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出生何地，故里安在，中国学界历有宋国人、鲁国人、鲁阳人和外国人诸说不一，两千多年无有定论。 1982年，刘蔚华教授于《中州学刊》第四期发表《墨子是河南鲁山人——兼论东鲁与西鲁的关系》，为墨翟故里“鲁阳说”提供了新的依据，引起学界的广泛注意和重视。为了使这位伟大的思想家早日“落下户”来，笔者也开始翻阅资料，发现清嘉庆《鲁山县志》载：墨翟鲁山人也。同时还发现墨子在鲁山的一些传说、遗迹，众云鲁山县城西二郎庙乡有“墨翟故里”碑石一方，就是其一。从查考结果看墨翟确属河南鲁山人无疑。 为了论述方便，首先将外国人说和宋国人说作以简要说明。 一、 关于外国人说 1929年，胡怀琛发表《墨子为印度人辩》，认为墨翟是印度之 佛徒。他的结论是：“墨翟者，‘墨狄’也。因面黑或衣黑而称‘墨’。因外国人而称‘狄’。”因而“墨翟印度人也。”他还认为“‘兼爱’‘节用’佛学也。‘天志’‘明鬼’佛教也。”“摩顶放踵，秃头赤足之僧装也”。 1935年，卫聚贤在《古史研究》第二集曰：“墨子旧以姓墨名翟，鲁人或宋人，均非。……宋鲁谓其居住地，非其产生地，产生地究为印度或亚（阿）拉伯亦不易定”。他的根据是墨子“色黑”、“鼻高”、“秃头而发不黑”，相貌如外国人。 另有金祖同、陈盛良二君，认为墨翟是阿拉伯回教徒，其根据是墨子著作中，不少句法不是中国人的句法，“有与中国边地民族及外国之句法相近，尤其是回文”（陈盛良《墨子文法的研究》）。因而认定墨子为阿拉伯回教徒。 外国人之说，当时已被方授楚先生驳得理屈词穷。因为那些说法毫无根据，墨子著作和其它典籍中既无反映，墨子一生活动中又找不到与外国人的任何联系。在那时，一个外国人，能身居异国“苦而为义”，“赴汤蹈火，死不旋踵”，却又有如此深刻、如此丰富的思想，这些思想又与那个时期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道德以及民情、世俗发生如此紧密的联系，都是不可能的。 二、 关于宋国人说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载有“墨翟，宋之大夫。”《隋书•经籍志》载：“《墨子》十五卷，目一卷，宋大夫墨翟撰。”《汉书•艺文志》载：“墨子名翟，鲁国人（一说宋国人）”等。其实《史记》、《隋书》、《汉书》都说的是“宋大夫”，范文澜也只把“宋人”当其一说。再则，墨子于宋的活动较多，误以为宋国人者，不足为怪。但墨子公输篇载，墨子到楚国说服楚王不要功宋之后曰：“子墨子归，过宋，天雨庇其闾中，守闾者不纳也。”既然墨子是宋国人，为什么墨子从楚国回来不说是回宋或返宋，而要说过宋。难怪梁启超不但不认为墨翟是宋国人，而连在宋国当大夫也不承认。他说：“查本书中，绝无经仕宋的痕迹。……墨子曾说：‘道不行不受其赏，义不听不处其朝’（《贵义》篇）。当时的宋国，就会行其道听其义吗？墨子是言行一致的人，如何肯立宋之朝？所以我想：墨子始终是个平民，没有做过官的。”笔者为探究墨子宋人说的依据，曾专程到古宋国遗地，今河南商丘一带，寻找墨子的遗迹。但民间不曾有任何流传，也未见地方志书有任何记载，可见宋人之说是没有依据的。 现在讨论鲁国说和鲁阳说。 研究这两说，是考清墨翟故里的关键。因为鲁国与鲁阳，同是一 个“鲁”字。尤其是鲁国说，影响甚大。因而首先靠清鲁国说，就成了关键的关键了。 閒 持鲁国说者，孙诒让是其代表，在他颇有影响的《墨子闲（注：闲——门字里一个月字，念闲，智能abc打不出来）诂》中，较系统地阐述了他的观点：“以本书考之，似当以鲁国人为是。