涉内政的一贯立场，要求中国违心地向苏丹政府施压，但总体上对中国的态度是积极的。另一方面，相当一部分人完全出于意识形态考虑，旨在破坏中国与苏丹之间的正常合作，试图将中国赶出苏丹市场，同时抹黑中国的形象，遏制中国在非洲乃至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力的上升。 中国在达尔富尔问题上所面临的挑战是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所面临的国际舆论环境的一个缩影。中国既要扮演一个负责任的大国角色，为国际社会的发展与稳定作出贡献，同时却要承受别有用心的国家和媒体的无端指责与无理取闹。这既是对中国外交的考验，也是对国际正义的考验。 评论
介绍下达尔富尔事件的背景及情况？？
达尔富尔地区位于苏丹西部，自北至南依次与利比亚、乍得、中非等国毗邻，面积50多万平方公里，人口600多万。达尔富尔地区包括三个州，即北达尔富尔州、西达尔富尔州和南达尔富尔州。这里居住着包括阿拉伯人、富尔人和黑人等80多个部族，其中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多居住在北部，而信奉基督教的土著黑人则住在南部。达尔富尔是苏丹经济发展水平最落后的地区，当地居民多从事家庭畜牧业。 达尔富尔地区曾经雨水丰沛、土地肥沃。20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人口膨胀、放牧过度，这里的荒漠化现象不断加剧，惯于逐水而居的阿拉伯牧民被迫南迁，并因争夺水草资源与当地黑人部落发生冲突。由于长期以来达尔富尔地区部族间的武装冲突不断，致使该地区的许多地方一直处于无政府的混乱状态。 历史上，由于苏丹边界是十九世纪欧洲列强瓜分非洲和实行殖民统治时人为划定，达尔富尔地区不少部落曾被划到不同的国家，因而该地区的部族与周围邻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近年来，随着达尔富尔地区石油等矿产资源不断被开发，部族之间为争夺资源的斗争日趋激烈，一些邻国也以各种形式卷入其中。 2003年2月，达尔富尔地区黑人居民相继组成 “苏丹解放军”和“正义与平等运动”两支武装力量，以政府未能保护土著黑人的权益为由，要求实行地区自治，与政府分享权力与资源，并不断攻城掠地，展开反政府武装活动。迄今，冲突已造成一万多人丧生，100多万人流离失所。 达尔富尔地区的严重局势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关切和担忧，为缓解达尔富尔地区紧张局势，包括联合国、非盟在内的国际组织和许多国家做了大量工作。2004年4月，苏丹政府同达尔富尔反政府武装组织达成停火协议，由7000多人组成的非盟部队随后进驻达尔富尔执行维和任务。可是，由于非盟自身能力的限制、维和经费的缺乏，再加上来自国内外的各种干扰，达尔富尔的稳定问题没有完全得到解决，局部小规模武装冲突时有发生。非盟于2006年1月宣布，非盟部队在3月底任期结束后将难以继续执行维和任务，建议把维和任务移交联合国。联合国随后表示，愿意承担这项任务。联合国安理会于2004年7月和9月先后通过第1556号决议和第1564号两项决议，以改善该地区的安全局势。同年11月，联合国召开苏丹问题特别会议，通过第1574号决议，敦促苏丹政府和达尔富尔反政府武装加速政治谈判。2004年7月和2005年5月，联合国秘书长安南两次前往达尔富尔地区，以推动和平进程。非盟也一直是苏丹政府同达尔富尔反政府武装举行和谈的重要协调方。为监督冲突各方停火和实现该地区稳定，非盟还向达尔富尔派出军事观察员和维和部队。 评论
苏丹达尔富尔问题？
达尔富尔，这个几年前对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还很陌生的名字最近被西方越来越多地提起，其中还夹杂着与中国相关的论断，称中国对达尔富尔发生的人道主义危机没有尽到应有的义务，极端者甚至宣称要“抵制北京奥运会”。这些人中有西方非政府组织，有主张对中国施压的国外议员，也有像斯皮尔伯格那样的好莱坞名人，这些声音在西方媒体的配合下越来越响。与指责同时响起的也有“指责中国不公平”、“西方为达尔富尔流泪的背后是石油利润”的声音。许多人在问：达尔富尔到底是怎么回事？ “大国家，大问题” “苏丹：大国家，大问题”，英国广播公司2004年6月曾以这样两个“大”来形容苏丹。拥有250万平方公里国土的苏丹是非洲大陆面积最大的国家；由于被认定发生了达尔富尔“种族屠杀”，它最近几年几乎成为西方媒体报道最多的非洲国家。被议论最多的达尔富尔位于苏丹西部，在阿拉伯语中的意思是“富尔人的家园”。富尔部族是达尔富尔地区最古老、最主要的原住民。13世纪中叶起，穆斯林开始征服该地区，15世纪前后“富尔王国”建立。随后几百年中，它先后被埃及、奥斯曼帝国和英国控制。一战后，被正式并入英国统治下的苏丹。 英国广播公司2008年介绍苏丹的特写报道中用了两幅图片，一张是用于说明苏丹地理位置的地图，另一张则是一个黑人手拿着两个受损的骷髅，背后是一片黄土和几棵干枯的树。历史上的苏丹曾雨水丰沛、土地肥沃。20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人口膨胀、放牧过度，这里的荒漠化现象加剧，惯于逐水而居的阿拉伯牧民被迫南迁，并因争夺水草资源与当地黑人部落发生冲突。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干旱袭击了苏丹大部分地区，达尔富尔等西部省份情况尤其严重。阿拉伯族居民与当地黑人部落之间因争夺土地和水源而冲突增多。由于武装冲突长期不断，该地区许多地方一直处于混乱状态。在长期的冲突中，达尔富尔人分为两派，一派是以黑人为主的定居者，另一派则以游牧的阿拉伯人为主。2003年，北达尔富尔州首府被反政府武装攻陷，达尔富尔危机爆发。很多西方媒体在报道达尔富尔危机时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以前的历史，认为达尔富尔危机始于2003年，其实上世纪70年代末才是危机开始的源头。 为挽回颓势，苏丹政府军借助阿拉伯人的武装与叛军作战，但这股力量的参战实际上恶化了局势。它与反政府军之间的战事危及黑人部落与阿拉伯游牧部落在该地区的生存。若反政府军获胜，达尔富尔地区的阿拉伯人将遭驱逐、打压或沦为“二等公民”；反之，当地非洲黑人部落也永无宁日。