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有浓厚神秘色彩的历史传奇人物：张作霖 出身寒微 张作霖，字雨亭，奉天省海城县小洼村人。此地后又改称大洼县东风镇叶家村张家甸屯，现改称大洼县驾掌寺乡马家房村西小洼屯。其实，这里现在只有一片房屋遗址，已经根本没有村落了。1875年3月19日（清光绪元年二月十二日）生。其祖籍主要有两说。一为山东省说。《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张公行状》中写道：“公讳作霖，字雨亭，奉天海城人，远祖居山东，族甚蕃，清道光初徙居海城。祖发业农，称素封。”①“行状”是过去死者家属叙述死者世系、籍贯、事迹的纪念文体。该文称“远祖居山东”，主山东省说。一为河北省说。河北省中又有河北大成、河北高阳、河北河间三说。《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张公雨亭神道碑》写道：“公讳作霖，字雨亭。其先为直隶人，清末迁奉天海城。”②这通碑文是督军署参谋长臧式毅领衔，又有8位处长署名的，载于《张大元帅哀挽录》。文中明确地说“其先为直隶人”，即是河北人，主河北说。从有关历史记载看，张作霖的祖籍是诸说并存。因多数主河北省说，张学良亦自称，他的祖籍是河北省大成县，故张作霖的祖籍为河北省大成县。 因生活无着，其先祖张永贵跑到了东北，从事农业开垦。到其祖父张发时，从事农耕，“称素封”。所谓“素封”，是指虽然没有官爵封邑，却和受封者一样富有。这是说，在张发时，张家是富有的。张发有四子，其第三子是张作霖的父亲，名张有财。“祖殁，父以析产徙海城之小洼，复于驾掌寺村设商肆”。张发死后，家产分给了兄弟几人。张有财带着他的那份财产，来到了海城。 其父张有财是个游手好闲之徒。先是开了一个小杂货铺，收入甚微。后来小杂货铺倒闭，他又不愿干活，就整天赌博胡混。因欠人家赌债，被仇家债主害死。那年张作霖13岁①。 张作霖本来没钱念书，但是有一位好心的老师帮了他的忙。这位老师名叫杨景镇，那时教私塾。有一天，他看到窗外有一个小孩偷偷听他讲课。好奇地叫进来一问，小孩答道：“我叫张作霖，我愿意念书，家穷，上不起学，因此常在这里偷听。”杨先生感到这个小孩想读书识字是好事，就免费让他上学，还赠给他纸笔。这时的张作霖已经是13岁了。就这样，张作霖读了一段私塾。在这里，他打下了初步的文化基础。这在他的一生中是十分重要的。张作霖知道感恩，他后来当了民国陆军第二十七师师长，不忘旧谊，特地请杨景镇到沈阳来，在家里开设了私塾馆。张学良就曾跟他读书②。这乃是后话。 其父死后，家庭生活更加困难，没有办法，其母王氏只得带着4个孩子投奔到镇安县（黑山县）小黑山附近二道沟娘家。张作霖有两个哥哥，一个妹妹。娘家生活也是非常困难，又添了五张嘴，简直没法继续生活下去了。张作霖不能指望家里了，只有到社会上混饭吃。 混迹社会 那时的中国是一片混乱，东北地区尤甚。清朝政府腐败透顶，中国大好河山任人宰割。沙俄强行割去中国领土一百多万平方公里，仍觊觎中国东北的广袤土地；中国甲午战败，日本魔爪深入中国东北。官吏横征暴敛，百姓不堪忍受。亡命之徒便铤而走险，啸聚山林，土匪蜂起，打家劫舍，百姓生活更加痛苦了。 张作霖小时候就常跟他的父亲出入赌场，受到熏陶，也爱赌博。开始时，他靠卖烧饼赚点钱，可是很快就输光了。他的母亲让他改学木匠，他嫌拉锯太累，不爱干。他一度曾流浪街头，沿街乞讨。后来流浪到营口高坎镇，他在大车店给人家打杂。有时骡马病了，他就弄点草药给治，还真的就治好了。他很聪明，一来二去，就成了兽医，这个行当他还比较喜欢。后来，他开了一个兽医桩，以此为生①。以后，他命运多舛，被人冤枉，遭受痛打，差点送命。经好心人帮助，得以不死。他似乎降到了人生的最低点，走投无路，死又不甘，求生无门。恰在此时，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他便抱着一线求生的希望，从军了。他投到宋庆毅军马玉峎的门下，当了一名骑兵。那年，他20岁。他喜好马匹，“以精骑击，得名擢哨长”②。甲午战败，他逃回了辽西。1895年，他21岁时同赵家庙地主赵占元的二女儿赵春桂结婚。赵春桂是张作霖的原配夫人，是张首芳、张学良、张学铭的生母。张作霖是个不甘寂寞的人。他不想像他的同乡那样过着衣食无着、平淡无味的生活，他想换个活法。 投身绿林 甲午战后的辽西是个三不管地区。散兵游勇成群，乞丐难民遍野。官府腐败，土匪横行，百姓的生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在这种情况下，各地就相应地成立了一些自保的武装组织，名曰大团。1900年，张作霖因岳父赵占元的帮助，在赵家庙成立了一个大团，有二十多人，他当上了小头目，负责附近几个村子的治安。他负责的地区称为保险区。张作霖在保险区内很守规矩，不仅遵章守纪，而且维护治安。因此，在这个地区胡匪的骚扰得到遏制。张作霖也得到村人的称赞，他的声名由此鹊起。他管辖的范围逐渐扩大，达到二十多个村子。 在赵家庙的西北，有个大团，团主叫金寿山。金寿山收罗了一批地痞流氓，组成了一百多人的大团。大团的总部设在中安堡，其周围地区是他的保险区。金寿山在保险区内横行霸道，无恶不作，比胡匪还凶残。大团本来是保民的，可是金寿山却专门害民。百姓被逼得实在无法，就去请名声较好的张作霖帮忙。张作霖率众驱走了金寿山，占据了中安堡。他的部众增加了，势力扩大了。但是，金寿山在1901年腊月三十夜半偷袭了张作霖。张作霖携带妻女率众突围，逃到了姜家屯，继而又逃往八角台。在逃往八角台的途中，身怀六甲的赵氏在马车上生下了一个男孩，这就是张学良。那是1901年阴历四月十七日，阳历是1901年6月3日。 八角台（今属台安县）是个大集镇，商号有五十多家。本来张作霖是想从八角台借道投奔辽南的绿林冯德麟的，但是到了八角台，这四十多人就被留下了，借以保护地面。这都得益于张作霖的名声好，不扰民。商会会长张紫云对张作霖的名声早有耳闻，此次见面，看到张作霖北人南相，眉清目秀，且行止有矩，谈吐不俗，果然是名不虚传。就决心把他们留了下来。后来证明，这个决定是正确的。原来八角台的头目张景惠主动让贤，甘居副职，张作霖做了团练长，地方的绅商也表赞成。从此，张作霖就在八角台落了脚。这里也成了他的发家地①。 接受点编 甲午战后乱了几年，1902年社会秩序逐步稳定。这两年张作霖苦心经营他的武装，势力有所扩展。他也尽职尽责，起到了保境安民的作用。同时，和当地绅商也相处融洽，得到他们的交口赞誉。但是，随着社会秩序的稳定，地方自治武装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按理张作霖的大团应予遣散，团民或回家务农，或进城经商。但八角台商会会长张紫云考虑到遣散这一武装，团民四散，可能危害地方。同时，他也和张作霖结下了友情，就想给他们找个出路。 为此，张紫云同有关人商量，拟将这一武装交给政府，这个提议得到绅商的赞同。于是，他们向新民府知府增韫正式推荐张作霖，对张作霖大加赞扬。增韫知府接见了张作霖，张作霖以弟子身份行叩见礼，称增韫知府为老师。通过亲见和谈话，增韫感到张作霖是个温文尔雅之人，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他便命张作霖整理部武，将其带到新民听候点编。张作霖真是喜从天降。其实，张作霖的政治野心很大，他深知经营民团不是长久之计。他早就想“改邪归正”，被政府收编。