片名：全民公敌 英文片名：PUblic Enemies 又名：国民公敌/人民公敌/公众之敌/一号公敌 导演： 迈克尔·曼 编剧：迈克尔·曼Michael Mann、罗南·本尼特Ronan Bennett、安·伯德曼Ann Biderman、马克·吉尔曼Mark St. Germain 主演：强尼·德普Johnny DePP、克里斯蒂安·贝尔Christian Bale、玛丽昂·歌迪亚Marion Cotillard、钱宁·塔图姆Channing Tatum、吉奥瓦尼·瑞比西Giovanni Ribisi 上映时间：2009年7月1日 国家/地区：美国 剧情介绍： 1929年10月28日，纽约证券交易所，黑色星期一。一泻千里的道琼斯指数，伤痕累累地预兆了美国历史上最黑暗的金融大危机，长达十年的大萧条时代由此拉开序幕。数以千计的人跳楼自杀，不计其数的人流离失所，倾家荡产、负债累累、饥寒交迫的惨象遍地。被视为“罪魁祸首”的银行，更是在一夜间风声鹤唳，成为了匪徒们首当其冲的收割地。 大丈夫三十而立，对于印第安纳州出生的混小子约翰·迪林杰（强尼·德普），这个堕落年代似乎正是天赐良机。他聪明、机智、胆大包天，还有一帮过命的黑道兄弟，干抢银行绝对是稳赚不赔的生意。偏偏迪林杰还颇有几分绿林好汉的豪气，一边干着江洋大盗的勾当，一边又不乏劫富济贫的义举，不杀人光越货且绝不动储户钱财的原则性很快就在大众心中成了传奇。以至于他和兄弟们全美到处抢劫，却总能得到穷苦百姓暗中的鼎力相助，久久未被捉拿归案。 银行劫匪居然逍遥自在，警方颜面何存？！正处萌芽阶段的联邦调查局，由罗斯福总统下令，矢志速擒嚣张之极的犯罪团伙。联邦探员梅尔文·帕维斯（克里斯蒂安·贝尔）临危受命。才智过人的帕维斯，不肯放过丝毫蛛丝马迹，步步紧逼。惊心动魄的猫鼠游戏之后，迪林杰棋差一着，被关押入戒备森严的印第安纳州监狱。然而，这位美利坚史上最臭名昭著的大盗，却并没打算就此乖乖接受牢狱之命。1934年3月3日，他竟再一次越狱逃脱！而唯一可能让迪林杰束手就擒的，大概只有他最爱的女人比莉（玛丽昂·歌迪亚） 评论
简述中国戏剧家曹禺在创作方面所受到的外来影响
说到中国现代话剧艺术的成熟，我们就不能不提到一个标志性人物，那就是曹禺。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曹禺以他所创作的一系列优秀剧作，《雷雨》、《日出》、《原野》、《家》、《北京人》等，确立了中国话剧这门现代舞台艺术的历史地位。 曹禺戏剧成就的取得，固然要归功于他的殊异的天分，但也不可忽视他对外国戏剧的广采博收、兼容并蓄，他与易卜生戏剧确实缘分非浅。而最初引导他走进易卜生戏剧世界的人，是他在南开中学读书时的老师张彭春。1925年，当时的名字还叫万家宝的曹禺，加入了张彭春组织的学生演剧团体———南开新剧团。1927年7月，也就是在曹禺18岁的时候，张彭春指导南开新剧团的学生，演出易卜生的戏剧《国民公敌》，曹禺在其中演了一个不太重要的角色，这是他首次接触易卜生戏剧。 《国民公敌》的演出，还引发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麻烦：当时驻守天津的军阀禇玉璞，听说南开新剧团演出了《国民公敌》，就十分生气。这个愚蠢的家伙，以为南开一个姓易叫卜生的青年，写剧本攻击他，骂他是国民公敌，于是便派兵到学校抓人，易卜生自然是抓不到的，抓不到人就勒令停演。真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讲不清。