因此，战事的发展使对立双方日渐以种族划界，纷纷投靠各自阵营，使冲突染上了种族冲突的色彩。西方有媒体称，在长达一年多的冲突中，至少5000至8000人丧生，100万人沦为难民。 “西方为达尔富尔流泪的背后” 1956年独立的苏丹与西方关系不和，一度与美国断交，被指“支持恐怖主义”。2004年，西方一改对苏丹政府的局外批评者角色，开始介入达尔富尔问题，并将该地区的部族战争定性为“种族灭绝”。美国总统布什4月发表声明，公开要求苏丹政府制止达尔富尔地区“针对当地原住民的野蛮行径”，随后，美国国会通过法案谴责达尔富尔危机为“种族灭绝”，达尔富尔危机迅速成为国际热点。美、法、英、德、联合国、欧盟、非盟、阿盟等的高官或领导人，走马灯似地访问苏丹和达尔富尔。 在政治施压的同时，西方对苏丹加强经济制裁。美国、加拿大等一些西方国家的公司前后撤出了苏丹。多数西方媒体认为此举是为了制止苏丹的人道主义危机、反对“种族屠杀”。但也有不同声音。美国的一家基金会在网站上说，“记住如下场景———一队由中情局训练和武装起来的叛军推翻一个主权国家，从秘密营地实施跨界袭击以及进行受到国际制裁和大规模宣传运动支持的全部破坏活动。这听起来像是1984年的尼加拉瓜或安哥拉。但这次是在苏丹”。美国杂志《CounterPUnch》2004年8月刊登题为“西方为达尔富尔流泪的背后是石油利润”的文章称，为什么西方在惨剧发生18个月后才想起干涉？文章说，一些左翼评论家认为，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希望在联合国授权下用武力干预，这是伊拉克式的入侵，目的是推翻苏丹政府，控制苏丹潜在的大规模石油资源。 英国《经济学家》2007年在题为“石油因素”的报道这样描述道：“很少有哪个国家像苏丹这样，在如此短的时间受益于‘黑金’的魔力如此之多。在过去7年，苏丹摆脱了上世纪90年代初濒临崩溃的状态，其GDP增加了两倍，这全部拜赐于石油的发现和开采。它如今是非洲增长最快的经济体。流光溢彩的办公楼在首都喀土穆多了起来”。 苏丹的石油勘探始于上世纪50年代末，先是意大利公司，1974年美国的雪佛龙石油公司获准进入，但是直到1999年第一批苏丹原油才离开出口码头。“苏丹内幕”曾在一篇长文中写道：“自从在苏丹发现石油，世界对苏丹的注意力迅速扩散”。有人称苏丹目前探明的石油储量已居世界第二，沙特、阿联酋、摩尔多瓦、澳大利亚、印度、南非、英国、法国、美国的公司等都曾在这里开采。 中国走进苏丹 《苏丹论坛报》2007年刊登的一篇学者文章回顾了中国与苏丹几十年的关系。作者说，冷战时期，中国给予苏丹很多援助。上世纪70年代友谊厅在建时，作者询问一位中国工程师，为什么要求一名苏丹工程师三次拆装一台运转良好的机器，中国工程师回答说，“因为一旦我们回去了，不想你们再找帝国主义的工程师修理这台机器”。该作者说，中国这么做是因为对苏丹有特殊感情：一是中国人觉得苏丹人杀死了近代在中国作恶多端的英国侵略者戈登，为他们报了仇；二是苏丹是非洲最早承认中国大陆的国家之一。不过，这篇文章称，但直到1989年双方关系仍处在一个较低水平，当年苏丹对中国的出口只有90万美元。双方关系在上世纪90年代初出现了契机，当时，苏丹因为在萨达姆入侵科威特问题上的态度受到西方和一些阿拉伯国家抵制，它最先尝试劝说雪佛龙公司回归苏丹，但遭拒绝。而西方和一些阿拉伯国家对苏丹的援助1992年几乎停止，在这种情况下，苏丹将目光投向东方，寻求中国、马来西亚等国的帮助。中国来了，没附带任何条件。苏丹邀请中国帮它勘探石油，中国抓住了机会。如今，中国成为苏丹重要的贸易伙伴。文章称苏丹2006年总的石油出口为51亿美元，其中近80％出口到了中国，在苏丹工作的中国人不少于10万。 中国政府达尔富尔问题特别代表刘贵今大使２４日在喀土穆强调，中国一直致力于解决苏丹达尔富尔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不谋求私利。 刘贵今２４日抵达喀土穆，开始对苏丹进行访问。他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说：“我们所追求的是达尔富尔地区尽快实现和平，使苏丹尽快实现稳定和发展，同时也使这个地区实现和平。中国作为一个大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这样做完全是为了和平。” 他说，有关解决达尔富尔问题的“双轨战略”最早是由中国政府倡议的。那就是，为了解决达尔富尔问题，有关各方不能仅仅重视维和问题，也应给予政治进程以同等重视。现在看来，维和方面尽管有一些困难，总的来说还是取得了一些进展。但在政治进程方面，已有数月未取得实质性进展。他呼吁那些对反政府组织有影响力的国家施加影响，使其立即回到谈判桌上来，因为只有这样，达尔富尔地区才能够实现一定程度的和平和安定，维和行动也才能顺利开展。他表示，对于任何有利于达尔富尔问题解决的建议、措施和行动，中方都持积极和支持的态度。 刘贵今说，联合国和非洲联盟（非盟）在苏丹达尔富尔地区开展的混合维和行动取得了一些积极进展。中国维和工兵先遣分队已部署到位，孟加拉国维和警察也已部署完毕，埃及、埃塞俄比亚等非洲国家正积极准备派出部队。不久前，苏丹外长阿卢尔和联合国－非盟达尔富尔联合特别代表阿达达共同签署了关于混合维和部队地位的协定。另外，联合国、非盟和苏丹政府三方经过协商，基本解决了混合维和部队驻地选址等技术性问题。在给予混合维和部队夜间航行权的问题上，三方基本达成了一致。“遗憾的是这些积极进展没有引起外界的关注，一些媒体和非政府组织在对达尔富尔问题进行报道的时候，似乎只愿意报道一些不利的方面，而不愿意报道积极的方面。所以，我希望利用这次对苏丹的访问以及之前对英国的访问，让国际社会更加真实、具体地了解达尔富尔形势。” 刘贵今说，混合维和行动的开展，以及达尔富尔问题的解决，需要多方面共同努力。首先，苏丹政府应该更好地同国际社会合作，并在一些技术性问题上表现出更多灵活性。其次，达尔富尔地区反政府组织应该返回谈判桌。第三，国际社会，包括西方一些国家，应该利用各自的影响力，做有关方面的工作。第四，联合国和非盟作为三方机制的重要两方，应该加强同苏丹政府在一些问题上的磋商，同苏丹政府更紧密、更具体地交换意见，并以更积极的姿态来寻求一些具体问题的解决。 他说：“我愿意利用这个机会，再次呼吁国际社会进一步支持非盟达尔富尔问题特使萨利姆和联合国达尔富尔问题特使埃利亚松的努力。只要有关各方共同作出努力，达尔富尔问题一定能够早日得到解决。” 评论
达尔富尔危机指的是什么?