恰在此时，盛京将军增祺采纳了“化私团为公团”的建议，作出了“化盗为良”的决定。适逢其时，增韫知府的报告得到了盛京将军增祺的批准。 张作霖急忙回到八角台，积极招兵买马，扩充队伍。因为他和增韫说了大话，吹嘘自己有一营人马，实际才有一百多人。当时准许他组建250人的队伍。他便乘机开展组编活动。他吸收了辽西一些小股匪帮，如义县的张作相、黑山县的薄振声等，都参加了进来。人数够了，他就率队到新民府接受点编，成立了新民府巡警前路游击马队，命张作霖为帮办（副营长），队伍仍驻八角台①。第二年，即1903年7月，张作霖所部和新民街巡捕队合并为巡防马步游击队，计485人。其中，骑兵2哨，步兵3哨。张作霖为管带（营长），张景惠为帮办（副营长），中哨哨官由张作霖兼任，前哨哨官为张作相，左哨哨官为汤玉麟，右哨哨官为王立有，后哨哨官为赵五把什②。哨官是连长。队伍亦移驻新民府，负责地方治安，并兼剿胡匪。就这样，张作霖由一个民团武装的头目摇身一变，而成为政府官军的军官了。这是他人生的一个重大转折。从此，依靠这支武装，他便平步青云，扶摇直上了。 巧于应对 张作霖为人机敏，长于计谋。来到了新民府的生疏环境，他知道如何自处。他把争取增韫的信任摆在首位，投其所好，“馈以金钱”，执礼甚恭，服从命令，听从调遣。同时，笼络绅商，认真办事，约束部下，管理有方。这就深得知府增韫的赏识，被倚为不可或缺的左膀右臂。他又略施手腕，挤走了新民府的巡警局长王奉廷。没费太大的劲儿，他就控制了新民府的军事实权。在这方面，他表现了巧于应对的能力。 这个能力还表现在残酷的日俄战争中。1904年2月，在我国东北爆发了日俄战争。两个帝国主义国家在我国东北展开厮杀。腐败的清政府竟然宣布辽河以东为战区，以西为中立区。战争打响，哪还管什么中立区。日俄匪军烧杀淫掠，无恶不作。土匪蜂起，百姓遭殃。处在辽西的新民府是个重镇，张作霖除了要维护境内的治安外，还在盘算如何增强自己的实力。他的原则是谁给我好处，我就帮助谁。一开始，俄军强大，他就接受俄军的枪械和金钱，帮助俄军。后曾被日军俘虏，差点处死。被释放后，他又同日军签订誓约，“立誓援助日本军”①。1905年日俄战后，他的部队不但没受损失，反而扩编为3个营。在日俄两大帝国主义战争夹缝中生存的张作霖，充分显示了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因政声颇佳，1906年张作霖又升官了。新任盛京将军赵尔巽和新任新民府知府沈金鉴下令，将张作霖的部队由3个营扩编为5个营，张作霖当上了统管5个营的统带（团长）。 计擒杜匪 成了官军的张作霖对为害地方的胡匪十分痛恨，极力剿杀。在他的连年痛剿下，辽西的小股胡匪或被招抚，或被剿灭。就连党羽千余的大股悍匪田玉本也被张作霖部击毙，其徒众星散，百姓称快。 但是，还有一个奸诈凶残的土匪杜立三很难对付。杜立三盘踞在辽中县青麻坎。杜立三的势力越来越大，官军拿他无法。他自称马上皇帝。在他盘踞的地方，随意封官许愿，老百姓见他称之为杜大人。实际上，他已经造成了割据之势。盛京将军赵尔巽曾下令“严密访拿”，几次派兵进剿，但都败下阵来。1907年清政府在东北建立行省，任命徐世昌为东三省总督。徐世昌为了除掉这个心头之患，特派智谋之士知县殷鸿寿到新民府，去协助张作霖剿灭杜立三。 对杜立三是强攻还是智取，他们进行了仔细的商讨。杜立三自诩为马上皇帝，马上功夫了得。能双手使枪，弹无虚发。且城池坚固，徒众凶顽，关卡林立，防备极严。如像以前那样派兵强攻，恐师劳无功，难以奏效。因此，决定智取。他们设了一计。张作霖派人到辽中县送上一封贺信，祝贺杜立三被奉天省招抚，当上了大官，官位比张作霖还高。让杜立三速到新民府来面谒省里的招抚大员，以便到奉天向徐世昌总督致谢。杜立三有所察觉，不敢贸然行动。同他母亲和兄弟商量。他们也认为到新民风险很大，凶多吉少，都不主张他去。 此计落空。张作霖没有灰心，又生一计。他想到了黑山秀才杜泮林。杜泮林是张作霖的义父。张作霖在中安堡当保险队头目时，同绅士杜泮林结下交情，来往密切，关系甚笃。张作霖知道杜立三拜认杜泮林为同族叔，对其言听计从，十分尊重。张作霖就想打杜泮林的主意。他和殷鸿寿密谋，用杜泮林引诱杜立三上钩。 张作霖特地亲自到黑山把杜泮林接到新民府，并把他引见给省城大员殷鸿寿，以证明确实是省里招抚，并非虚构。又在新民街上，为杜泮林另设招待处，请杜泮林在招待处稍事休息，候杜立三来到之后，一同晋省。秀才杜泮林是老实人，不知是计，就给杜立三写了一封亲笔信，言辞恳切，感情真挚。有“游侠非终身之事，梁山岂久居之区；一经招安，不仅出人头地，亦且耀祖荣家”等语。 杜立三本来疑信参半，犹豫不定。突然得到他素来景仰的族叔的亲笔信，便疑念顿消，决定前往。于是，他在1907年6月6日仅率13人，作为随身护卫，由宋庆濂带领，奔向新民府，接受封官去了。他哪里知道此去是有去无回了。张作霖为了不出意外，事先做了周密布置。杜立三只身赴会，十分警惕。在晋见委员殷鸿寿时，他坐在背靠墙壁面对诸人的位置，同时两手插入兜内，握住枪柄，观察动静，以应突变。谈话完毕，殷高声喊道：“送客！”杜起身告辞，殷送至里屋门口，杜转身请殷“留步”时，刹那间，突被汤玉麟等几个壮汉按倒，下了双枪，死死捆住。事不宜迟，当晚就把杜立三在新民府西门外枪决了。其实，在这之前，张作霖早已派张景惠率大队人马，绕道台安八角台，做好进击杜立三老巢的准备。得到处决杜立三的消息后，张景惠等迅速出击杜立三的老巢。群龙无首，他的老巢辽中县青麻坎，被一举端掉①。除掉了杜立三，扫除了一大害，辽西匪患遂绝，人心称快。 杜立三这个多年啃不动的硬骨头，让张作霖轻而易举地剔除了。他采用的是智取的谋略。这里显示了张作霖的过人的智慧。得此消息，总督徐世昌喜出望外，上报清廷，为张作霖请奖。清廷除赏银五千两外，将张作霖升为奉天巡防营前路统领（旅长），管辖马步5营。其他还有中路、左路、右路、后路等4路统领。张作霖成为东北旧军5个举足轻重的武装力量之一，势力更加壮大了。 剿灭蒙患 1908年，徐世昌把剿匪得力的张作霖调到辽宁西北部的通辽、洮南一带，去剿除被沙俄收买的蒙古叛匪。据有关人记载：“洮南一带系干燥的草原，草有一二尺高，一望无边。夏日蚊虫甚多，大者如蜜蜂，叮人很厉害。”“虽在夏天，都得用棉花把头包上，否则寸步难行。狼群更多，一群就是十几条。当时队里的通信人员（当时叫做跑拨子的）往往被狼吃掉，剩下马跑回来……蒙古军队都是一个人乘两匹马，骑一匹，备一匹，力量足，跑得也快。以上种种，都是蒙军优于汉军的地方，所以张作霖清剿蒙匪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洮南一带是广阔无垠的大草原，是蒙匪活动的根据地。他们熟悉地形，了解民情，精于骑射，出没无常。他们行踪无定，多用奇袭，打了就跑，渺无踪迹。其中，有几股大的蒙匪，如白音大赉、牙仟、陶克陶胡等，都“扰害边疆，至数年之久，此剿彼窜，滋蔓难除，国家视为巨寇”。 这些“巨寇”不除，国家不得稳定，百姓不得安宁。张作霖当此重任，开始并不顺利。后来，他采用了强攻和智取两手策略，派人打入蒙匪内部，取得情报，而逐渐扭转了劣局。1909年，徐世昌看到张作霖的兵力不足，便给他扩编，增强他的实力。把5个营扩编为7个营，又将驻扎在洮南的孙烈臣部划归张作霖部。这样张作霖的部队增至3500人，成为东北的一支劲旅。 张作霖是个很知道感恩的人。受到东三省总督徐世昌如此青睐、如此器重，他剿匪更加努力。同时，他也在不断地总结剿匪的经验教训，摸索出一套可行的规律。他本人也吃苦耐劳，身先士卒。因此，又经过年余苦战，终于将白音大赉击毙，生擒牙仟，并打败了陶克陶胡。