直到过了一年，南开新剧团把剧名改成《刚愎的医生》，这出戏才得以重演。这件事情让曹禺印象深刻，他深切地感受到了现实的黑暗，他说，“仿佛人要自由地呼吸一次，都需用尽一生的气力。”[4] 曹禺对戏剧的痴迷，让老师张彭春看在眼里，因此对这个得意弟子格外留意，尽心栽培。1928年，在南开中学24周年校庆之际，南开新剧团演出《傀儡家庭》，主角娜拉就由男扮女装的曹禺来扮演。由于曹禺个头不高，身材匀称，面目清秀，特别是两只眼睛炯炯有神，装扮起娜拉来，便颇有几分女性的妩媚动人和刚柔相济的神韵，再加上老师张彭春的悉心指导，这一个娜拉便活生生地展现在舞台上，演出获得了极大的成功。1929年12月，张彭春要去美国，一是为南开学校募捐，再者是为梅兰芳访美演出牵线。临行前，他将一部英文版的《易卜生全集》送给曹禺，这使曹禺非常感激，他借助英文词典，通读了全书。易卜生的戏剧，曹禺不仅读过，而且演过，这样的经历，对他掌握现代戏剧的编剧技巧很有帮助。 后来，因为对所学专业不感兴趣，曹禺由南开大学政治系转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1931年春，清华大学的学生演出易卜生的戏剧《玩偶之家》，曹禺在剧中仍然扮演娜拉。据李健吾说，这可能是中国现代舞台上最后一次的男扮女装了。一次又一次地扮演娜拉，以一个男性的身份化身为女子，体会一个女人在生活境遇中的尴尬、无奈、挣扎、委屈，是不是让曹禺更深刻地理解了女子的处境和心理呢？这是大有可能的，因为在他后来塑造的女性群像中，无论是乱伦的太太，偷情的少妇，还是堕落的交际花，甚至下等妓院的女子，他都赋予了她们极大的同情，从来不肯站在男性的立场藐视她们，而是刻意展现她们灵魂中金子般闪光的东西。 1933年，曹禺从清华大学毕业，他的毕业论文的题目是《论易卜生》，写作这篇英文论文时，曹禺主要参考了萧伯纳的《论易卜生主义的精华》。也就是在这一年，曹禺一边构思他关于易卜生的论文，一边开始创作他的成名作《雷雨》。 点燃曹禺创作灵感的最初契机，是剧中一个奇异的女子和围绕她的情感危机，这个女子就是繁漪。这一条线索铺展开来，勾连起一个家庭两代人之间的种种恩怨，勾画出一个魔咒般的命运怪圈。 1934年，《雷雨》在巴金主编的《文学季刊》上发表后，逐渐引起了人们的重视。1935年，李健吾在他的评论文章《雷雨》中指出：“在《雷雨》里面，作者运用（无论是他有意或者无意）两个东西，一个是旧的，一个是新的：新的是环境和遗传，一个19世纪中叶以来的新东西；旧的是命运，一个古已有之的旧东西。”[5]显然环境和遗传的问题，在易卜生的戏剧中都有所涉及。有人指出，在情节结构上，《雷雨》表现的乱伦悲剧与易卜生的剧作《群鬼》相似。 补充：
描写思想者的作文
在人类所有的文字中，惟有“思想者”这三个字，最为沉重。尤其在这个国王比思想者还多的地球上，思想者就更加凸现出了他的重量。
思想者的重量来自于历史，指向于未来，并在历史与未来之间的这个现实世界，高高地竖立起一面思想的大旗，一次次引领着我们，从历史，走向未来。
但是，思想者总是孤独而悲怆的，究其原因：是他的锋芒、尖锐、深刻、另类和反叛。面对这样的人，那些没有开化或难以启蒙的众生，不仅把他当成疯子、白痴、混蛋、妖孽、瘟疫，而且更可悲的是群起而攻之、讨之、杀之、歼之……大有一种不把他五马分尸不足以平息众怒的架势。因此，这帮难以启蒙的众生，就成了权贵们和政治集团极其残忍地剿灭思想者的帮凶，一步步把他逼向生命的绝境，设下火坑，布下陷阱，叫他去跳下去。