达尔富尔问题难以解决有其历史原因。族群、宗教、文化传统等方面的冲突一直是困扰达尔富尔地区的重要因素。达尔富尔是非洲的十字路口，许多矛盾和冲突在达尔富尔汇集。达尔富尔是非洲阿拉伯人与非洲黑人、阿拉伯文明和黑非洲文明、伊斯兰教和非洲传统宗教及基督教的交叉路口。在殖民统治时期，达尔富尔地区又是英国殖民地与法国殖民地的分界线之一。冷战时期，美国和苏联在非洲之角的争夺加剧了包括达尔富尔地区在内的东非地区的矛盾。 评论
苏丹达尔富尔问题是如何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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乍得的达尔富尔难民营
死亡約200,000到400,000人
流亡約2,500,000人
超過1,600個村莊被摧毀[1]
成為中非戰爭的一部分
蘇丹解放運動
救國陣線 牧民武裝部隊
苏丹 非盟駐蘇丹特派團
联合国-非盟混合维和部队
Ahmed Diraige 奧馬爾·巴席爾
明尼·明納韋 Luke Aprezi
Martin Luther Agwai
達爾富爾衝突現正於苏丹共和国西部的達爾富爾地區進行，交戰方主要分別為遊牧的巴加拉族組成的牧民武裝部隊；以及巴加拉族以外的定居部落。蘇丹政府否認自己支援牧民武裝部隊，也否認與其聯手針對富爾人、札加瓦人與馬撒利特人等民族，進行有系統的攻擊行動[2]。
這場衝突開始於2003年7月。與主要為穆斯林與基督徒衝突的第二次蘇丹內戰不同，在達爾富爾的居民以穆斯林為主[3]。絕大多數達爾富爾居民、牧民武裝部隊、蘇丹喀土穆政府官員都是穆斯林[4]。
關於是次衝突的死亡人數有許多不同的估算，但都同意數字大約在數十萬之間。聯合國引用國際公義聯盟的估計，表示衝突進行的期間，已有45萬人死於暴力與疾病之下[5]。大多數非政府組織的估計數目，大約是20萬到超過40萬不等。蘇丹政府則宣稱有9000人死亡，然而這個數字並不符合事實[6][7]。另外到2006年10月為止，已經有約250萬人流離失所[8]。不少媒體均以「種族清洗」及「種族滅絕」來形容這場衝突，美國政府也把事件定性為「種族滅絕」[9]，但联合国认定苏丹政府的行动不是种族灭绝[10]。
目录[隐藏]- 1 歷史背景
- 2 衝突過程
- 2.1 放任牧民武裝部隊（2003年）
- 2.2 2006年5月的和平協議
- 2.3 2006年7月至8月
- 2.4 聯合國重新提議派遣維和部隊
- 2.5 履行失敗（2006年9月）
- 2.6 情況惡化（2006年10月至11月）
- 2.7 混合維和部隊與蘇丹政府的進攻
- 3 中國及阿拉伯世界的態度
- 4 參見
- 5 參考資料
- 6 外部連結
達爾富爾發生衝突的原因，可謂相當複雜。圍繞尼羅河的國家及如達爾富爾等的週邊地區，充斥著不平等，在20世紀的最後20年逐漸惡化。雙方之間的磨擦受到綜合環境災害、政治投機及地緣政治的影響，在20世紀後期不斷加劇。此外，有許多人誤解此衝突為阿拉伯人及非洲人之間的種族問題；而歷史學家則認為這種誤解並不是完全正確，但也不是完全錯誤[11]。也有媒體認為西方國家暗中助長了這些緊張情勢，以阻撓中國與蘇丹在此地區的石油合作[12]。
在14世紀末或是15世紀初，富爾人建立於馬拉山脈（Marrah Mountains）的凱拉王朝（Keira dynasty）建立了蘇丹制度（以「蘇丹」作為國王稱號），並將伊斯蘭教定為國教。後來一支向尼羅河流域南方擴張的土埃聯軍（屬於鄂圖曼帝國）征服了這個國家。接著土埃勢力又被自稱馬赫迪（Mahdi；伊斯蘭教末世學中的救世主）的穆罕默德·阿赫默德（Muhammad Ahmad）擊敗；而他所建立的國家則亡於吉青納（Herbert Kitchener）所率領的英國軍隊。吉青納建立了英埃共管來支配蘇丹地區，並在法律上允許達爾富爾地區的自治，直到1916年侵略並併吞蘇丹為止[13]。在英埃共管下的蘇丹，大多數的資源都送往喀土穆與藍尼羅河省，使得其他地區較無發展。[來源請求]
達爾富爾地區的一所國內流亡者營地。尼羅河谷的居民得到了較多來自英國的投資，在1956年蘇丹獨立之後仍維持續經濟模式以及對政治的排斥。在1968年的選舉中，烏瑪黨（Umma PArty）中的分離主義候選人，以薩迪克·馬赫迪（Sadiq al-Mahdi）為首，試圖使達爾富爾的選民分裂。他將達爾富爾地區的發展不良歸咎於阿拉伯人，以迎合定居生活的族群；並且呼籲半游牧的巴加拉人支持尼羅河地區的阿拉伯人。[來源請求]
這種並非由當地所自行發展出來的阿拉伯人-非洲人二分法，又受到利比亞總統格達費的加強，他希望薩赫勒（Sahel；撒哈拉沙漠邊緣）地區能夠建立起一個阿拉伯地帶，並且宣揚阿拉伯優越論[14]。由於蘇丹、利比亞與查德從1960年代到1980年代的一系列互動，包括利比亞對伊斯蘭軍團的支援，使得蘇丹總統尼邁里（Gaafar Nimeiry）將達爾富爾建立成哈布雷（Hissène Habré；前查德總統）率領之軍隊的後方基地，這支軍隊意欲推翻查德政府，而且反對格達費[15]。
在1983年至1984年，降雨量不足使這個地區陷入饑荒[16]，估計310萬人中有9萬5千人餓死。1985年4月5日，自1969年在位的尼邁里被推翻。薩迪克·馬赫迪也因此流亡，他後來與格達費達成一項協議：假如格達費在接下來的選舉中支援其經費，並使其勝選，那麼薩迪克·馬赫迪將會把達爾富爾地區送給利比亞，然而最後這個諾言並沒有實現[17]。
2001年7月21日，一個札加瓦人團體與富爾人在Abu Gamra協議，並在古蘭經前立誓，共同抵抗蘇丹政府支援的針對他們村莊的攻擊[18]。
