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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在十月,列宁在十月电影

放大字体  缩小字体 发布日期:2020-08-06 12:54:44 浏览次数:215
列宁在十月革命中起了什么作用?
列宁在十月革命中所起的重要推动与关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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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十月的日子里,10月24日是个非常重要的日子。这一天攻打临时政府盘踞的冬宫的军事行动开始实施。 ,mFLh5GV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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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彼得格勒苏维埃的领导人托洛茨基所持的立场是“等等看”。彼得格勒苏维埃一直在主持行动,这令当时的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有所疑虑。列宁在10月24日晚给中央委员会写了一封紧急信件,申述了自己的立场。列宁写道:“情况已经万分紧急。非常清楚,现在拖延起义确实等于自取灭亡”,“不能等待了”! UX#}RY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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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日,在革命军事委员会下成立了“作战指挥部”,它由波德沃伊斯基、安东诺夫―奥弗谢延科等人组成。他们执行的是彼得格勒苏维埃的指令,但是,并没有上采取行动。到25号这一天的下午,意见基本集中于一点上:在夺取冬宫后,召开全俄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由列宁宣布夺权的胜利。 ;x"spy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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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实上,24日白天列宁就悄悄离开了隐藏的地方并于晚间来到斯莫尔尼宫。具体什么时候,在现有的文件资料上找不到准确的记载,只是负责列宁在藏身处居停的彼得格勒苏维埃委员会的一名委员斯维什尼科夫有过记载:列宁“24日在房间里留了个条子,说是要外出,要到某个地方去。我们得知这一情况后,都为伊里奇捏了把汗。”来到斯莫尔尼宫后,列宁就在那里敦促军事革命委员会的人,尤其是向“作战指挥部”的人不断地写条子,催促他们赶快攻占冬宫并逮捕临时政府的部长们。这时,不占领冬宫,不将临时政府的部长们逮捕,时机就将瞬息即逝,革命就不可能取得成功。 N  9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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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表明列宁对攻打冬宫的生死两择的重要性和危机性认识得十分清楚:“拖延发动等于自取灭亡”。也正是在列宁这种催促和压力下,在列宁的直接领导下,攻打冬宫的军事行动才得以加快了速度。实际对冬宫的第一次攻击是在25日晚上10时前开始的,但是由于组织得不好,涌向冬宫大的队伍又退了下来。此后,临时政府还通过电报局发出了一份通报:“对冬宫的第一次进攻在晚10时被击退。情况良好,冬宫遭到了射击,但都是步枪,没有什么 ..
追问:

1.1921年,列宁在纪念十月革命四周年时说: 重要的是,坚冰已经打破 doc

  1921年,列宁在纪念十月革命四周年时说:“重要的是,坚冰已经打破,航路已经开通,道路已经指明。”这段话言简意赅地说明了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权走过的艰难历程。从1917年十月革命到1921年,新生的苏维埃政权经受了政权建立初期最艰苦的考验,经历了三年国内战争血与火的洗礼,终于得到了巩固。

 

  小农占优势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 1921年,苏俄实行新经济政策代替原先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希望利用市场和商品货币关系发展经济,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实现最终过渡到社会主义。这就是“已经指明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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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你列举列宁在十月革命中的主要活动。。。<br/> 具体如下

十月革命(又称布尔什维克革命等)是1917年俄国革命经历了二月革命后的第二个阶段。十月革命发生于1917年11月7日(儒略历10月25日)。前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及组织普遍认为,十月革命是经列宁和托洛茨基领导下的布尔什维克领导的武装起义,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三个无产阶级政权──苏维埃政权和由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第一个是巴黎公社无产阶级政权,第二个是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革命推翻了以克伦斯基为领导的资产阶级俄国临时政府,为1918-1920的俄国内战和1922年苏联成立奠定了基础。

25日,在革命军事委员会下成立了“作战指挥部”,它由波德沃伊斯基、安东诺夫―奥弗谢延科等人组成。他们执行的是彼得格勒苏维埃的指令,但是,并没有马上采取行动。到25号这一天的下午,意见基本集中于一点上:在夺取冬宫后,召开全俄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由列宁宣布夺权的胜利。