思想者可以把思想侍弄得十分精当，万分慎密，甚至是一丝不漏、光照千秋，但是，在红尘世界，思想者往往是大大咧咧的，疏于计较个人得失、自我恩怨，正是由于这样，在通常情况下，大量居心叵测的人，动用所谓的道德和法律，一次次把思想者打成国民公敌，关进铁窗，困在地狱，逼向黑夜。
在这样的黑夜里，思想者的灯光，是最暗淡的时候。这微弱的光，难以照彻无边的暗夜，无力唤醒蒙昧的大多数，但是，就是在这样的黑暗中，思想者依然没有放弃他的思索，没有摈弃他的启蒙，依然对唤醒大梦中的芸芸众生充满希望，依然高举着思想的明灯，在腥风血雨中奔走和呐喊。但是，他没有找到能够同路的人，即便是偶尔找到一个两个，也不能同行始终。这时候，思想者就只有独自一人，举着明灯，孤零零地与暗夜抗争，孤零零地把光明播撒，直至生命的终点。
思想者，不是活在现实世界里的，他要么活在历史的深处，要么活在遥远的未来。正是因为这样，他的思想，才在现实世界中具有巨大的反判力量和重塑精神。然而，正是由于他的这种反叛和重塑，就注定了他与众人格格不入，与时代格格不入，与权贵们和政治集团格格不入，这就注定了他悲剧性命运的一生。
当思想者在没有广泛的社会良知作强大的支撑时，在没有获得大多数人的认可时，他和他的思想，就一定是大夜中的梦呓，是怒海中的一叶孤舟，是千军万马围歼下的一头小鹿。
面对这一切，思想者不会选择屈服，不会在屠刀和绞索下发抖，更不会放弃追求，抛下理想。因为，他早就把肉体的生命看得轻于鸿毛，把思想的生命看得重于泰山。在面对屠刀和绞索的时候，他会毫不犹豫地大步走过去，大义凛然地赴死。在这个世界上，惟有思想者，能够以死来加重思想的声音，以死来增强思想的威力。
思想者虽然死了，但是，他为这个世界，找到了一个出口。
二
思想者为这个世界找到了出口，但这个出口，往往被人当作狗洞，不仅大肆给予嘲讽，而且进行疯狂地围堵与剿灭。
公元前339年，伟大的苏格拉底被雅典人推向了法庭。罪名是：“不敬神”和“蛊惑青年”。
对苏格拉底的定罪，雅典人以投票的方式进行表决，投票的结果是：278票赞成定他死罪，221票反对定他死罪。
按照雅典当时的规矩，在被控为有罪之后，有几种解脱治罪的办法：一是可以为自己辩护，但辩护不能否定民主审判的理由，而是在“坦白”的前提下减免自己的罪过。二是交纳一定数额的罚款就可以减免治罪。三是在被判罪收监后，还可以通过贿赂有关人员来逃脱，然后流亡到国外去。
在这样的时候，有人提出帮苏格拉底交纳罚款和贿赂金，但遭到了苏格拉底的严词拒绝了，他说：“我怎么能走卑鄙者的道路？”
交纳了罚款和贿赂，苏格拉底就能够活命，就能够得到自由，但是，他毅然选择了自己为自己辩护。
然而，在278票对221票的悬殊中，在巨大的传统礼教面前，苏格拉底的自我辩护，就注定了他声音的柔弱。因此，他被判了死罪。
当行刑者把一碗毒酒端过来时，苏格拉底大步迎了上去，接过毒酒，一饮而尽。之后，他说：“死别的时辰已经到了，我们各走各的路吧，我去死，而你们去活，哪一个更好，只有神知道了。”
苏格拉底死了，他的大脑再也不能思考。一向以文明著称的雅典人，就这样杀死了一个伟大的哲学家，杀死了一个崇高的思想者。雅典人的文明，不是在维护一种求索，而是在死守一种传统与教条，雅典人穿着文明和理性的外衣，打着道德与法律的旗号，让全世界整整痛苦和遗憾了两千三百多年。
苏格拉底是因他的哲学而死的，是因他的思想而死的，这样的死，应该说，只是肉体，而他思想的火炬，被后来的许多人高举着，跑遍了这个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使无数人的灵魂为之获得了灿烂的光亮。