2003年初，公義平等運動(Justice and Equality Movement；JEM)及蘇丹解放運動(Sudan Liberation Movement；SLM)[19]指控政府壓迫非阿拉伯人。其中勢力較大的SLM，主要是由富爾人、馬撒利特人以及札加瓦人中的Wagi族所組成。而JEM的成員則是札加瓦人中的Kobe族。到了2003年末，人道對話中心（Center for Humanitarian Dialogue）邀請兩個團體的領袖、蘇丹政府，以及國際外交共同體的代表到日內瓦了解人道危機的狀況。JEM在2004年加入了東部陣線（Eastern Front），這是一個由東部部落的革命團體所組成的聯盟，成員分別是Rashaida部落的Free Lions與Beja Congress。同時JEM也被指控已由圖拉比（Hassan al-Turabi；蘇丹的宗教及政治領袖）所控制。[來源請求]
[编辑] 衝突過程達爾富爾地區衝突的開端，一般認為是在2003年2月26日。在此之前，達爾富爾便已經爆發了衝突。反抗軍攻擊了一間警察局，而政府軍則以龐大的空陸軍力對付以Marrah Mountains為根據地的反抗軍。2002年2月25日，反抗軍成功襲擊Marrah山上的蘇丹政府軍事要塞。2002年6月，Jebel Marra地區的Golo警察局受襲，一個自稱達爾富爾解放陣線（Darfur Liberation Front；DLF）的團體在2003年2月26日公開承認責任。自此，蘇丹政府開始注意武裝組織的連串聯合行動。[來源請求]
到了3月25日，反抗軍奪得蘇丹與查德邊境的Tine重鎮，取得大量補給及武器。儘管總統巴席爾（Omar al-Bashir）威脅將要「放出」政府軍進行攻擊，然而其軍隊的準備程度仍低。那時政府軍已經在部署於南方，以應付將要結束的第二次蘇丹內戰；另一方面，還有一支政府軍在東部對付由厄利垂亞所支援，並且威脅到從中部通往蘇丹港之輸油管的的反抗勢力。反抗軍利用丰田陆地巡洋舰汽車，在半沙漠地區進行打帶跑戰術，使得未受過沙漠訓練的政府軍難以還擊。然而空中轟炸仍對反抗軍在山上的據點造成龐大傷害[20]。
2003年4月25日上午5時30分，蘇丹解放軍與JEM聯合派出33部Land Cruisers，攻擊位在法希爾（al-Fashir）的軍事要塞。接下來的4個小時中，根據政府軍的說法，反抗軍在地面上摧毀了4架安托諾夫轟炸機與戰鬥直昇機（反抗軍則認為是7架），另外還有75名士兵、飛行員及技術人員遭到殺害或俘虜，包括一名空軍少將。這場攻擊行動在蘇丹史無前例；20年來在蘇丹南方戰爭中的反抗勢力蘇丹人民解放軍，從未出現過如此的軍事行動[21]。
[编辑] 放任牧民武裝部隊（2003年） 國內流亡者營地。法希爾的攻擊行動是軍事及心理上的轉捩點，政府軍因為戰鬥失利而蒙羞，而政府也因此要面對艱難的戰略狀況。政府軍明顯地需要重新訓練與配置，以應付新式的戰鬥；這影響到許多達爾富爾的不支薪軍官及士兵的忠誠度。這時政府方的戰鬥責任轉移到了蘇丹軍情局的手上。在2003年中間的幾個月，反抗軍贏得了34到38場戰鬥的勝利。5月時SLA在庫圖姆（Kutum）殲滅了一個營，殺死了500人，並俘虜了300人。到了7月中旬，反抗軍又再度攻擊Tine，這次殺死了250人。之後SLA往東方深入，威脅將戰鬥延伸到科爾多凡（Kordofan）地區。[來源請求]
此時政府改變戰略，由於政府軍接連戰敗，因此戰鬥成果大多是依賴三個要素：軍事情報、空軍、以及牧民武裝部隊。其中牧民武裝部隊是一支由巴加拉人所組成，曾經在1996年到1999年幫助政府對壓制MASAlit人的暴動。政府將軍事資源大量投入達爾富爾，並且將牧民武裝部隊整備成為一支準軍事部隊，擁有完整的通訊器材與一些火砲。相似的戰略，也曾經應用在過去的努拔山區（Nuba Mountains）與南方的油田，當時造成了人權暴力與強迫遷移事件[22]。
擁有較好裝備的牧民武裝部隊很快地佔了上風，到了2004年春天，數千人（大多數是非阿拉伯族群）遭到殺害，超過一百萬人被迫離開家園，造成了一場人道危機。牧民武裝部隊將10萬名以上的難民趕進了鄰國查德，並且在邊界與查德政府軍隊發生衝突，4月的一場戰鬥造成超過70位民兵與10位查德士兵陣亡。聯合國觀察團表示當地的非阿拉伯族群村莊被特別挑出，而阿拉伯人的村莊則未受影響：
到2004年8月為止已被摧毀的村莊。（來源：DigitalGlobe, Inc. and Department of State via USAID）位於沙塔亞（Shattaya）行政單位的23個富爾人村莊，其村民遭到完全消滅，村莊則被掠奪且燒毀殆盡（觀察團在當地遊走並查看了兩天）。同時，分部在周圍的阿拉伯人聚落則未受損傷。在某些地方，遭到毀滅的富爾人村莊與阿拉伯人村莊相隔不到500公尺[23]。
2004年4月，以查德為中介者，蘇丹政府、JEM及SLM在恩賈梅納進行了一項談判，簽署了《4月8日人道停火協約》（April 8 Humanitarian Ceasefire Agreement）。同月，JEM分裂出一個不參與停戰協議的團體，稱為國家改革與發展運動（National Movement for Reform and Development）。之後牧民武裝部隊與反抗軍的交火仍然持續。非洲聯盟則組成了停火委員會（Ceasefire Commission；CFC），以監督停火的執行。[來源請求]
聯合國秘書長安南發出警告，表示種族滅絕危機正在達爾富爾進行。牧民武裝部隊的活動已經可與盧安達大屠殺相比擬，這樣的類比遭到蘇丹政府的強烈反對。獨立觀察家指出如此的手段，如肢解與殺害非戰鬥人員、甚至小孩與嬰兒，與南斯拉夫戰爭中的種族清洗更為相似，並提醒此地區的偏僻性，意味著這些地區將會斷絕援助。位於布魯塞爾的國際危機組織（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ICG）表示，超過35萬人可能將在2004年5月死於飢荒與疾病[24]。
2004年7月，非洲聯盟决定向达尔富尔地区派遣观察员和观察员保护部队，以监督冲突双方实行停火[25]。到了7月30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第1556号决议，要求苏丹政府解除达尔富尔地区阿拉伯民兵的武装。[26]。