  事实上,24日白天列宁就悄悄离开了隐藏的地方并于晚间来到斯莫尔尼宫。具体什么时候,在现有的文件资料上找不到准确的记载,只是负责列宁在藏身处居停的彼得格勒苏维埃委员会的一名委员斯维什尼科夫有过记载:列宁“24日在房间里留了个条子,说是要外出,要到某个地方去。我们得知这一情况后,都为伊里奇捏了把汗。”来到斯莫尔尼宫后,列宁就在那里敦促军事革命委员会的人,尤其是向“作战指挥部”的人不断地写条子,催促他们赶快攻占冬宫并逮捕临时政府的部长们。这时,不占领冬宫,不将临时政府的部长们逮捕,时机就将瞬息即逝,革命就不可能取得成功。 
  这表明列宁对攻打冬宫的生死两择的重要性和危机性认识得十分清楚:“拖延发动等于自取灭亡”。也正是在列宁这种催促和压力下,在列宁的直接领导下,攻打冬宫的军事行动才得以加快了速度。实际对冬宫的第一次攻击是在25日晚上10时前开始的,但是由于组织得不好,涌向冬宫大门的队伍又退了下来。此后,临时政府还通过电报局发出了一份通报:“对冬宫的第一次进攻在晚10时被击退。

追问:

电影《列宁在十月》观后感
政代替了资产阶级专政,在全世界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从此,人类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新时代。今天,重新温习十月革命的历史,地于我们进一步认请苏修叛徒集团的面目,支援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武装斗争,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

俄国十月革命前夕,化了装的列宁从芬兰乘火车头秘密回到列这要格勒,隐藏在秘密寓所中。他不能与人民进行直接联系,只能通过彼得堡工人兼革命职业活动家瓦西里和他送来的报纸了解当时的政治形势。瓦西里忠实的执行党中央委员会交给他保护列宁安全的神圣使命。临时政府雇了密探四处追捕列宁,都没有成功。中央委员会开了历史性会议。会后,列宁便到瓦西里家里过夜。他从瓦西里家里接到的家信中了解到农村的情况,又知道了以诙谐幽默的马特维耶夫为代表的工人们如何机智地从车间赶走临时政府的代表,列宁根据革命形热作出了正确的判断。攻打冬宫成功后,列宁出现在斯莫尔尼宫大厅的欢呼人群中,发表了震撼人心的历史性讲话,为今后的革命指出了方向。