后来追击陶克陶胡800里，一直将陶克陶胡赶到俄国。危害东北边疆多年的蒙患解除了，打击了蒙古分裂主义分子的嚣张气焰，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张作霖此功是不可没的。 智进省城 在张作霖的政治生涯中，他于1911年智进奉天省城，是一大手笔。1911年10月10日爆发了武昌起义，是谓辛亥革命。各省纷纷响应，脱离清政府，宣布独立。奉省的革命党人张榕、宁武、商震等早有活动，新军中也有吴禄贞、蓝天蔚等从事革命活动。武昌起义的消息传来，东北革命党人群情振奋，准备积极响应。当时以蓝天蔚为协统（旅长）的新军第二混成旅驻扎在奉天的北大营，这是省城的惟一一支驻军。蓝天蔚又是革命党人，他如果抓住机会及时策动反正，可以立见成效的。他确实也在和革命党人张榕紧密磋商，秘密酝酿起义。 但是，由于经验不足，他们没有抓住先机。1911年5月赵尔巽又任东三省总督。辛亥革命爆发时，他正在外视察，得到消息，便急忙赶回奉天，并连夜开会，研究对策。当他得知握有兵权的蓝天蔚等革命党人正在酝酿起义时，顿时吓得不知所措，表示他即将入关，也就是说，准备逃跑了。这时奉天省咨议局副议长袁金铠立即跪求劝阻，并建议重用巡防营旧军。这个建议使赵尔巽如获至宝，茅塞顿开。他思忖，地方巡防营的将领都是忠于他的守旧军人，同革命党人没有任何联系，正是他可以利用的镇压革命党人的军事力量。他立刻来了精神，马上密调后路巡防营统领吴俊升率部自通辽迅即来奉天，以防备革命党人起事。 然而，这个重要消息却被张作霖在奉的部下探知。这个人就是张作霖驻奉办事处处长张惠临。他深知事关重大，就以最快的速度，把这个消息密报给张作霖。张作霖是个有很大政治野心的人，他不甘心在西北的洮南呆一辈子。为此，他早就在观察奉天省城的动静。他曾密嘱到奉天讲武堂学习的各营管带张景惠、汤玉麟、张作相等，注意省城的军政动向，并及时写信报告。同时，他对全国的政治形势也是极为关注的。得到这个重要消息，他认为这是天赐良机，不可错过。这是他大显身手的时候了。他当机立断，立即亲率所辖步骑7个营的全部人马，从洮南出发，马不停蹄，日夜兼程，直奔奉天。路过辽源（郑家屯）时，吴俊升等出城迎接，张作霖与其虚与委蛇，未露实情。 到达奉天省城后，张作霖为争取主动，马上晋见赵尔巽，诚惶诚恐地说：“因局势紧张，惟恐总督陷于危境，迫不及待，率兵勤王。如总督认为未奉命令，擅自行动，甘愿接受惩处。”赵尔巽急需用兵，感到张作霖来得恰逢其时。张作霖又信誓旦旦地说：“请恩师听我部署，只要我张作霖还喘着一口气，我是愿以生命保护恩师，至死不渝。”①张作霖这一披肝沥胆的表态，深得赵尔巽的嘉许。因此，张作霖不但没有受到惩处，反而得到夸奖。除补发调防令外，赵尔巽还命张作霖兼任中路巡防营统领，以加强忠心耿耿的张作霖的军力。这样，张作霖就统率15个营的兵马了。到此，张作霖实质上已经是奉省现有部队最大的军事力量的首领了。我们不难看出，张作霖关注信息，研究形势，抓住时机，闻风而动，显示了他的不同常人之处。 持枪赴会 东三省总督赵尔巽有了张作霖这个拥有军事实力的保镖，就有恃无恐了。他们先是迫使新军将领通过了赵尔巽提出的“保境安民”的主张。这个主张实质是反对革命，继续保皇。继而又在奉天国民保安公会上贯彻赵尔巽的保皇主张，成立了由前东三省总督赵尔巽为会长的奉天国民保安公会，这是换汤不换药，继续代表清廷行使皇权。在这个过程中，张作霖都扮演了一个流氓打手的角色。 武昌起义爆发不久，奉天省的革命党人都云集省城，研究运用何种方式响应武昌首义。经过反复争论，最后得出采取和平手段，进行东北革命，即“谋运用政治手腕，实现东三省革命”①。革命党人的首领蓝天蔚、吴景濂等事先密议，用会议的方式兵不血刃地夺取东北政权。拟由吴景濂以奉天省咨议局议长的名义，召集省城各界领导人开会，在会上解决这个问题。他们研究了一个方案，以维持治安为名，成立奉天全省保安会，逼走东三省总督赵尔巽，然后推举蓝天蔚为关外都督，吴景濂为奉天省民政长，脱离清廷，宣布独立，完成东三省革命。如果“东北大局既定，继进兵关内，会师燕郊，直捣虏穴”①。幼稚的革命党人以为采取会议表决的方式，就可以一举夺得东北大权。 吴景濂就是这样想的。吴景濂，奉天省兴城人，1873年生。京师大学堂毕业。任奉天两级师范学堂监督，奉天教育会会长。1909年任奉天咨议局议员，后任议长。他思想维新，倾向革命。武昌起义爆发后，他积极参与革命活动。吴景濂于1911年11月12日，以他的名义召开保安大会，绅商各界到会的有二百多人。赵尔巽到会，他带来了张作霖。会上还有他的支持者，如袁金铠等。袁金铠，奉天省辽阳人。1909年任奉天咨议局副议长，他是赵尔巽一党。 此次会议，老辣的赵尔巽也早有准备。他派张作霖在会场内外布置人马，持枪待命，明施压力。张作霖则持枪赴会，满脸杀气。会场气氛，非常紧张，大有一触即发之势。但是革命党人并没有胆怯，而是慷慨陈词，主张脱离清廷，宣布独立。赵尔巽极为不满，表示坚决反对。他说：“你们要搞自治还可以商量，独立？怕有未便吧？”他的话还没讲完，就被革命党人的发言驳回，革命党人强烈要求赵尔巽宣布独立。 这时，张作霖急不可耐地跳了出来，把手枪往桌子上一拍，蛮横凶恶地叫道：“我张某身为军人，只知听命保护大帅。倘有不平，我张某虽好交朋友，但我这支手枪它是不交朋友的。”这是个信号，会场四周他的党徒，均立刻抽出手枪，情况极为险恶。在这种情况下，已经没有办法再讨论下去了。倾向革命的议员，都愤然纷纷离开会场。但这也就等于把这个会议的主动权让给了保皇派。 会议一度中断，后又复会。这时由赵尔巽的党羽袁金铠以副议长的身份主持会议，会议意见自然一边倒。最终成立了奉天国民保安公会，赵尔巽任会长，伍祥祯、吴景濂任副会长，袁金铠任参议总长，蒋方震、张榕任参议副长。这个保安公会实质是个变相的保皇会。他的会长仍然是东三省总督兼东三省将军和奉天巡抚赵尔巽，东北大权仍然掌握在他们的手里。而革命党人吴景濂、蒋方震和张榕不过是为了掩人耳目的摆设罢了。而张作霖则当上了保安公会军政部副部长，取得了军事实权，这一回合，幼稚的革命党人没有斗过老辣的保皇党人。革命的路还很长。 挤走天蔚 蓝天蔚，字秀豪，湖北黄陂人，1878年生。1902年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904年加入同盟会。1906年任同盟会辽东支部负责人。1910年任东北第二混成协协统（旅长），是个坚定的革命党人。此次会议本来是蓝天蔚等发起，目的是推举蓝天蔚为关外都督。但不承想，却让赵尔巽占了上风。 赵尔巽深知兵权的重要，他必须立刻剥夺蓝天蔚的兵权。于是，他于成立保安公会的第二天，即1911年11月13日，向袁世凯发一密电：“此军即令聂汝清暂兼协统，并留奉防，可保目前治安。”①这就是说，第二混成协的协统由原任该协标统（团长）的聂汝清担任了。这个聂汝清是个顽固守旧的军人，坚决反对革命，是赵尔巽最放心的忠于他的奴才。赵尔巽把第二协的兵权交给了他。 还不止此。这个老奸巨猾的赵尔巽还把蓝天蔚挤到了关内，让他远离东北，以免在他的眼皮底下变生事端。他的手法是很高妙的。在成立保安公会的第三天，即1911年11月14日，赵尔巽就以考察的名义，把蓝天蔚派到了关内。赵尔巽给蓝天蔚下了一个札令：“查有第二混成协蓝统领天蔚，志趣远大，识见明敏，堪以派赴东南各省考察此次战事之实情、公众之意见，并传布奉省保安会宗旨，以谋国民之幸福。为此，札委札到该协统，即便遵照，克日前往妥办，随时报告。” 就这样，赵尔巽不费吹灰之力，轻而易举地就把蓝天蔚挤走了。但在外界看来，好像是给蓝天蔚委以重任似的。把拟任关外都督的人选撵到了关内，使关外的革命没有了领袖，赵尔巽的这一着是够狠毒的了。在挤走蓝天蔚的过程中，张作霖曾与蓝天蔚发生冲突，张作霖想下掉蓝天蔚的枪，被赵尔巽假意制止。但这一举动，也给蓝天蔚构成了威胁。张作霖是挤走蓝天蔚的帮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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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作霖、孙权芳、以前是干什么的？