2005年3月31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将在达尔富尔地区犯有战争罪和反人类罪的嫌疑人交由国际刑事法院审理。[27]。7月10日，前SPLA的首領加朗（John Garang）宣誓就任蘇丹副總統[28]。然而到了7月30日，加朗卻因直昇機墬機而身亡[29]。他的死引人揣測，並使不同的反抗勢力之間的對話進展緩慢。[來源請求]
2005年12月，一場針對查德城鎮阿德雷（Adré；靠近蘇丹）的攻擊行動，造成了300名反抗軍死亡。蘇丹被指摘發動了這場攻擊，此外，這已經是3天內的第二場攻擊[30]。逐步升級的緊張情勢，使乍得政府宣布視蘇丹為敵人，並且動員其公民對抗「共同敵人」[31]。
2006年1月20日，SLM宣布將與JEM結為蘇丹西部的革命軍聯盟，然而到了當年5月，SLM與JEM又在度成為兩個分離的實體。[來源請求]
[编辑] 2006年5月的和平協議 Minni Minnawi在簽署了5月的協議後與美國總統布希握手。2006年5月5日，苏丹政府与达尔富尔主要反政府武装苏丹解放运动签署和平协议。根据这项和平协议，反政府武装将被解散，而支持政府的民兵亦将被解除武装。[32]然而JEM與蘇丹解放軍中的另一派系，拒絕了這項協議[33]。
[编辑] 2006年7月至8月到了2006年7月及8月，戰火又再度燃起，一些國際援助組織也因為生命受到威脅而相繼離開。聯合國秘書長安南召集了一支18000人的國際維和部隊，以取代原來的7000人非盟部隊（非盟駐蘇丹特派團）[34][35]。
北達爾富爾的一名女性難民。8月18日，聯合國維和部隊代表及維和事務助理秘書長阿納比（Hedi Annabi），在一次私人會面中發出警告，表示蘇丹可能正準備在達爾富爾地區進行一場大型軍事行動[36]。大約同時，聯合國人權委員會的特別調查員薩馬爾（Sima Samar），也指出蘇丹對於5月簽訂的和約，並沒有有效的執行[37]。8月19日，蘇丹再度重申拒絕以聯合國部隊取代非盟部隊[38]。而美國因而威脅蘇丹自行承擔可能造成的後果[39]。
到了8月24日，蘇丹拒絕出席聯合國安理會的一場會議，以逃避解釋為何計畫派遣1萬名蘇丹士兵到達爾富爾，而不是之前所提議的2萬名聯合國維和部隊[40]。儘管蘇丹拒絕出席，安理會仍然表示會議將會照常召開[41]。國際救援委員會則在同一天表示，過去的7個禮拜之內， Kalma難民營附近已經有數百名婦女遭到強姦[42]。牧民武裝部隊將強姦作為一項武器。在當地的文化中，受到強姦的女性被視為是不潔且受排斥的，女性甚至會在公開場合遭到侵犯，使其個人及家庭蒙羞。8月25日，美國國務院非洲事務局的首長、助理秘書延達伊·弗雷澤（Jendayi Frazer）警告，除非聯合國維和部隊在此地展開部署，否則危機將無法解除[43]。
到了8月26日，也就是弗雷澤原來預備抵達喀土木的時間，一名美國國家地理雜誌的記者洛佩克（Paul Salopek）由於自查德邊境進入蘇丹而違反了針對外國記者的規定，因而面臨件間諜罪的指控。與總統巴席爾直接面談之後，這名記者才得以釋放[44]。
[编辑] 聯合國重新提議派遣維和部隊2006年8月31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第1706号决议，决定在得到苏丹政府认可后向达尔富尔地区派遣1.73万人的维和部队，以支援非盟的维和部队，及帮助苏丹政府和反政府武装落实和平协议[45]。而蘇丹則強烈回絕這項提議[46]。翌日，非盟称苏丹向达尔富尔叛军发动大规模攻势。[47]。到了9月1日，非盟官方報導蘇丹已經在達爾富爾展開了一場大型軍事攻擊行動，根據非盟的說法，在當周稍早的衝突中，已有超過20人死亡、1000人被迫遷移[48]。9月5日，蘇丹要求非盟軍隊必須在月底以前離開達爾富爾地區，並表示：「非盟無權將工作移交給聯合國或任何集團，只有蘇丹政府擁有這種權力[49]」而前一天，也就是9月4日，查德總統伊德里斯·代比（Idriss Déby）宣布將支援新的聯合國維和部隊[50]。非盟的維和部隊則決定會在2006年9月30日結束任務[51]。然而美國國務院告訴記者，非盟軍隊可能會在30日之後繼續留在當地，並稱其為「可行的選擇」[52]。
[编辑] 履行失敗（2006年9月）2006年9月8日，聯合國難民署首長安東尼奧·古特雷斯表示達爾富爾正在面臨一場「人道慘案」[53]。到了9月12日，歐盟駐蘇丹大使稱蘇丹政府軍正在達爾富爾地區「轟炸平民」[54]。一份世界糧食計畫署的官方表告表示，至少355,000名當地居民已經與糧食援助斷絕[55]。聯合國秘書長安南則告訴安理會：「達爾富爾的悲慘事件已經到達了關鍵時刻，需要安理會的密切注意與緊急行動。[56]」
難民營中一群以陶土描述牧民武裝部隊攻擊的小孩。2006年9月14日，前蘇丹解放運動領導者、蘇丹總統高級助理、及達爾富爾臨時管理機構主席明尼·明纳韦（Minni Minnawi）表示，他並不反對新的聯合國維和部隊，因而與認為聯合國行動乃西方國家入侵的蘇丹政府斷絕關係。明尼·明纳韦也表示非盟軍隊「什麼都不能作，因為其授權相當有限」[57]。喀土穆依然維持其強烈反對聯合國維和部隊的態度，蘇丹總統巴席爾將這種行動形容為一場殖民計畫，並表示「我們不希望蘇丹成為另一個伊拉克」[58]。