但是，这样的换取，毕竟过分残忍与悲凉。死，是人人都逃不脱的，但死于蒙昧，死于麻木，死于良知的泯灭，这样的死，对于一个大智者来说，他内心的悲痛，该是多么地巨大！
苏格拉底，你的名字将与地球同在。
三
一个纯粹的思想者，通常无力抵抗现实的威逼，他惟有进入了思想领域，才可以挑起犄角，使用牙齿，劈出一条路径。俄罗斯作家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索尔仁尼琴，无疑就是这样的人。
索尔仁尼琴这一辈子，仿佛命中注定要与政治集团的头面人物结下不解之缘。他因头面人物而坐大牢，因头面人物而一夜成名，又因头面人物而流亡于天涯海角，有国难返，有家难回。
1945年2月，索尔仁尼琴在与友人的通信中，因指责大独裁者斯大林，被人告发而被捕，接着，他被判了八年的监禁。这八年的铁窗生涯，连他自己都没有想到，后来居然使他成了俄罗斯的文学大家。
八年监禁满后，当局认为他还是个极其危险的分子，就又把他流放到哈萨克斯坦。这一流放，又是三年多。
恢复名誉后，索尔仁尼琴当了一名教员。这期间，他开始了文学创作，写出了中篇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他把作品委托朋友送到了《新世界》编辑部。由于这是苏联第一部描写红色政权下集中营生活的作品，杂志社不敢发表。但是，编辑部的负责人又认为这是一部非常好的文学作品，不愿轻易放弃，就托人把小说转给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赫鲁晓夫看后，认为很好，不仅可以使之成为他政治砝码，而且还可以培养出文学新人。就这样，《新世界》立即发表了这部小说。作品发表后，获得了巨大的成功，索尔仁尼琴也因此一夜成名，几乎成为家喻户晓的文学新秀。
然而，好景不长，之后不久，赫鲁晓夫便从红色帝国的最高权力上被赶了下来，索尔仁尼琴也因这一政治大变故而受到牵连。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他的困境日益加剧，作品被严禁出版，住宅被大肆搜查，行踪被严密监视，日日夜夜生活在类似于白色恐怖的状态之中。在剥夺他大量的人的权利后，当局还不放心，不仅把他开除出了作家协会，而且在1974年2月，索尔仁尼琴被红色政权驱逐出境，被迫流亡国外长达二十年之久。
由于苏联当局全面封杀他的作品，他不得不把描写政治犯生涯的作品《癌病房》、《第一圈》和《1914 年8月》等拿到西欧去发表。这些作品发表后，给他带来了巨大的荣誉，1970年10月“因他在追求俄罗斯文学不可缺少的传统时所具有的道德力量”而获诺贝尔文学奖。
作为一个作家和思想者，现实中的索尔仁尼琴只能是个弱者，在政权的恶浪中，在政治的旋涡里，他永远无力搏击狂澜，他唯一能在自己的思想里，在作品中，举起大刀和盾牌，迎向一个专制的政党，在厮杀中呼唤真理和自由。
在漫长的流放生涯中，索尔仁尼琴到过联邦德国，接着又蜗居于瑞士苏黎世，后又流亡到美国。1974年，美国政府于授予他“美国荣誉公民”的称号。
在索尔仁尼琴这一辈子里，镶嵌满了这样一些词汇——坐牢、流放、流亡、领袖、写作、获奖、贬损。这些词，随便说一个，都十分沉重，更何况被索尔仁尼琴全部拥有了。这样的拥有，就使得他的人生重上再加重，几乎把他压死。如此的人生际遇，在这个世界，能有几人？
因此，每次翻开他的作品，脑海中都回荡着一种异样的声音。这声音，如洪钟大吕，在夕阳帝国的广场上发出阵阵悲鸣……
同志们,为什么共产党称为红军,而国民党称为白军??