张作霖小时候就常跟他的父亲出入赌场，受到熏陶，也爱赌博。开始时，他靠卖烧饼赚点钱，可是很快就输光了。他的母亲让他改学木匠，他嫌拉锯太累，不爱干。他一度曾流浪街头，沿街乞讨。后来流浪到营口高坎镇，他在大车店给人家打杂。有时骡马病了，他就弄点草药给治，还真的就治好了。他很聪明，一来二去，就成了兽医，这个行当他还比较喜欢。后来，他开了一个兽医桩，以此为生①。以后，他命运多舛，被人冤枉，遭受痛打，差点送命。经好心人帮助，得以不死。他似乎降到了人生的最低点，走投无路，死又不甘，求生无门。恰在此时，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他便抱着一线求生的希望，从军了。他投到宋庆毅军马玉峎的门下，当了一名骑兵。那年，他20岁。他喜好马匹，“以精骑击，得名擢哨长”②。甲午战败，他逃回了辽西。1895年，他21岁时同赵家庙地主赵占元的二女儿赵春桂结婚。赵春桂是张作霖的原配夫人，是张首芳、张学良、张学铭的生母。张作霖是个不甘寂寞的人。他不想像他的同乡那样过着衣食无着、平淡无味的生活，他想换个活法。1900年，张作霖因岳父赵占元的帮助，在赵家庙成立了一个大团，有二十多人，他当上了小头目，负责附近几个村子的治安。他负责的地区称为保险区。张作霖在保险区内很守规矩，不仅遵章守纪，而且维护治安。因此，在这个地区胡匪的骚扰得到遏制。张作霖也得到村人的称赞，他的声名由此鹊起。他管辖的范围逐渐扩大，达到二十多个村子。
在赵家庙的西北，有个大团，团主叫金寿山。金寿山收罗了一批地痞流氓，组成了一百多人的大团。大团的总部设在中安堡，其周围地区是他的保险区。金寿山在保险区内横行霸道，无恶不作，比胡匪还凶残。大团本来是保民的，可是金寿山却专门害民。百姓被逼得实在无法，就去请名声较好的张作霖帮忙。张作霖率众驱走了金寿山，占据了中安堡。他的部众增加了，势力扩大了。但是，金寿山在1901年腊月三十夜半偷袭了张作霖。张作霖携带妻女率众突围，逃到了姜家屯，继而又逃往八角台。在逃往八角台的途中，身怀六甲的赵氏在马车上生下了一个男孩，这就是张学良。那是1901年阴历四月十七日，阳历是1901年6月3日。
八角台（今属台安县）是个大集镇，商号有五十多家。本来张作霖是想从八角台借道投奔辽南的绿林冯德麟的，但是到了八角台，这四十多人就被留下了，借以保护地面。这都得益于张作霖的名声好，不扰民。商会会长张紫云对张作霖的名声早有耳闻，此次见面，看到张作霖北人南相，眉清目秀，且行止有矩，谈吐不俗，果然是名不虚传。就决心把他们留了下来。后来证明，这个决定是正确的。原来八角台的头目张景惠主动让贤，甘居副职，张作霖做了团练长，地方的绅商也表赞成。从此，张作霖就在八角台落了脚。这里也成了他的发家地。
甲午战后乱了几年，1902年社会秩序逐步稳定。这两年张作霖苦心经营他的武装，势力有所扩展。他也尽职尽责，起到了保境安民的作用。同时，和当地绅商也相处融洽，得到他们的交口赞誉。但是，随着社会秩序的稳定，地方自治武装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按理张作霖的大团应予遣散，团民或回家务农，或进城经商。但八角台商会会长张紫云考虑到遣散这一武装，团民四散，可能危害地方。同时，他也和张作霖结下了友情，就想给他们找个出路。
为此，张紫云同有关人商量，拟将这一武装交给政府，这个提议得到绅商的赞同。于是，他们向新民府知府增韫正式推荐张作霖，对张作霖大加赞扬。增韫知府接见了张作霖，张作霖以弟子身份行叩见礼，称增韫知府为老师。通过亲见和谈话，增韫感到张作霖是个温文尔雅之人，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他便命张作霖整理部武，将其带到新民听候点编。张作霖真是喜从天降。其实，张作霖的政治野心很大，他深知经营民团不是长久之计。他早就想“改邪归正”，被政府收编。恰在此时，盛京将军增祺采纳了“化私团为公团”的建议，作出了“化盗为良”的决定。适逢其时，增韫知府的报告得到了盛京将军增祺的批准。
张作霖急忙回到八角台，积极招兵买马，扩充队伍。因为他和增韫说了大话，吹嘘自己有一营人马，实际才有一百多人。当时准许他组建250人的队伍。他便乘机开展组编活动。他吸收了辽西一些小股匪帮，如义县的张作相、黑山县的薄振声等，都参加了进来。人数够了，他就率队到新民府接受点编，成立了新民府巡警前路游击马队，命张作霖为帮办（副营长），队伍仍驻八角台①。第二年，即1903年7月，张作霖所部和新民街巡捕队合并为巡防马步游击队，计485人。其中，骑兵2哨，步兵3哨。张作霖为管带（营长），张景惠为帮办（副营长），中哨哨官由张作霖兼任，前哨哨官为张作相，左哨哨官为汤玉麟，右哨哨官为王立有，后哨哨官为赵五把什②。哨官是连长。队伍亦移驻新民府，负责地方治安，并兼剿胡匪。就这样，张作霖由一个民团武装的头目摇身一变，而成为政府官军的军官了。这是他人生的一个重大转折。从此，依靠这支武装，他便平步青云，扶摇直上了。张作霖为人机敏，长于计谋。来到了新民府的生疏环境，他知道如何自处。他把争取增韫的信任摆在首位，投其所好，“馈以金钱”，执礼甚恭，服从命令，听从调遣。同时，笼络绅商，认真办事，约束部下，管理有方。这就深得知府增韫的赏识，被倚为不可或缺的左膀右臂。他又略施手腕，挤走了新民府的巡警局长王奉廷。没费太大的劲儿，他就控制了新民府的军事实权。在这方面，他表现了巧于应对的能力。
这个能力还表现在残酷的日俄战争中。1904年2月，在我国东北爆发了日俄战争。两个帝国主义国家在我国东北展开厮杀。腐败的清政府竟然宣布辽河以东为战区，以西为中立区。战争打响，哪还管什么中立区。日俄匪军烧杀淫掠，无恶不作。土匪蜂起，百姓遭殃。处在辽西的新民府是个重镇，张作霖除了要维护境内的治安外，还在盘算如何增强自己的实力。他的原则是谁给我好处，我就帮助谁。一开始，俄军强大，他就接受俄军的枪械和金钱，帮助俄军。后曾被日军俘虏，差点处死。被释放后，他又同日军签订誓约，“立誓援助日本军”①。1905年日俄战后，他的部队不但没受损失，反而扩编为3个营。在日俄两大帝国主义战争夹缝中生存的张作霖，充分显示了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因政声颇佳，1906年张作霖又升官了。新任盛京将军赵尔巽和新任新民府知府沈金鉴下令，将张作霖的部队由3个营扩编为5个营，张作霖当上了统管5个营的统带（团长）。 成了官军的张作霖对为害地方的胡匪十分痛恨，极力剿杀。在他的连年痛剿下，辽西的小股胡匪或被招抚，或被剿灭。就连党羽千余的大股悍匪田玉本也被张作霖部击毙，其徒众星散，百姓称快。