[编辑] 情況惡化（2006年10月至11月）2006年10月2日，由於蘇丹的反對，使得聯合國部隊的計畫無限期地延宕，非盟則表示將會延長待在此區域的時間直到12月31日[59] [60]。除此之外，有200名聯合國士兵前往加強非盟軍力[61]。10月6日，聯合國安理會投票決定延長對聯合國蘇丹特派團的授權直到2007年4月30日[62]。到了10月9日，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在一份包含40個國家的《作物前景展望及糧食形勢》（Crop Prospects and Food Situation）報告當中，將達爾富爾列為正面臨迫切的糧食危機的地區[63]。10月10日，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露易丝·阿尔布尔（Louise Arbour）表示，蘇丹政府早已預先知道牧民武裝部隊上個月在蘇丹南方的Buram所發動的攻擊，那場攻擊當中造成了數百位平民死亡[64]。
10月12日，奈及利亞外交部長Joy Ogwu前往達爾富爾進行為期兩天的訪問，她強烈要求蘇丹政府接受聯合國的方案。奈及利亞總統奧盧塞貢·奧巴桑喬，則在衣索比亞表示不應該「對達爾富爾正在進行中的種族滅絕坐視不管。[65]」到了10月13日，美國總統布希批准了2006年《達爾富爾和平及責任法》，以制裁在當地造成美国认为的種族滅絕事件者，同時也發布命令凍結蘇丹政府的財產，並禁止任何美國公民與之進行交易。[66]
[编辑] 混合維和部隊與蘇丹政府的進攻2006年11月17日，美國國內建議非盟與聯合國部隊混合派出部隊[67]。但建議還是遭到蘇丹的拒絕[68]。聯合國接著在11月18日宣布，蘇丹已經同意聯合國維合部隊的部署 [69]。然而蘇丹外交部長Lam Akol卻表示：「混合部隊沒有討論的空間。」而且聯合國只能扮演技術支援的角色。同日，非盟報導蘇丹政府軍以及政府支援的軍隊，已經在達爾富爾地區展開了地面及空中作戰，並造成了大約70名平民死亡。非盟表示：「這是明目張膽地違反安全協定。」[70]
11月25日，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Louise Arbour稱蘇丹政府已經在11月11日，對Sirba鎮的平民做出了一件「有意且無故的攻擊。」並至少造成30人死亡。人權專員的聲明中也指出蘇丹政府軍對平民財物進行掠奪與破壞[71]。
2007年3月，聯合國控訴蘇丹政府參與並安排了這場「嚴重的暴力行為」，並且呼籲世界各國以行動保護當地居民。[72]
[编辑] 中國及阿拉伯世界的態度中國是蘇丹的最大投資者，有批評者認為，基於保護石油利益[73][74]，中國一直反對大國介入達爾富爾衝突，反對制裁，不贊成聯合國維和部隊介入，希望在非洲联盟的框架下解决苏丹内部问题，並多次在安理會表決制裁行動時投出棄權票。而中國政府還被質疑向蘇丹政府提供了大量資金及物資援助[75]，但是由於該援助有極大可能最終被苏丹政府用以對付反政府武裝，所以中國對事件的態度常遭他國質疑，而中國政府也因此被部分西方国家視為達爾富爾屠殺的幫凶，不過對此一問題，中國方面認為其影響力被高估了。[76]
除了人權相關組織曾予以指責外，也有民間體育團體，提出以抵制北京奧運為手段強迫中國對此讓步，进而成为中国威胁论者攻击中国重要途径。[77]不過中國否認忽略種族屠殺的指控，且認為在達爾富爾問題上，「中國和其他國家、和國際社會有著共同願望，那就是讓這一地區儘早實現和平、發展和穩定。」[78]而且此举符合中国一贯不干涉别国内政的作风，然而有人指责这是中国为了避免被别人干涉自己人权问题的借口。[79]
此外，中国以及不少伊斯兰国家的态度是：达尔富尔的冲突不是“屠杀”，而是“战争暴力”，其中的人道主义危机在战争中无法避免[80]。苏丹政府对达尔富尔的战争暴力并不是以血洗此区域，屠杀殆尽这里的人口，只是剿灭反政府武装，稳定区域局势，故“种族灭绝”的说法不妥当。另外阿拉伯世界也批评这种说法：“（以色列人在达尔富尔问题上的）游说使得世界忽视了他们在巴以冲突中犯下的罪行，以及任何推动解决冲突的谈话。”[81]“（西方对达尔富尔危机的态度）是西方人企图施霸权以控制阿拉伯人的幌子。”[80] 还有网民观点认为，鉴于90年代美国对伊拉克的生活必需品禁运反倒造成伊拉克平民大批死亡，不应对苏丹进行制裁[82]。
评论苏丹达尔富尔地区为何要独立
本文由介绍苏丹达尔富尔地区的概况入手，通过阐述达尔富尔问题的由来，分析达尔富尔战争爆发的原因，得出达尔富尔问题的根源是苏丹现行社会制度；达尔富尔问题的实质是为权力而战——达尔富尔地区的黑人为了争取他们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权力，拿起武器来反抗喀土穆政府。虽然，达尔富尔地区正遭受着人道主义灾难，但笔者认为达尔富尔的现状并不像美国所言的那样是一场种族大屠杀，达尔富尔问题的升级将是苏丹内战的延续。
苏丹地处北非与撒哈拉以南非洲之间，按逆时针方向来看，分别与埃及、利比亚、乍得、中非、刚果、乌干达、肯尼亚、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9国接壤，地理位置特殊，属于中东与黑非洲的过度地带，种族和宗教矛盾复杂，用塞缪尔·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观点来看，苏丹处在文明的断裂带上，北面是伊斯兰教的阿拉伯文明，南面是原始拜物教的黑非洲文明。而且自1956年苏丹正式独立以来，国内战事连绵不绝，持续至今，所以该国一直备受国际社会的关注。
达尔富尔（Darfur）是位于苏丹西部的一个地区，面积约50万平方公里，仅靠利比亚、乍得和中非共和国，占苏丹总面积的1/5。达尔富尔地区自然地理条件恶劣：其北部和西部地区是撒哈拉沙漠的东南延伸地带，荒芜人烟的沙漠面积达14.5万平方公里，占全区总面积的28%；中部为达尔富尔高原台地和山地，其中迈拉火山（Jabel Marrah）是当地水草最丰美、土地最肥沃、最富饶的地区；南部则多为河谷地形。该地区的气候由北向南呈现出由热带沙漠气候向热带草原气候过渡的特征，降水量也从北向南逐渐递增。而且北部沙漠地带终年高温、干旱、少雨；中部山区的年降水量为100-300毫米不等；南部地区雨量相对充沛，年降水量约为400-800毫米。这样的地理状况和气候特征，导致达尔富尔地区的水资源和土地资源有限且分布不均，这就为日后当地居民争夺水土资源埋下了隐患。1994年，喀土穆政府把该地区一分为三，由北向南依次为北达尔富尔省、西达尔富尔省和南达尔富尔省。在北、西达尔富尔省的人口比例中，非洲黑人占多数，在南达尔富尔省的人口比例中，阿拉伯人占多数。