《贵义》篇云，‘墨子自鲁即齐’，《鲁问》篇云，公输般为云梯欲为攻宋，墨子闻之自鲁往，见荆王曰‘臣北方之鄙人也’。《淮南子•修务训》亦云，‘自鲁国趋而往，十日十夜至于郢’，并墨子为鲁国人之确证。”他还说：“考古书无言墨子为楚人者，《渚宫旧事》载鲁阳文君说楚惠王曰：‘墨子北方贤圣人。’则非楚人明矣，毕武说殊谬。” 孙诒让说的鲁国人，即是鲁国人，他说的毕武即毕沅和武亿是也，因为毕沅和武亿为鲁阳说者。毕沅据《吕氏春秋•慎大览》高诱注：“墨子名翟，鲁人也，著书七十篇，以墨道闻也”的记载，在其《墨子注•序》中认为：“鲁人则是楚鲁阳，汉南阳县，在鲁山之阳，本书多有鲁阳文君问答，又亟称四境，非鲁卫之鲁，不可不察也。”武亿篡清嘉庆《鲁山县志》云：“鲁即鲁阳，春秋时属楚，古人于地名两字，或单举一字，是其例也，《路史•国名记》：“鲁，汝之鲁山县，非兖（奄）地。”看来毕武不但考察了诸说中的“鲁”，而且考察了鲁与四境的关系位置以及鲁为何属，是较为细密的，而孙氏却完全抛开鲁阳（西鲁）之鲁，而仅就鲁国之鲁（东鲁）自圆其说，实为牵强。 关于东鲁与西鲁的关系，刘蔚华论述的很清楚，本文再就河南鲁山县的名称演变作些说明。 河南鲁山早于夏朝就称为鲁县，尧之裔孙刘累迁鲁县后，就把原鲁山故城邱公城（现鲁山县城西三十里之邱公城遗址）改称鲁阳。经周初、春秋、战国至秦一直称鲁阳，汉以后称鲁阳县。《汉书•郡国志•南阳郡》载：“鲁阳有鲁山，古鲁县，御龙氏所迁”。《竹书纪年》云：“帝孔甲七年，刘累迁于鲁阳。”《春秋分纪》云：“在夏为鲁县，刘累迁于此。” 在山东曲阜一带称奄，周成王“践奄”再封伯禽为鲁公才称鲁。《书经•蔡中之命》：“成王东伐淮夷，遂践奄。”据刘蔚华考证：“周武王克商后，曾进行过一次不大的分封，伯禽代周公首先就封于鲁山地区，称鲁侯。武王死后，武庚勾结管叔、蔡叔发动叛乱，徐戎淮夷也起而**，经过周公东征，成王践奄，才平定了叛乱。“……固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于少嗥之墟。”（《左传》定公四年）这时称为鲁公。刘文还引《诗•鲁颂• 闭宫》：“俾侯于鲁，……乃命鲁公，……居常与许，复周公之宇”句，说明了伯禽两次受封。从原河南鲁阳迁于山东曲阜的过程。刘蔚华认为：“周公东征后，把商奄改为鲁，实是初封于鲁山在名称上的沿用。”此话说的甚当。 又据今台湾学者柏杨《中国帝王皇后亲王公主世系录》载：“鲁国，共三十七君，三十七侯，立国八百六十四年。建都：河南鲁山，山东曲阜。疆域：河南省中部，山东省西部。忘于楚。”东鲁与西鲁的关系也很明白。 搞清了东鲁与西鲁的关系，即鲁国与鲁阳的关系，就可以看出孙诒让所举“墨子自鲁即齐”，“越王为公尚过束车五十乘以迎子墨子于鲁”，“自鲁见荆王曰”，“自鲁趋而往，十日夜至郢 ，”“所提到的‘鲁’”，就不一定均指鲁国，很大的可能是指鲁阳。笔者查遍墨子著作，从不见言鲁国者，看来孙氏的论断是缺少依据的。 下面就依据以上之说和其它鲁国说者之论点，考辩于后。 一、 关于“自鲁趋而往，十日夜至郢” 《淮南子•修务训》载：“昔者楚欲攻宋，墨子闻而悼之。自鲁 趋，而十日十夜，足重茧而不休息，裂衣裳裹足，至于郢。见荆王。” 鲁国距当时楚都郢城（今湖北江陵），按地图之直线距离，也有两三千里之遥。在当时落后的交通条件下，十日夜至郢是不可能的，何况又是步行。因而刘蔚华认为：如果理解从鲁阳出发，出鲁阳关，经方城或南阳，路程仅及鲁国至郢的三分之一，倒是有可能的。