但是，还有一个奸诈凶残的土匪杜立三很难对付。杜立三盘踞在辽中县青麻坎。杜立三的势力越来越大，官军拿他无法。他自称马上皇帝。在他盘踞的地方，随意封官许愿，老百姓见他称之为杜大人。实际上，他已经造成了割据之势。盛京将军赵尔巽曾下令“严密访拿”，几次派兵进剿，但都败下阵来。1907年清政府在东北建立行省，任命徐世昌为东三省总督。徐世昌为了除掉这个心头之患，特派智谋之士知县殷鸿寿到新民府，去协助张作霖剿灭杜立三。
对杜立三是强攻还是智取，他们进行了仔细的商讨。杜立三自诩为马上皇帝，马上功夫了得。能双手使枪，弹无虚发。且城池坚固，徒众凶顽，关卡林立，防备极严。如像以前那样派兵强攻，恐师劳无功，难以奏效。因此，决定智取。他们设了一计。张作霖派人到辽中县送上一封贺信，祝贺杜立三被奉天省招抚，当上了大官，官位比张作霖还高。让杜立三速到新民府来面谒省里的招抚大员，以便到奉天向徐世昌总督致谢。杜立三有所察觉，不敢贸然行动。同他母亲和兄弟商量。他们也认为到新民风险很大，凶多吉少，都不主张他去。
此计落空。张作霖没有灰心，又生一计。他想到了黑山秀才杜泮林。杜泮林是张作霖的义父。张作霖在中安堡当保险队头目时，同绅士杜泮林结下交情，来往密切，关系甚笃。张作霖知道杜立三拜认杜泮林为同族叔，对其言听计从，十分尊重。张作霖就想打杜泮林的主意。他和殷鸿寿密谋，用杜泮林引诱杜立三上钩。
张作霖特地亲自到黑山把杜泮林接到新民府，并把他引见给省城大员殷鸿寿，以证明确实是省里招抚，并非虚构。又在新民街上，为杜泮林另设招待处，请杜泮林在招待处稍事休息，候杜立三来到之后，一同晋省。秀才杜泮林是老实人，不知是计，就给杜立三写了一封亲笔信，言辞恳切，感情真挚。有“游侠非终身之事，梁山岂久居之区；一经招安，不仅出人头地，亦且耀祖荣家”等语。
杜立三本来疑信参半，犹豫不定。突然得到他素来景仰的族叔的亲笔信，便疑念顿消，决定前往。于是，他在1907年6月6日仅率13人，作为随身护卫，由宋庆濂带领，奔向新民府，接受封官去了。他哪里知道此去是有去无回了。张作霖为了不出意外，事先做了周密布置。杜立三只身赴会，十分警惕。在晋见委员殷鸿寿时，他坐在背靠墙壁面对诸人的位置，同时两手插入兜内，握住枪柄，观察动静，以应突变。谈话完毕，殷高声喊道：“送客！”杜起身告辞，殷送至里屋门口，杜转身请殷“留步”时，刹那间，突被汤玉麟等几个壮汉按倒，下了双枪，死死捆住。事不宜迟，当晚就把杜立三在新民府西门外枪决了。其实，在这之前，张作霖早已派张景惠率大队人马，绕道台安八角台，做好进击杜立三老巢的准备。得到处决杜立三的消息后，张景惠等迅速出击杜立三的老巢。群龙无首，他的老巢辽中县青麻坎，被一举端掉①。除掉了杜立三，扫除了一大害，辽西匪患遂绝，人心称快。
杜立三这个多年啃不动的硬骨头，让张作霖轻而易举地剔除了。他采用的是智取的谋略。这里显示了张作霖的过人的智慧。得此消息，总督徐世昌喜出望外，上报清廷，为张作霖请奖。清廷除赏银五千两外，将张作霖升为奉天巡防营前路统领（旅长），管辖马步5营。其他还有中路、左路、右路、后路等4路统领。张作霖成为东北旧军5个举足轻重的武装力量之一，势力更加壮大了1908年，徐世昌把剿匪得力的张作霖调到辽宁西北部的通辽、洮南一带，去剿除被沙俄收买的蒙古叛匪。据有关人记载：“洮南一带系干燥的草原，草有一二尺高，一望无边。夏日蚊虫甚多，大者如蜜蜂，叮人很厉害。”“虽在夏天，都得用棉花把头包上，否则寸步难行。狼群更多，一群就是十几条。当时队里的通信人员（当时叫做跑拨子的）往往被狼吃掉，剩下马跑回来……蒙古军队都是一个人乘两匹马，骑一匹，备一匹，力量足，跑得也快。以上种种，都是蒙军优于汉军的地方，所以张作霖清剿蒙匪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洮南一带是广阔无垠的大草原，是蒙匪活动的根据地。他们熟悉地形，了解民情，精于骑射，出没无常。他们行踪无定，多用奇袭，打了就跑，渺无踪迹。其中，有几股大的蒙匪，如白音大赉、牙仟、陶克陶胡等，都“扰害边疆，至数年之久，此剿彼窜，滋蔓难除，国家视为巨寇”。
这些“巨寇”不除，国家不得稳定，百姓不得安宁。张作霖当此重任，开始并不顺利。后来，他采用了强攻和智取两手策略，派人打入蒙匪内部，取得情报，而逐渐扭转了劣局。1909年，徐世昌看到张作霖的兵力不足，便给他扩编，增强他的实力。把5个营扩编为7个营，又将驻扎在洮南的孙烈臣部划归张作霖部。这样张作霖的部队增至3500人，成为东北的一支劲旅。
张作霖是个很知道感恩的人。受到东三省总督徐世昌如此青睐、如此器重，他剿匪更加努力。同时，他也在不断地总结剿匪的经验教训，摸索出一套可行的规律。他本人也吃苦耐劳，身先士卒。因此，又经过年余苦战，终于将白音大赉击毙，生擒牙仟，并打败了陶克陶胡。后来追击陶克陶胡800里，一直将陶克陶胡赶到俄国。危害东北边疆多年的蒙患解除了，打击了蒙古分裂主义分子的嚣张气焰，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张作霖此功是不可没的。
袁世凯出任大总统后，1912年被任命为第27师中将师长，袁世凯称帝后，被封为子爵、盛武将军，督理奉天军务兼巡按使；袁死后，被北京政府任命为奉天督军兼省长、1918年9月被任命为东三省巡阅使，利用日本的势力控制了辽吉黑三省，成为奉系首领。由于他不肯满足日本帝国主义的无理要求（包括开矿、设厂、移民和在葫芦岛筑港等），1928年6月4日晨5时许，当张作霖所乘由北京返回奉天专列驶到皇姑屯附近的京奉、南满两铁路交汇处桥洞时，被日本关东军预先埋好的炸弹炸毁，这位乱世枭雄身受重伤，当日逝世，时年53岁。
补充：张作霖何许人也？？？？
大军阀。他儿子是张学良 兽医出身 父亲张有才 评论
如何评价左宗棠
瑕不掩瑜，左宗棠之功远高其过；民族之精英、杰出爱国志士，如此评述，左宗棠当之无愧！ 左宗棠，字季高，湖南湘阴人。道光十二年（公元1832年）中举，接着考进土，三试不第。从而弃科考，悉心钻研兵法，请熟三韬六略，孕育将帅之法。与朋辈交游，喜为壮语惊众，又尝以孔明自比，人们都笑他狂妄，唯独友人胡林翼极力称赞，说他横览九州，才智超群，必成大器。后来果不出所料，左宗棠累官至巡抚、总督，成为一名很有作为的封疆大吏，后因功奉诏回京，晋升为军机大臣，佐理朝政。 因历史局限和阶级偏见，左宗棠曾参与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但总观其生平，其主要功绩是在帝国列强瓜分中华之时，他以大智之言，力排朝廷重臣之昏庸众议；以大勇之行，克服万难，坐镇甘陕。收复新疆之壮举，国人称快，造福子孙，亦令侵略者震惊，举世刮目相看！其维护祖国统一大业之奇勋，捍卫边疆之殊功，可于张骞、班超并架齐驱！无张、班二人，无中国之西域；无左宗棠，中华之新疆，今落谁人之掌，未可知矣。 不得不承认，瑕不掩瑜，左宗棠之功远高其过；民族之精英、杰出爱国志士，如此评述，左宗棠当之无愧！ 提到左宗棠，就必须得铭记这样一段悲惨的历史：1840年鸦片战争的隆隆炮火，打破了中国大地古朴田园生活的平静，也打开了与世隔绝、千年封闭的中国大门。一个古老的封建帝国，一时间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成为帝国主义列强奴役宰割的对象。英、法等国从海上大肆侵犯中国。 睡在中亚大陆旁边的北极熊沙皇俄国也不甘落后，蠢蠢欲动，把侵略的魔掌伸向中国新疆及西部广大地区。鸦片战争之前，沙皇俄国就已侵占了我国西北部的斋桑湖地区和浩罕、布哈拉等中亚小汗国。趁鸦片战争中国处于劣势的境况，沙俄出兵占领了中国的巴尔喀什湖东南的塔拉塔勒河、伊犁河等七河地区。由于沙皇军官宣称，对中国要用大炮来发言，所以迫使中国清政府签订了《伊犁、塔尔巴哈台章程》，沙俄得到了在伊犁、塔城地区的通商，贸易免税，自由居住，传教等特权。 