一、达尔富尔问题的由来
（一）部落纷争
达尔富尔地区总人口约为600万，其中约60%的居民是以种地为生的农民，其余大多是以游牧或半游牧为生的牧民。富尔人（Fur）是达尔富尔地区最古老、最主要的原住民，其余主要黑人部落还有扎加瓦人（Zaghawa）和马萨利特人(Masalit)。阿拉伯人主要是以游牧或半游牧为生，分布在该地区北部，而土著的非洲黑人主要是从事农业活动，居住在该地区的中部和南部。进入20世纪70年代，达尔富尔地区发生干旱，北方本来就已经比较恶劣的自然环境现在由于自然灾害的破坏，更无法承载当地居民的正常生活。于是无法为了生存，来自该地区北部甚至乍得等邻国的阿拉伯游牧部落大批迁徙至达尔富尔中南部地区以寻找草场和水源，致使当地人口过度膨胀，从20年前的300万人增至目前的600万[1] 。20世纪80年代中期和90年代初期，苏丹全境大部分地区遭受旱灾，达尔富尔等西部省份的情况尤其严重，预计有数千万人遭受饥饿。这样阿拉伯移民与当地非洲黑人部落之间因争夺土地和水源而发生冲突的情况明显增多。据当地学者统计，1968-1976年发生3起冲突，1976-1980年发生5起，1980年-1998年达到21起[2]。在不断的部落冲突中，一方为了保护自己部落生活所必需的自然资源不被他人掠夺，另一方为了寻找新的可以适合自己居住的家园就必然会抢占前者的地盘，这样各部落逐渐发展起了自己的民兵武装，以便在可能的冲突中抢得先机。这样，到90年代，阿拉伯部落与富尔人、扎加瓦人和马萨利特人等黑人部落的矛盾不断加剧，起先为资源而起的争夺逐渐演变成部落之间的仇杀，双方均有大量伤亡，遂结下了生死怨恨。
（二）达尔富尔战争正式爆发
起先，富尔人等黑人原住民只是想用武力驱赶侵犯他们美丽家园的阿拉伯游牧民族，以确保他们自己的生存权利。后来黑人在与阿拉伯人的冲突中不断发展壮大，逐渐形成两个有组织的反政府武装——苏丹解放运动（Sudan Liberation Movement，简称SLM）和正义与公平运动（Justice and Equality Movement，简称JEM)。前者以富尔人为主体，后者以扎加瓦人为主体。2003年2月，北达尔富尔州首府法希尔（el Fasher）被他们用武力攻陷，政府军的一名高级将领被俘，这起事件标志着战争的正式爆发。然而，当时喀土穆政府正忙于与南部的反政府武装——苏丹人民解放军（Sudan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简称SPLA）签署和平协议，所以对达尔富尔叛军攻陷州府法希尔毫无心理准备。事发后才紧急调兵遣将，匆忙应战，终因时间仓促、军力不足和对当地情况不熟等缘故，节节败退，威风扫地。为了挽回军事进攻上的颓势，政府开始借助简加韦得（Janjaweed）武装与叛军作战。
“简加韦得”是对以游牧的阿拉伯人为主的被称为马拉希勒（Maraheel）派组织的一支民兵武装的称呼。这个称谓是由三个阿拉伯语单词缩略而成，意为：“骑着马、手持GM3机关炮的妖魔”。从20世纪80年代起，“简加韦得”一词已经在达尔富尔广泛流传，当时特指一些游手好闲者组成的武装，惯于分散作战且经验丰富，经常骚扰非洲黑人定居者，名声历来不好，往往是谁给钱就给谁卖命[3]。
二、达尔富尔问题的实质
（一）什么引发了战争？
达尔富尔地区之所以在2003年2月正式走上与苏丹政府为敌的武装道路，背后肯定是多方面作用的结果。如果一一列举出来，可能有水土资源匮乏、部族冲突、宗教矛盾、地区被边缘化、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和受南方内战影响等原因。
资源纷争？资源要受地理环境的制约，再加上自然灾害的频发，导致达尔富尔地区资源日渐枯竭。资源匮乏一般非人力可以控制。当人们为了生存而进行资源争夺时，政府一般会出面来协调资源分配问题，这样问题都会迎刃而解。另外，在达尔富尔地区遭受资源匮乏威胁的是北方的阿拉伯游牧部落，他们为了生存迁移至南方水草丰裕之处，结果起来反对政府的却是非洲黑人部落，而不是阿拉伯游牧部落。所以资源贫乏不足以解释黑人走上反对政府的武装道路。
种族认同？宗教矛盾？达尔富尔地区几乎所有的居民都是穆斯林，不论是非洲黑人还是阿拉伯人，他们多信仰伊斯兰教，而且分属于不同的部族，彼此之间相互通婚，血统和身份不断发生着变化[4]。在70年代旱灾发生之前，达尔富尔地区内的各部族基本都能和平共处，并没有相互对立。达尔富尔是在资源争夺和暴力冲突中才逐渐形成了阿拉伯人与黑人的分野，遂形成了两派的对立。但宗教信仰的分野是不明显的，没有资料表明：非洲黑人就一定信仰原是拜物教或基督教，而不是信仰伊斯兰教。此外，当今世界的绝大多数国家都是多民族、多信仰的国家，民族或种族的差别，宗教信仰的异质性不足以说明必然导致冲突或战争，关键看要是实行怎样的民族和宗教政策。
南方内战是指1983-2004年间，喀土穆政府与南方苏丹人民解放运动军之间展开的长达21年的内战。达尔富尔战争爆发时正值政府与该组织的领导人戈让（Garang）商议和谈之时。一直以来，在南方和谈进程中，达尔富尔始终被排除在外，并没有代表参加和谈[5]。南方内战结束后，苏丹人民解放运动（SPLM）与苏丹政府签署了最终协议：与国民议会(National Congress)组成联合政府共同执政；它的领导人出任国家第一副总统；南方苏丹拥有自己独立的司法体制，不需要信奉伊斯兰沙里亚教法[6]。这些使达尔富尔黑人看到：只有拿起武器进行反抗才能为自己谋得权力。南方内战的样板坚定了他们武装反抗的信心，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但是南方的反叛并不能直接导致达尔富尔人的反叛，前者并不是引发后者的原因。