在“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还是相对较小的。北洋军阀之真面目尚有待于人们的进一步认识，于是在“五四”时期便出现了各种学说的引进和各种思潮的兴起。当时中国便有“政治革命是白革命，社会革命是赤革命”的说法。
国民革命时期，将国民革命势力和北洋军阀划分为“赤”与“白”，统一战线内部又以是否坚持统一战线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来区别二者。 1924年国共合作的形成，是在共产国际和中共的直接帮助努力下促成的。此时的国民党，由于其奉行的“三大政策”和“新三民主义”而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北洋军阀看来已经赤化。所以“国民军赤化，广东政府赤化，徐谦、邵飘萍赤化，唐生智、蒋梦麟亦被指为赤化”，他们将南方的国民革命军和北方冯玉祥的国民军并称“南北二赤”，声言要“先扑灭北方之赤化，然后再扑灭广东之赤化，期施行全国之刷新”；自然，破坏和镇压国民革命运动的大小军阀和封建买办，便成为反革命的“白党”。 但是，这种总体上的变化，并未中止统一战线内部理论上的论争和认识上的分歧。
孙中山逝世后，统一战线内部争夺领导权的斗争日趋激烈，在统一战线内部便出现了“赤化”和“青白化”之争。这种斗争首先最突出地表现在“戴季陶主义”及西山会议派的政治主张之中，随之“赤”或“赤化”在国民党内开始成为一个“危险”或“歧途”的代名词而为人所注目。为此，1926年元旦，李大钊在《青天白日旗帜之下》一文中明确提出：“青白化是革命的象征，赤化亦是革命的象征；赤色旗是世界的阶级革命的旗帜，青天白日旗是中国民族革命的旗帜，是东方被压迫民族革命的先驱。”
中山舰事件及整理党务案之后，瞿秋白又以《世界的及中国的赤化与反赤之斗争》为题系统地论述了国际及中国赤化的前途和意义，批判了国际帝国主义及中国封建买办反对“赤化”的丑恶行径，驳斥了戴季陶主义和国民党右派对国民革命的责难和诽谤，他明确指出，“如果恐惧赤化而反对赤化，便是要保持列强帝国主义对于世界各国平民的统治，要拥护弱小民族内的军阀以及其他种种帝国主义工具的统治。”他认为，冯自由、林森、邹鲁等国民党极右派及章太炎等“反赤流氓”，已经成为反对赤化，反对民族解放运动的白党。
土地革命时期，“赤”与“白”成为政治矛盾、政治斗争的标志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为挽救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发表了《为蒋介石屠杀革命民众宣言》，指出“蒋介石业已变为国民革命公开的敌人，业已变为帝国主义的工具，业已变为屠杀工农和革命群众的白色恐怖的罪魁。”1927年5月底，瞿秋白更进一步指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两年中从赤化变成非赤——黄色，从黄色又变成白党。”中国共产党开始用武装斗争的形式，反抗国民党的白色恐怖。