沙俄在鲸吞了我国的古尔班玛图(今阿拉木图)等地之后，进一步强占伊塞克湖和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地区，深入中国境内750公里，割去我国这片领土上的许多地方。现在划入吉尔吉斯斯坦和哈萨克斯坦等国的四十四万多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就是在1864年归属沙皇俄国的。 就在1864年，清朝在沙俄军队的炮口下被迫签订丧权失地的《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的同时，新疆各地也卷入了太平天国运动和陕甘回民起义影响下的各民族反清起义浪潮。封建宗教头目趁机而起，新疆出现了割据纷争，各自为王的混乱局面。 喀什噶尔由伊斯兰教白山派首领马木提艾来木占据称王。不久，柯尔克孜族部落头目司迪克，联络回族封建主金相印，在混乱中夺取了喀什噶尔，由司迪克称王。马木提艾来木致书中亚的浩罕汗国，欲借助外部势力驱逐司迪克。 司迪克也有同样的想法，派出金相印亲自到浩罕进行联系，想把流亡浩罕的黑山派和卓后裔请回喀什噶尔，对抗白山派首领马木提艾来木，以增强自己的政治实力。不料， 阿古柏，却是由司迪克引来的一只野心狼。阿古柏盘踞在新疆，和沙俄及英国狼狈为奸，对各族人民实行残酷奴役和掠夺，把新疆搞的南北分裂，民不聊生。 自1886年阿古柏入侵新疆以来，新疆各族人民英勇抗敌，前赴后继，不断进行反抗侵略者的斗争。但由于各地封建割据头目大多只关心保护自己的势力范围，彼此各自为政，不能一致对外，有的贫生怕死，临阵败退，有的甚至认贼作父，拱手出卖祖国河山。致使人民抗击侵略者的斗争遭到失败，造成新疆千里领土沦陷，数百万同胞被蹂躏的历史悲剧。 人民的武装斗争虽然失败了，但是，新疆各族人民要求摆脱苦难，盼望得到内地人民的支援和帮助的心情却更加边切了。据毛拉木抄在《伊米善史》一书中记载说：“南疆维吾尔族人民在街头巷尾成群结伙地在一起议论着“汉人就要来了”的消息，不知这些稍息是真还是假，人们总是按照自己的心愿编织出许多故事，以悦人心，更悦己心。”而此时，清朝政府也已逐渐认清了阿古柏的侵略本质及其巨大的危害性。用武力讨伐阿古柏的提案上了清朝政府的议事日程。 新疆寇深祸急，早该出兵西征了。但腐败的朝廷还在争论不休，待兵不发。为了收复新疆，“既事关君国，兼涉中外，不能将就了局，且索性干去而已”。同治十一年(公元1872年)七月，左宗棠率师进驻兰州。 对于这次西征，左公准备采用“缓进速决”的战略战策。所谓“缓进”就是要用一年半的时间筹措军饷，积草屯粮，调集军队，操练将士，创造好出战必胜的一切条件。他排除一切干扰，既整顿了军队，减少了冗员，又整肃了军纪，增强了军队的战斗力。为了适应出关西征的需要，他对自己的主力湘军也大事整编，剔除空额，汰弱留强。他还规定，凡是不愿出关西征的，一律给资，遣送回籍，不加勉强。经过整顿又自愿出关的官兵，士气饱满，情绪高涨，是一支敢于冒险犯难、一往无前的军队。 所谓“速决”，考虑国库空虚，军饷难筹，为了紧缩军费开支，减轻人民负担，大军一旦出发，必须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速战速决，力争在一年半左右获取全胜尽早收兵。因此，在左宗棠申报这笔军费预算之前，他从大处着眼，小处入手，亲自做了深入调查和细致精微的计算，他从一个军人，一匹军马，每日所需的粮食草料入手，推算出全军八万人马一年半时间所需的用度。然后，再以一百斤粮运输一百里为—甲—位，估算出全程的运费和消耗。甚至连用毛驴，骆驼驮运，还是用车辆运输，哪种办法节省开支也做了比较。经过周密计划，估算出全部军费开支共需白银八百万两。 为防止意外，做到留有余地，他向朝廷申报一千万两，当时主管财政的大臣沈葆祯一见西征军费的预算报告，就想摊派给各省，从地方财政收入里抽调，可是这样一来就很难一时凑齐，会贻误战机。军机大臣文祥过问了这件事，他亲自去找皇帝陈述利害关系。皇帝御批道：“宗棠乃社稷大臣，此次西征以国事而自任，只要边地安宁，朝廷何惜千万金，可从国库拨款五百万，并敕令允其自借外国债五百万。左宗棠拿到军费，忙命人筹措军械物资，备办粮草，积极实现“兵马未到，粮草先行。” 同时，在兰州建立机器局，为西征军修造枪炮。为了对付阿古柏匪徒的洋枪洋炮，左宗棠从广州、浙江调来专家和熟练工人，在兰州造出大量先进武器，还仿造了德国的螺丝炮和后膛七响枪，改造了中国的劈山炮和广东无壳抬枪。经过一段时间扩充军备，已有了一批威力较强的轻重武器。这时的左宗棠已是万事俱备，胸有成竹，决心马到成功，一举夺回新疆被外寇侵占的失地。 光绪元年(公元1875年)，经过一年半的准备，积草屯粮，调兵遣将，打开关陇通道，在即将挥师出关之际，朝廷群臣会议引起海防与塞防之争。在这次讨论国家安危的决策性会议上，众大臣都异口同声地说：“自从高宗皇帝在乾隆年间平定新疆一百多年以来，每岁都要花费数百万两饷银，这是一个填不满的窟窿。如今又要竭尽天下的财力去赡养大军西征，真是个得不赏失的下策。这样打下去，还不如依从英国人提出的条件，允许阿古柏政权独立，只要他答应称臣入贡就是了。如果这样办了，也就不必兴师动众，再去西征，就可以专心全力去治理海防了。”在唱和这种不打自招的投降派的论调之中，李鸿章的调门最高，扮演了一个极不光彩的角色。左宗棠见此情状，似乎不战而降已成定论，他怀着一颗忧国忧民之心，不畏群臣的邪恶，挺身而出，力排众议。 他气贯长虹，慷慨陈词地言道：“如今关陇新平，如果我们不去一鼓作气，及时收复失掉的新疆。而割裂这块国土，让它自成一国，这无疑是个遗祸患于子孙万代的罪恶主张。万一阿古柏无能自立，新疆这块土地，不是被西方的英国势力所狼吞，就是落入北方的沙皇俄国虎口。如果我们这样眼睁睁地束手坐视，任列强鲸吞蚕食我们的国土，那么我们丢掉的就不仅仅是个新疆，也将失去西北边防的关卡要塞和重镇，使西北边防无以屏障，到那时候，我们边防的兵力不但 不能削减，反而会大大增加。从全局来看，它的后果，对内必将严重的有损于国威，丧失民心；对外，也必将助长列强的侵略气焰，不利于海防。臣以为罢兵乃是误国之计，绝不可行。” 左宗棠的这番宏论，使四座哑口无言，也深深地感动了在朝中久负众望的军机大臣文祥老先生。文祥离位向皇上奏道：“老臣以为宗棠之言深谋远虑，上承先皇高宗之遗志，下惠子孙万代，请陛下决策。”于是德宗皇帝下诏，授左宗棠为钦差大臣，全权节制三军，以将军金顺为副帅，择机出塞平叛。 光绪二年三月，左宗棠自兰州移师肃州(酒泉)，坐镇河西指挥战争。清朝大军挥师西进，铁骑千万里，烽烟滚滚，直奔玉门关外,指向英国走卒阿古柏匪帮。此时，英国制造了一起意在牵制西征行动的“马嘉理案”。 1875年2月，英国驻华公使派遣使馆译员马嘉理赴云南，迎接从缅甸非法进入云南的由英国军官柏郎率领的所谓探路队。事先清朝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曾明确表示因边地“不靖”，所以不予发给“游历护照”，但英方置若罔闻，一意孤行。这支一百多人全副武装的探路队还是侵入云南境内，公然向中国挑衅，遇到阻拦即开枪射击，打死中国边民。边地军民忍无可忍，奋起反击，击毙马嘉理，柏郎率兵仓皇逃回缅甸驻地。这就是所谓的“马嘉理案”。 英国驻华公使借机兴风作浪，歪曲事实真相，向中国提出十分苛刻的无理要求。李鸿章不仅不据理力争，反而为英国人帮腔，竟说“此案其曲在我”。