在十月的日子里,10月24日是个非常重要的日子。这一天攻打临时政府盘踞的冬宫的军事行动开始实施。但是,这种史无前例的攻打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在布尔什维克的阵营里长期存在的要不要武装起义的争论,此时虽然表面上已经不复存在,但是对于如何攻打冬宫和在什么时候实施这一计划仍是有争议的。
彼得格勒苏维埃的领导人所持的立场是等等看,如果政府企图反对,就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彼得格勒苏维埃一直在主持行动,这就令当时列宁并不在场的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有所疑虑。对于这种疑虑,列宁在10月24日晚给中央委员会写了一封紧急信件,申述了自己的立场。列宁写道:“情况已经万分紧急。非常清楚,现在拖延起义确实等于自取灭亡”,“不能等待了”!关于谁来当权的问题,列宁回答得很明确:“谁应当取得政权呢?目前这并不重要。”列宁还强调:“我们今天夺取政权不是要反对苏维埃,而是为把政权交给苏维埃。”
25日,在革命军事委员会下成立了“作战指挥部”,它由波德沃伊斯基、安东诺夫―奥弗先科等人组成。它们执行的是彼得格勒苏维埃的指令,等待着盘踞在冬宫中的临时政府成员们的投降。但是,并没有马上采取行动,这些负责军事行动的领导人有两个担心,一是冬宫里究竟有多少防守的兵力,会不会有援兵开来;二是他们所控制下的水兵和赤卫队力量能否足以夺下冬宫。到25号这一天的下午,布尔什维克们的意见基本集中于一点上:在夺取冬宫后,召开全俄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由列宁宣布夺权的胜利。但是,大会开幕的时间一推再推,先是定为下午3时,又改为6时。最后,在25日晚上6时39分,以“作战指挥部”的名义给临时政府做最后通牒,要他们在20分钟内投降。
事实上,24日白天列宁就悄悄离开了隐藏的地方并于晚间来到斯莫尔尼宫。具体什么时候,在现有的文件资料上找不到准确度记载,只是负责列宁在藏身处居停的彼得格勒苏维埃委员会的一名委员斯维什尼科夫有过记载:列宁“24日在房间里留了个条子,说是要外出,要到某个地方去。我们得知这一情况后,都为伊里奇捏了把汗。”来到斯莫尔尼宫后,列宁就在那里敦促军事革命委员会的人,尤其是向“作战指挥部”的人不断地写条子,催促他们赶快攻占冬宫并逮捕临时政府的部长们。这时对于列宁来说,不占领冬宫,不将临时政府的部长们逮捕,他所期待的时机就将瞬息即逝,革命就不可能取得成功。对于列宁的忧虑和他在斯莫尔尼宫中的表现,军事革命委员会的主席、攻打冬宫的事实上的负责人波德沃伊斯基有过记述:“列宁在斯莫尔尼宫的一间小房间里不断地走来走去,像是一头笼中的狮子。他所需要的就是无论如何也要把冬宫,这个通向政权之路上的最后一个卡子夺取到手”,“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骂人,在吼叫,他要把我们这些人都毙了”。直接参加攻打冬宫行动的另一位军事负责人布勃诺夫也写下过这些话:“10月25日的夜间,列宁拼命地催促把冬宫攻下来。而当没有关于行动进程的消息时,他就一个劲儿地催促。”
这表明列宁对攻打冬宫的生死两择的重要性和危机性认识得十分清楚:“拖延发动等于自取灭亡”。也正是在列宁这种催促和压力下,或者用通常话来说,“在列宁的直接领导下”,攻打冬宫的军事行动才得以加快了速度。实际对冬宫的第一次攻击是在25日晚上10时前开始的,但是由于组织得不好,涌向冬宫大门的队伍又退了下来。此后,临时政府还通过电报局发出了一份通报:“对冬宫的第一次进攻在晚10时被击退。情况良好,冬宫遭到了射击,但都是步枪,没有什么危害。看来敌人不强。”又经过几小时的计划和组织后,安东诺夫―奥弗申科和楚多夫斯基等率领的队伍再次冲向冬宫,但这次在短暂的射击后,迎来的却是一片寂静。据曾经随同楚科夫斯基一起冲向冬宫的一个叫库尔科夫的水兵回忆说,冬宫的大门突然洞开,原来是冬宫的防卫长官帕里琴斯基亲自把宫门打开了,并且随后把我们到了临时政府部长正在开会的地方。
据第二天就来到冬宫查看被破坏情况的著名的画家、艺术史家和导演伯努瓦记述:“从亚历山大花园那头开始,熟悉的景象依然如同昔日,看不到任何战斗的痕迹,而皇宫的下部一切全被连接在一起的木墙遮掩着,只有一些地方堆放着木板。只是当我们壮着胆(穿过参谋部大拱门)来到广场并走近皇宫时,才发现皇宫正面的墙上布满了枪眼,一些户被打碎了,黑洞洞的,其它大多数窗户的玻璃从远处看去都完好无损,有一些均匀的圆的枪眼。我本以为我会看到破坏殆尽、冒着黑烟的一片废墟,但是,感谢上帝,整座皇宫,远远望去,从皇宫的正门到价值连城的爱尔米塔什,仍和以前一样,巍峨、坚固、不可动摇。”
所有上面这些最初的、最原始的、没有经过加工的文字都说明了十月革命这一事实的几个方面,一是,攻打冬宫的军事行动确实是在列宁的亲自催促和压力下实现的。列宁所把握的正是武装起义的时机,失却了这个时机,十月革命就不可能成功。对于布尔什维克来说这是非生即死的选择关头,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惟一洞察这种危机并做出走出危机决策的正是列宁。
二是,在这场武装起义中,彼得格勒苏维埃委员会起了决定性的组织工作,尤其是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成员们不仅奋不顾身,而且具有决定意义的是,他们在关键时刻都“屈服”于列宁的意志。作为当时彼得格勒苏维埃委员会的主要领导人托洛茨基起了相当的作用,他和列宁的分歧之点在于是先开会后夺权还是先夺权后开会。托洛茨基在关键时刻也“屈从”于了列宁的决策,这也是保证托洛茨基自己能在十月的历史上占有必应有的地位的关键因素。作为一位领导人,他远不是《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里所描述的那样一个人:“托洛茨基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会议上,向敌人泄露了起义的日期,泄露了布尔什维克预订开始起义的日子”。
三是,十月革命虽然是一场武装起义,但它并没有经过残酷的战斗,并没有血流成河的壮烈景象。在某种程度上,彼得格勒的十月革命是以一种较为和平的方式取得的。没有大规模的战斗,没有激烈的巷战,没有重大的人员伤亡,这恰恰表明了十月革命的迫切性和成功的必然性。困在冬宫中的临时政府已经群龙无首,更重要的是它已经失去了军队的支持和民心,最后守卫他们的士官生和妇女突击营队伍也军心涣散,成了瓮中之鳖。民心、民意已经决定舍弃临时政府这样的时代垃圾,于是新的革命力量的兴起就会有摧枯拉朽之力。
一场伟大的革命并不在于革命的条件是否完全成熟,而在于革命的时机是否成熟。不成熟的条件,就如同列宁所说的,就如同谁来掌权这样的问题,那是革命以后的事。这大概就是十月革命的伟大之处,列宁的伟大之处。
评论