看来以上因素都是表象，那么达尔富尔问题的更深层次原因是什么呢？是地区被边缘化，是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要了解这些，我们需要先看一下苏丹政府的现行制度。
（二）政府对达尔富尔地区的现行政策
政治方面，苏丹独立后，从首任总理伊斯梅尔·阿扎里（Ismail al-Azhari）到现任总统奥玛尔·哈桑·艾哈迈德·巴希尔（Omar Hassan Ahmed al-Bashir），他们都是阿拉伯人。喀土穆政府对自70年代以来在达尔富尔地区发生的部族摩擦听之任之，没有施行有效的管理，遂使达尔富尔冲突愈演愈烈。1989-2003年，在南达尔富尔省地方政府的61个职位中，有41个给了阿拉伯人[7]。非洲黑人不论在中央还是地方都处于无权的地位。
经济方面，苏丹一直把投资项目和发展计划集中在青、白尼罗河流域内的中央地区而忽视了国家其余地方的发展。国家财政支出基本上都放在了杰济拉（Gezira）棉花开垦项目上。致使其余地区的经济、教育以及基础设施建设都远远落后于中央地区，逐渐处于被边缘化的境地。除此之外，南达尔富尔省的石油收入也都由喀土穆政府控制，地方无权干预。
文化方面，尼迈里政权于1983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始推广沙里亚教法，要求所有的居民都要遵从此法，对违反者实行严厉地惩罚。而且还在此基础上推行阿拉伯化政策，认为阿拉伯文化是文明的象征，非洲文化应保留阿拉伯文化的宝贵遗产，而且在身份等级中，阿拉伯人也优于非洲黑人[8]。把伊斯兰教定为国教，采取政教合一的政策。
（三）问题的根源
由以上可知：黑人在种族上劣于阿拉伯人，在政治上处于无权地位，在经济上得不到中央政府的支持，处于被边缘化的地位。在喀土穆政府的心目中，中央地区的发展要优先于边远地区，中央地区的地位也明显高于边远地区。达尔富尔地区就处在西部的边缘地区，当地的黑人之所以武装起来反抗政府，就是因为喀土穆政权所实行的现行社会制度，导致黑人在社会各个方面都处于劣势地位，没有平等的权利，更没有应有的权力。这恐怕才是达尔富尔问题的根源。
南方的内战更让他们明白——只有斗争才有希望，只有斗争才能获得权力。苏丹解放运动（SLM）和苏丹公正与平等运动（JEM）惟恐任何新组建的国家政府把注意力都放在苏丹南部的政治与经济发展上而忽视达尔富尔地区。于是达尔富尔地区的黑人向现行制度发起挑战：苏丹解放运动喊出“解放达尔富尔”的口号，指责苏丹政府不重视达尔富尔地区基础设施的发展，在中央权力机构中排斥富尔部族的官员，呼吁在达尔富尔地区实现更广泛的自治，在新的基础上重建苏丹；正义与平等组织主张政教分离，呼吁建立民主世俗的新苏丹。
显然，达尔富尔问题的实质就是权力之争，是为了给达尔富尔地区的黑人谋得更多的权力，谋得更平等的权利。
三、达尔富尔问题的性质
（一）种族大屠杀？
2004年7月，美国国会通过决议，把达尔富尔地区的状况定义为种族大屠杀。接着9月初，美国国务卿鲍威尔也使用了种族大屠杀这一字眼，几周后，布什总统在对联合国的讲话中也照办了这一用语。要界定一种行为是否是种族屠杀行为，就必须考虑两个方面：其一是意图，其二是行为。我们必须要确定施暴者的行为是否是在民族、部族、种族或宗教的背景下，怀着对人类整体或部分进行蓄意破坏的目的或目标而实施的。世界种族屠杀大会把以下具体的行为视为种族屠杀行为：例如，屠杀某些团体的成员或者破坏他们的物质生存条件和生命支柱，而且实施这些行为时必须怀有种族灭绝的意图[9]。
喀土穆政府和“简加韦得”武装运用了残酷的手段来打击达尔富尔地区的民族团体，包括使用定点清除、全面洗劫、火伤村庄和粮食库以及污染水源等战术。再加上“反政府武装人员和‘简加韦得’都是民兵，在军事行动中很难区分普通平民和武装人员。因此，‘简加韦得’武装在收复失地后，通常将整个村庄烧成一片焦土，以图一劳永逸。另外，‘简加韦得’武装非正规军的野性也在战争中也毕露无遗，他们所到之处无恶不作且手段残忍，致使达尔富尔战事酿成了一场新世纪最大的人道主义灾难”[10]。之所以这样，政府只是想用残酷的手段打压叛军，迫使他们在高压政策下放下武器，重新回到与政府修好的道路上来，也可以警示那些可能会走上反政府道路的组织，它的目的并不是要消灭非洲黑人，进行种族屠杀。
所以笔者认为，达尔富尔问题非种族大屠杀问题，根据前面种族大屠杀的定义，它不符合主观意图项。美国之所以把达尔富尔定义为种族大屠杀，并不是出于对该地区实际状况的科学判断，而是另有其它政治上的考虑。
（二）内战？
苏丹独立后国内战事不断：1956-1972年，南方安那亚那（Anya Nya）叛乱；1983-2004年，南方苏丹人民解放运动(SPLM)叛乱；2003-至今，达尔富尔地区叛乱；前两者的叛乱现在已被定性为内战，那么后者的叛乱就不是内战吗？随着达尔富尔问题的再次升级、冲突或战争规模的扩大，以及该问题在时间上的延续，后者自然就会演变成为苏丹的又一场内战，只是内战的时间、地点和参与者发生了变化而已。
为什么苏丹自独立以来就一直战事不断？除了上面提到的南方内战和达尔富尔地区的战事之外，20世纪80年代末期，南科尔多瓦省、西科尔多瓦省和青尼罗河省也爆发了叛乱；90年代苏丹东部地区也发生叛乱。这些叛乱的共同点都是：地处被边缘化的地区，他们都一致要求在苏丹联邦中分享权力。如果苏丹政府不从现行社会制度上查找原因，那么达尔富尔问题也仅仅只是一个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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