在英国盛气凌人的要挟下，李鸿章不得不与之签订《中英烟台条约》，条约除规定“抚恤”、“赔款”、“惩凶”、“道歉”和扩大领事裁判权、增开若干通商口岸外，还允许英国派员从北京起程前往甘肃、青海一带地方，或由内地四川等处进入西藏抵达印度，以“探访路程”。 与此同时，还通过《申报》造谣惑众，发出咄咄逼人的警告：“英国有打通西路之意，因云南腾越官军致毙英国翻译马嘉理，欲借此为词，俄人亦有与甘肃为难，欲牵制官军，使我(中国)首尾不能相顾。”显而易见，这是一种宣传，目的就是为要撼动左宗棠收复新疆的决心而开展的心理攻势。 左宗棠对此毫不畏惧，明确表示“马嘉理案”是英国在挑衅，“其曲在英”，“英人将欲开通西路，广销鸦片，掀波作浪，虚言恫吓，其技已穷”。他指责李鸿章对英交涉过于软弱，不敢据理驳斥，以致把事情愈办愈糟。他大声疾呼：“我能自强，则英、俄如我何?我不能自强，则受英之欺侮，亦受俄之欺侮，何以为国!” 左宗棠收复新疆的决心没有动摇，他明白，自己年老多病，“动必须杖，生出玉门，谓无逾老臣也。谓戎机肆应，或无疏谈。”为了使“金瓯罔缺”，就必须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至于马革桐棺，寂寞身后，则固非所论耳”。即使“老死西域”，也在所不惜，“非与决战不可”对于在新疆用兵，左宗棠的方略非常明确。他指出，要提防“俄人狡谋”，必先安定新疆回部，“欲收伊犁，必先克乌鲁木齐”。如果乌鲁木齐城克服，“我威维扬”，再大兴屯田以保证长期后勤供应，安抚新疆各部族耕牧如常。如此，“即不遽索伊犁，而已稳然不可犯矣。乌城形势既固，然后明示以伊犁我之疆索，尺寸不可让人”。 左宗棠战略观点明确，在战术上也精心分析。他说：“俄虽国大兵强，难与角力，然苟相安无事，固以度外置之。至理喻势禁皆穷，自有不得已而用兵之日，如果整齐队伍，严明纪律，精求枪炮，统以能将，岂必不能转弱为强，至此劳师袭远之寇乎?” 因此，他斩钉截铁地说：“不在先索伊犁，而在急取乌鲁木齐。” 西域幅员辽阔，交通不便，运输军粮代价很高。自古用兵西域，都把兵精、饷足作为先决条件，兵精则军需少，饷足则军粮丰。左宗棠对西征的艰巨性深有了解，所以他不惜一切力量，筹备军粮。 左宗棠运输军粮的线路有三条：一是从甘肃河西采购军粮，出嘉峪关，过玉门，运至新疆的哈密，二是由包头、归化经蒙古草原运至新疆巴里坤或古城(今奇台)，三是从宁夏经蒙古草原运至巴里坤。 此外，左宗棠事先命西征军前锋部队统帅张曜，驻军哈密兴修水利、屯田积谷。哈密是从西域进人中原的咽喉，是东、西方交通的要冲，战略地位非常重要，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但这里水渠年久失修，渗水严重，因是砂土地，需用毡毯铺底。左宗棠得知消息后说：“开屯之要，首在水利。毡条万具，既所必需，文到之日，即交宁夏、河湟各郡并力购造。”左宗棠大力支持，张曜屯田积粮成绩巨大，1876年一年就收获粮食五千一百六十余石，基本上可以解决该部半年军粮所需。哈密绿洲已是一片安定的田园风光。 时时左宗棠指挥的西征清军，有刘锦棠所部湘军25个营，张曜所部14个营和徐占彪所部蜀军5个营，包括原在新疆各个据点的清军，共有马、步、炮军一百五十余营，兵力总数近八万人。但真正开往前线作战的只有五十余营，二万多人。因行军其间要经过著名的莫贺延碛大沙漠，流沙数百里，上无飞鸟，下无水草，极难跋涉。粮草可以马驮车载，长途运输，“惟水泉缺乏，虽多方疏浚，不能供千人百骑一日之需，非分期续进不可”。大部队行军遇到的最大问题，是人畜饮水难以解决，所以只有分批分期地行进。左宗棠坐镇肃州，命刘锦棠、金顺分兵两路，先后率师出关。他把大军分作千人一队，隔日进发一队，刘锦棠走北路，金顺走南路，到哈密会齐。 刘锦棠率领西征军主力自肃州入新，至哈密行程约1700里，很顺利地进入哈密。部队各营到达哈密后，像接力赛似的，把从肃州等地陆续运往哈密的军粮；再辗转搬运，翻过东天山九曲险道，分运至巴里坤和古城(今奇台)。很快，刘锦棠的前锋部队，已占据了距离乌鲁木齐只有不足三百里的济木萨(今吉木萨尔县)。清军大部队严阵以待，兵锋直指乌鲁木齐。 五月，两路会合，首先攻下乌鲁木齐。叛军二号首领白彦虎逃到托克逊。九月，攻克玛纳斯城，从而北路荡平。接着集结兵力转攻南路。光绪三年三月，又先后收复达板城和托克逊城。叛军一号首领阿古柏逃往焉耆，留下他的小儿子驻守库尔勒为其垫后。不久，官军又收复吐鲁番，阿古柏一看通往南路的门户打开，自知大势已去，乃服毒自杀。 他的长子为争权夺位杀死其弟，率领残部逃往喀什。当其时， 白彦虎也率领余众逃窜到开都河一带。左宗棠正欲趁热打铁，挥师追剿拿擒之时，突然接到朝廷敕令，说什么：“廷臣聚议，西征耗费巨款，今乌城、吐鲁番既得，可以休兵。”左宗棠看罢仰天长叹道：“而今正当擒贼之机，廷臣竞然圈定作茧之策束我手足!于是他上疏抗旨，据理力争。光绪帝看罢他的奏章，暗暗点头称是。不久，俄帝和土耳其开战，金顺建议乘虚袭取伊犁。左宗棠道：“此事不可。我们师出无名，反遭其谤。同年八月，大军从正道向西挺进，并以数支奇兵间道围击。先收复南疆东四城：焉耆、库车、阿克苏、乌什；接着收复西四城：喀什、英吉沙、叶尔羌与和田也相继而下。官军所到之处，南疆各族人民捧茶献水，夹道欢迎。在平叛期间，还有不少群众自愿为官军引路追剿叛匪。阿古柏的长子胡里与白彦虎见势不妙，逃往俄国。从此，这场借助英、俄两国支持的分裂祖国的叛乱活动，乃告平息。见此情景，住在山中的布鲁特(今柯尔克孜族)十四个部落，也争相内附。 仅一年多时间，左宗棠就指挥西征军，攻克了被外寇侵占的南疆八城，收复了除伊犁以外的新疆领土，这是清朝政府对列强出奇制胜的得意之笔，也是左宗棠戎马一生中最华采的乐章。左宗棠自己也不无得意地说：“戎机顺迅，实史传罕见之事。” 事毕，左宗棠上表申奏朝廷，光绪帝嘉其功，诏封二等侯爵。新疆各族人民为了感念他救民于水火之中的恩德，乃于大小村镇建立左公祠，烧香礼拜。 为了进一步开发新疆，治理好大西北边防，左宗棠于光绪四年（1880年）正月上书朝廷，力陈在新疆开设行省的主张。并建议朝 廷派员与俄国会谈归还伊犁，引渡胡里、白彦虎等叛匪事宜。朝廷采纳了他的意见，派遣崇厚为全权大臣出使俄国进行谈判。 早在1871年，沙皇俄国乘阿古柏匪徒侵犯我国南疆和乌鲁木齐之机，派兵侵占了伊犁，宣布“伊犁永远归俄国管辖”，但沙俄驻华公使为了掩盖其强盗面孔，也不得不在照会清朝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时说些外交辞令，称这次行动是为了“安定边疆秩序”，“只因回乱未靖，代为收复，权宜派兵驻守，俟关内外肃清，乌鲁木齐、玛纳斯各城克服之后，当即交还”。俄方以为乌鲁木齐很难收复，声称将来归还伊犁，不过是掩人耳目的谎言。不料，清军果真收复了乌鲁木齐、玛纳斯等城。后来俄方虽考虑归还伊犁的问题，但又表示，在获得中国在通商、割地、赔款和再次调整天山以北边界等方面做出让步后，才能交还伊犁。左宗棠明知沙俄借归还伊犁进行敲诈勒索，但还是把希望寄托在谈判上，通过外交途径，强调俄方有归还许诺在先，或许可以和平解决伊犁问题。 但事实井非如此，沙俄一边谈判，一边唆使白彦虎和伯克胡里不断武装侵扰中国边境，制造事端，进行外交讹诈。并公然野蛮地恫吓说，对中国人“要举起拳头”，要“把剑拔出来”，“用大炮来提出明确的要求”，“用枪口来发言”。还威胁说，如不满足他们的要求，“就宣布条约被撕毁，不交还伊犁”。俄国人提出的：“通商、划界、赔款三项不合理要求，由于崇厚是个昏庸之辈，竟然糊里糊涂地签订了条约，消息传来，朝野上下，无不义愤填膺。