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方面所作的探索是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苏俄进入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指出,这个过渡时期的基本任务是改造资本主义旧经济、建设社会主义新经济。根据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的这一思想,列宁在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初,特别是在1918年3 月与德国签订布列斯特和约之后,就开始认真考虑在苏俄的具体情况下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1918年上半年,列宁相继发表了《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关于苏维埃政权当前任务的六条提纲》、《论“左派”幼稚病和小资产阶级性》等论著。在这些论著里,列宁初步拟订了向社会主义过渡和建设社会主义新经济的计划。
首先,列宁认为,在苏维埃政权基本巩固以后,必须把管理工作、组织工作提到一切工作的首位。他指出,苏俄共产党肩负着三项伟大的历史任务:第一是说服俄国人民相信党的纲领和策略的正确;第二是夺取政权并镇压阶级敌人的反抗;第三是组织对俄国的管理,即“用新的方式去建立千百万人生活上最深刻的经济基础”。[1](第3卷,P. 496)列宁说,俄国党已基本上完成了“说服俄国”和“夺取俄国”的任务,至于镇压阶级敌人反抗的任务,虽然还没有彻底完成,今后还不能忽视,但这个任务“也已经大体解决了”。[1](第3卷,P.496 )在这种情况下,第三项任务,即“管理俄国”的任务,就成为今后的主要任务而被提上现实的日程。所谓“管理俄国”的任务,在列宁看来,就是在社会化大生产的基础上,用新的更高级的管理方式来组织产品的生产和分配。列宁认为,搞好这项任务是社会主义取得完全胜利的主要条件。他强调说,为了有成效地管理俄国,“除了善于说服人民,除了善于在国内战争中取得胜利以外,还必须善于实际地进行组织工作。”[1] (第三卷,P.496)而这种组织工作,从某种意义上说, 比夺取政权更困难,也更为崇高。之所以更困难,是因为要用新的方式去建立一种前所未有的最先进的经济制度;之所以更为崇高,“因为只有 解决了这个任务以后,……才可以说俄国不仅成了苏维埃共和国,而且成了社会主义共和国。”[1](第3卷,P.496)
列宁关于把管理任务即组织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任务放在首要地位的思想,在当时虽然由于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而未能实现,但在他领导苏维埃俄国的7年过程中,只要条件允许,他便重申这一思想, 并立即把组织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作为首要的根本的任务提到全党和全国人民的面前。列宁认为,实现这种工作重心的转移,是一切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共同发展规律。所以他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中强调指出:“在任何社会主义革命中,当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任务大体上和基本上解决,必然要把创造高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经济制度的根本任务,提到首要地位。”[1](第 3卷,P.509)这可以说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一条基本准则。
其次,列宁指出,在向社会主义过渡时必须对产品的生产和分配建立最严格的全民计算和监督。他说,社会主义经济的特点是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的联合劳动。如果没有科学的计算和严格的监督,就根本不可能组织社会主义的新经济。因此,搞好计算和监督是顺利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条件。早在十月革命胜利之前列宁就指出:“计算和监督是把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调整’好,使它能正确地进行工作的主要条件。”[1](第 3卷,P.258)十月革命胜利后他又指出,工人阶级应建立起自己监督工厂的制度,对“每一种产品,每一磅粮食都应当统计到,因为社会主义首先就是统计。”[2](第6卷,P.269 )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十月革命胜利后的第3天, 列宁就针对工厂企业的管理起草了《工人监督条例草案》,规定对一切产品和原材料的生产、储藏和买卖事宜,均应实行工人监督。这个条例的颁布,实际上是剥夺剥夺者的前奏。1917年12月,苏维埃政府相继颁布了“工业国有化”、“银行国有化”、“国家垄断对外贸易”等法令。到1918年春,剥夺剥夺者的任务基本完成。这就使苏维埃俄国进入了一个同资产阶级斗争的新阶段,即“由继续剥夺资本家的极简单的任务,转到一个更复杂和更困难得多的任务,就是要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1](第3卷,P.258 )为了完成这一极其复杂而困难的任务,列宁认为,首先要在那些从资产阶级手中剥夺过来的大企业中建立起严格的社会主义的统计和监督。他说:当前“我们组织工人阶级的计算和监督的工作,显然落后于直接‘剥夺剥夺者’的工作。”[1]( 第3 卷,P.500)因此,今后的迫切任务, 是全力以赴地搞好社会主义的统计与监督。为此,列宁不仅主张利用资产阶级专家,而且主张把美国的“泰罗制”这类最完善的计算和监督制应用于苏维埃的国营企业。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建立和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的计算和监督,才能赢得反资产阶级的彻底胜利。