1928年元月，中共中央在《中国共产党宣布国民党为国民公敌宣言》中指出：“国民党以国民革命的名义，以‘救党护党’的名义，残杀工农群众，使全中国变成白色恐怖的世界，青天白日已经是白色恐怖的象征！”自此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及以蒋介石为首的新军阀统治的斗争进入了新时期，“赤”与“白”的斗争也随之日趋激烈尖锐。以“赤”与“白”为标志的激烈的政治斗争，一直持续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夕。在这近十年间，我们称国民党的法西斯独裁统治为白色恐怖，称国民党统治区为“白色区域”或“白区”，称国民党军队为“白军”或“白匪军”；与之相对应，国民党称我们武装反抗国民党统治的斗争为“红色恐怖”，称根据地为红色区域或“红区”，我们的军队称“红军”，两种势力交界的地域称“红白交界区”，称中国共产党为“赤党”，诬称红军为“赤匪”等。
我们在一般意义上讲的，以具有政治上的矛盾，以及斗争为标志的“赤”与“白”，在这一时期的使用频率是最高的。 由于中日矛盾日渐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这种“赤”与“白”的斗争是暂趋沉寂。在此后的八年抗战中，国共之间但均不再冠以“赤”与“白”及其与之相配套的字眼和词汇。抗战胜利后的四年国共斗争中，由于抗日战争时期我党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最终形成，我们已不再或绝少用“赤”与“白”来代表国共之间或革命势力与反动势力之间的斗争了。 评论
1928年8月1日有什么大的历史事件
南昌起义一周年 评论
J·埃德加·胡佛的的生平事迹
J·埃德加·胡佛是一个创造了美国历史和FBI神话的传奇人物，他在美国联邦调查局FBI的局长宝座上一坐就是近半个世纪。作为这个机构的秘密守护者和最高掌权人，胡佛曾是FBI的化身，是一个令人恐惧的神秘人物。他是美国历史上最有权势的人物，也是最富争议的人物。即便是在他死后的30多年里，关于他的争议也从来没有停止过。 近20多年来，一位名叫理查德·海科的作者走访了十几位知情人，并查阅了上千份有关胡佛的文件，日前终于写出一本揭露胡佛权力秘密的新书《傀儡王：J·埃德加·胡佛的秘密一生》。 1924年，当时还是一名司法部年轻律师的胡佛被任命为FBI局长，没有人会想到，他在这个位子上一坐就是48年。在那48年里，美国换了8位总统，16位总检察官，但FBI局长却始终名叫J·埃德加·胡佛。他所拥有的权力是之后任何FBI领导所无法超越的。 理查德·海科在书中写道：“胡佛知道怎样保守秘密，这是他成功的真正原因。他不仅知道这些秘密，而且没有人知道他究竟知道哪些秘密。”“没有一位总统敢解雇胡佛，因为没有一位总统知道胡佛究竟知道些什么。这对总统来说是最大的恐吓。” 以胡佛名字命名的FBI大楼 [编辑本段] FBI侦探只效忠他一人 在胡佛的指挥下，FBI成为一个严密而有序的机构。这个机构里有他建立的指纹档案系统和犯罪实验室，当然还有能干的FBI侦探。胡佛要求这些侦探对自己绝对服从。理查德说：“他的这支队伍中所有人都只效忠他一人。他们从来不听首席检察官的命令，也不听美国总统的命令，他们只听胡佛的命令。”他掌管着华盛顿的钥匙。 胡佛创造了一个关于自己的神话，这样便没有人敢要他离开。 理查德说，胡佛的神话来自于对现代公共关系的掌握。他不仅掌管着FBI，还在任何地方控制着它的形象。胡佛甚至要求好莱坞听从自己的命令，摄影棚里拍摄犯罪片时都必须遵循胡佛的意志。理查德说：“每个细节都在他的监视之下。他对每部电影，每个场景，每个脚本，每名演员都进行审阅。每件事情都要经过他的批准。”在电影《国民公敌》拍摄时，胡佛给演员詹姆斯·卡格尼的惟一建议就是“在结尾你必须要死掉，因为我不想看到任何骗子活在这个世界上。” 评论
欢乐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