沙俄的强盗行径和无赖手段，使左宗棠怒不可遏，拍案而起。向光绪帝奏道：“此次与俄人谈判，沙皇包藏祸心，我今索还失地，方要我赔偿军费，趁我多事之秋，欺我少争战之志，多求合之意，妄图讹诈。伊犁乃我国之领：亡，俄军乘虚入侵，蹂躏我边民，掠取我财物。我今索还土地，俄方竟然要我赔偿军费，如此强盗行径，乃国际公理所不容也，此其一。俄方以划定两国边界为名，行掠夺土地之实，双方并未陈战，一弹未发，我朝公然割地与人，此乃外交所不许也，此其二。俄方之所谓通商，其商人志在谋利，其政府意在广设领事，深入我腹地，坐探虚实，此种通商，为我所不取也，此其三。臣以为如今之计，当先礼而后兵。我朝可更换使臣，与俄方重开谈判。如沙皇一意孤行，应诉诸于武力。臣虽不才，愿当此任。” 光绪皇帝壮其言，殊堪嘉许。于是，治崇厚罪，派曾纪泽出使俄国，重议条约。左宗棠，这位年近古稀的老人，朗朗宣称：“壮士长歌，不复以出塞为苦也，老怀益壮。”自愿请行，乃率军屯哈密，为使臣做后盾。然后，兵分三路向伊犁方向挺进。命金顺部出精河为西路；命张曜部驻特克斯河畔为中路：命刘锦棠部出布鲁特游牧地为西路；左宗棠坐镇哈密亲领后路声援，号称王师四万。 哈密是联系西域与中原的交通枢纽，是东西交通要冲，素有“中华襟喉”，“嘉关锁钥”之称，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 左宗棠雄踞新疆东大门，对中俄谈判的中方代表是一个巨大的精神力量，对沙皇俄国则是一块卡进咽喉的硬骨头。同时，他将其舆榇(棺材)从肃州运到哈密，借以表示收复伊犁血战到底的决心。这一举动，令沙俄闻讯火速增兵坚守伊犁，并派出舰队游弋在海上，我沿海省市天津、奉天(今 辽宁)、山东先后报警，都处于戒备状态。 左宗棠在哈密生活了四个月时间，他大力改善天山运道，修筑盘曲山路；多方筹集粮秣，发动军民屯田垦荒，兴修水利，增粮积谷，减轻内地长途调运军粮的困难。在哈密大营加紧训练，提高部队战斗力。据记载，上海“泰来洋行”的德国技师福克，曾在哈密与左宗棠会面，他观看了部队的演练，见清军纪律严明，操练得法，军火枪炮也不落后，于是感慨地说：“清军若与俄国交战于伊犁，必获全胜。 左宗棠胸怀开阔，不仅志在夺回失去的疆土，更悉心于经营边陲，美化西域。左宗棠两次率部西征，一路进军，一路修桥筑路，沿途种植榆杨柳树。不出几年工夫，从兰州到肃州，从河西到哈密，从吐鲁番到乌鲁木齐，凡湘军所到之处所植道柳，除戈壁外，皆连绵不断，枝拂云霄，这就是被后人所称的“左公柳”。 清代诗人肖雄有一首名诗，专为咏顼“左公柳”而作： 十尺齐松万里山， 连云攒簇乱峰间。 应同笛里迎亭柳， 齐唱春风度玉关。 左宗棠的同乡及暮僚杨昌浚，应邀西行，见道旁柳树成林， 即景生情，吟七绝一首： 大将筹边来肯还， 湖湘于弟遍天山。 新栽杨柳三千里， 引得春风度玉关。 正当左宗棠在哈密积极准备收复伊犁的反侵略战争时，在投降派的破坏下，清政府动摇了武力攻克伊犁的决心，以“现在时事乱亟，俄人意在启衅，正需老于兵事之大臣，以备朝廷顾问”为由，下诏将左宗棠从新疆前线调回北京。左宗棠将钦差大臣关防移交给刘锦棠后，怅然离开哈密。 正是：“将军一去，大树飘零。” 左宗棠被调离前线，本是朝廷改变武力收复伊犁的作法。不料却给作贼心虚的沙俄造成错觉，认为清朝召回钦差大臣是为了决定对俄战争事宜。沙俄刚刚结束俄土战争，大伤元气。一方面强打精神，让俄方谈判代表放风说，“只有痛打他们一顿，才能使他们老实下来。”私下里却说，“但是我得承认，这种必要的做法，对于我们涸竭的财政来说是十分困难的。”这时的沙俄其实已是色厉而内荏，左宗棠的突然回京，使沙俄不摸底细，十分震惊，所以在谈判桌上，不得不有所收敛。 1881年2月28日，左宗棠返回北京。就在几天前的2月24日，曾纪泽与俄方代表订立了《中俄伊犁条约》和《陆路通商章程》这一条约是明显的不平等条约。 沙俄归还伊犁，但却割去了伊犁霍尔果斯河以西、伊犁河以 北的大片领土，中国赔偿俄国兵费九百万卢布(折合白银五百余 万两)；俄商在中国新疆各城贸易，暂不纳税，对于伊犁居民，规定“愿仍居原处为中国民，或愿迁居俄国入俄籍者，均听所便”。 虽然这一条约是沙俄强加给中国的，但曾纪泽确实也尽了最大的努力，中国收回了伊犁九城及特克斯一带地方。左宗棠说，其原因主要是害怕中国出兵“径取伊犁，彼中草木皆兵，遂弭首归诚，退就议和”。但对这一不平等条约大为不满，他说：“伊犁仅得一块荒土，各逆相庇以安，不料和议如此结局，言之腐心。” 在外寇长期奴役之下，新疆大地满身疮痍，民生凋蔽。十室九空，土地荒芜，水利荒废，一片荒凉景象。 左宗棠有先见之明，在收复失地过程中，设立善后局和分局，重建地方秩序，医治战争创伤，发展生产，恢复经济。各地善后局在安置难民、招民垦荒时，一方面招抚当地流散人员，给予土地耕种，另一方面招募内地人民，收留清军中老弱士卒，鼓励地方军队中有妻室者解甲归田。务农人员的增加和内地先进农业技术的传播，给新疆各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带来了活力。 大规模发展生产，必须全面整治水利。左宗棠始终把“兴修水利以除民患”，列入“最为切要之务”。新疆各地全面整修旧有渠道灌溉系统，清理淤毁河道，同时还兴建了不少新的水利工程。 荒地开垦为良田，戈壁变成了绿洲，新疆各族人民过上了安居乐业的太平生活。这些举措为稳定局势、恢复经济发挥了作用。但这毕竟是临时性和局部性的成果。要在各地实施行政管理职能，建立有效的统治，就必须对新疆前景做出通盘筹划。为此，左宗棠提出在新疆建立行省制度的主张。他说：“为划久安长治之策，纾朝廷西顾之忧，则设行省、改郡县，事有不容己者。” 但此时左宗棠已不在新疆，而是身居两江总督的高位。1882年，左宗棠再次向清朝政府奏请新疆建省，提出乘新疆收复伊始和西征大军未撤之威，不失时机地建省设县。这样顺应民心，有利于百废待举，恢复元气，实行切实有效的管理。左宗棠恳切陈词，终于说服了清朝政府，同意着手在新疆建省。 时任新疆巡抚的刘锦棠，制订了建省的具体方案。省会设于迪化(今乌鲁木齐市)，下设镇迪道、阿克苏道以下设府、厅、州、县。伊犁仍设将军府，但不再统帅全疆的军政事务，政治中心移至迪化。 清朝政府正式批准了新疆设省的方案。1884年11月16日，是新疆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日子。户部奏请添设新疆巡抚、布政使各一人，除刘锦棠任巡抚外，又调甘肃布政使任新疆布政使。从此，新疆省正式建立。左宗棠之功，实不可没。 评论
怎样评价左宗棠
1、左宗棠是封建政治家，毕竟要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他早年残酷镇压了太平天国农民运动。
2、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他为洋务运动在中国的开展，近代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尤其是海军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3、坚决维护祖国统一。主持收复新疆，为国家的领土统一和边疆开发做出了巨大贡献。检举 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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