第三,列宁还提出通过国家资本主义对各种非社会主义经济实行统计和监督的计划。“因为国家资本主义是一个集中的有统计、有监督的社会化的东西。”[1](第27卷,P.269)他指出,在当时俄国存在的五种经济成份中,占优势的是小生产经济,如果能够把小生产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纳入国家资本主义轨道,就能够使国家更易于对全部社会产品的生产和分配进行有成效的计算和监督。这样也就为对整个旧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为组织和发展全国的社会化生产创造了必要的和有利的条件。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列宁认为:“在苏维埃政权下,国家资本主义就是社会主义的入口,是社会主义取得可靠胜利的条件。”[1](第3卷,P.556 )从列宁关于首先把小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纳入国家资本主义轨道,搞好统计与监督,然后再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设想可以看出,在十月革命胜利后的头半年里,他对俄国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的考虑还是比较谨慎和小心的。因为他已经看到了农民小生产经济在现存经济结构中还占据着明显的优势这个客观事实。他当时曾强调说,苏维埃俄国“曾经是而且还是一小农国家”,因此,“我们向共产主义(这里是社会主义的同义语——引者)过渡比在其他任何条件下向共产主义过渡都困难得多。”[1](第4卷,P.387)但是, 这时的列宁同其他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人一样,还受着一些传统社会主义思想,主要是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思想的束缚。这种思想在随后而来的战争条件下就自然而然地占了上风,并导致1918年春夏之交开始实行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
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实施及其严重后果
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和初步巩固,引起了国际帝国主义的极端恐惶和愤怒。1918年上半年,它们勾结苏俄内部的反革命力量,公然发动了大规模的武装干涉和反 革命叛乱,妄图一举消灭新生的苏维埃政权。
为了赶走外国侵略者,镇压反革命叛乱,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政权进行了紧急动员,宣布全国为军营,并开始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这一政策的主要内容是:不仅对大工业实行国有化,而且把全部中、小企业也收归国有,并对企业实行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在农村实行余粮收集制,即把农民的全部余粮都由政府强制性地统一收集起来,禁止商品贸易,对主要消费品实行统一的分配制度。这项政策的实施,便于集中调配和使用全国的一切财力和物力去克服苏维埃政权当时所面临的各种难以想象的困难,这对于保证革命战争的胜利,巩固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无疑地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这种政策违背了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性质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客观规律,因而也给苏维埃政权带来了极其严重的经济和政治后果。到战争结束的1921年春,整个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当时大工业的产值只是战前的1/7, 农业产值刚超过战前的一半,交通运输陷于瘫痪状态。饥饿、寒冷、疾病威胁着广大人民群众。在革命战争中曾积极支持苏维埃政权的农民群众,这时对余粮收集制表现出强烈不满,在阶级敌人的挑唆下,全国许多地区都发生了农民暴乱。工人群众也因生活困难而骚动不安。他们纷纷离开工厂,搞起个体手工生产,并且参加了自发出现的黑市买卖。这些事实说明,苏维埃政权已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和政治危机;同时也说明,在一个小农经济占优势的落后国家里,采取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这种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方式,是根本行不通的。正如列宁在总结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教训时所指出的:“我们原打算……直接用无产阶级国家的法令,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生产和产品分配。现实生活说明我们犯了错误。”[1](第4卷,P.571)“到1921 年春天已经很清楚了:我们用冲击的办法,即用简洁、迅速、直接的办法实行社会主义生产和分配的原则的尝试已经失败了。”[2](第33卷,P.70 )“这次失败表现在:我们上层制定的政策是同下层脱离的。这一政策没有造成生产力的提高,而这一点在我们党纲里却被认为是刻不容缓的基本任务。”[2](第33卷,P.44 )列宁的这些话明确地告诉人们: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是一种不符合苏俄国情的超前政策,必须以一种新的经济政策来代替它。 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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