故此，把鲁都认为是鲁国，是有点武断了。 二、 关于“南游于楚” 方授楚在考证墨子故里时，也曾驳斥毕武之说，他说：“按楚人之说，（鲁阳当时属楚）毕沅、武亿均由误解‘吕览’高注（即《吕氏春秋•慎大览》高诱注），谓鲁人即是楚之鲁阳，而非鲁卫之鲁。考《贵义》篇称：‘墨子南游于楚，’若自楚之鲁阳往，当云游郢，不当云游楚，……其非楚人可知。”就以此认定，墨子不是鲁阳人。笔者认为，这要从两方面来考察。首先是鲁阳地区的隶属沿革。武亿篡清嘉庆《鲁山县志》载：“鲁阳于周，为东都近畿地，春秋时属郑又属楚。”这就是说，鲁阳原为东周的直属地域，后又属郑，在其后又属楚。原来并非楚地。而且鲁阳又是鲁阳文君的封地，是一个独立王国，对楚来说有它很大的独立性。其次，这时的墨子已不仅是个鲁阳人了，而是一个“以天下怀游走四方的学者，一个有严密组织的墨派巨子。经常来往于宋国、鲁国、齐国、卫国、楚国等许多地方。”鲁阳虽为故里，但早已是个外乡人了。说他“南游于楚”，不言南游与“郢”，也无不可。 三、 关于“北方贤圣人”和“臣北方之鄙人也” 孙诒让还根据《渚宫旧事》载鲁阳文君说楚惠王曰：“墨子北方贤圣人”和《吕氏春秋•爱类》“公输般为云梯欲以攻宋，墨子闻之，自鲁往见荆王曰：“臣北方之鄙人也”之句，认为墨子“则非楚人明矣。”（孙诒让《墨子传略》） 他认为墨子既是鲁阳人，自然是楚国人，既然他是楚国人，说他是“北方贤圣人”，而不说楚国贤圣人，那墨子就不是楚国人。 笔者认为，这里说的“北方”，同“南游于楚”的含义一样，因为墨子已名显齐、鲁、宋、卫诸国，不仅仅是鲁阳的贤圣人了。又齐、鲁、宋、卫等均国均居楚之北方，说他是“北方贤圣人”，才能显示出墨子的声望、地位和影响。而且北方这一概念，也完全包含了楚之北方，鲁阳就在楚之北境，因而鲁阳文君向楚王介绍墨子是“北方贤圣人是十分确当的。如果说墨子不是楚国鲁阳人，鲁阳文君反而不能说“北方”。如晏子使楚的故事，楚王向大臣们介绍晏婴说：“晏婴齐之善辞者也”，齐在楚之东北方，他为何不言“晏婴是东北方善辞者”呢？正因为晏子非楚国人。 关于“臣北方之鄙人也”一语，过去一些人把“鄙人”理解为墨子自贱的谦词，实际不然。古人把内地称国，边地称鄙，这句话正是说墨子是楚国北方边陲的人。当时鲁阳正处于楚国北方边境，此语也是十分确当的。如《左传》郑伯克段于鄢云：“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贰于己”和《墨子•鲁问》：“鲁之南鄙人，有吴虑者”，皆即此意。 补充：
墨子都出了几本书
这老东西 他没告诉我-。-！ 评论
与墨子有关的成语？
词目 墨守成规
发音 mò shǒu chéng guī
释义 墨守：战国时墨翟善于守城；成规：现成的或久已通行的规则、方法。指思想保守，守着老规矩不肯改变。
出处 明·黄宗羲《钱退山诗文序》：“如钟嵘之《诗品》，辨体明宗，固未尝墨守一家以为准的也。”
示例 墨守成规，不敢勇于创造也决然是和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不能相容的。（秦牧《辩证规律在艺术创作上的运用》）
快马加鞭
解：给快跑的马再抽几鞭，使它跑得更快。用来形容：快上加快，疾弛飞奔，或用以比喻不断努力，继续前进。
述源：《墨子·耕柱》："耕柱子曰：'将驱骥也。'子墨子曰：'何故驱骥也？'耕柱子曰：骥足以责。'子墨子曰：'我亦以子为足以则。'"
词目 墨突不黔
发音 mò tū bù qián
释义 原指墨翟东奔西走，每至一地，烟囱尚未熏黑，又到别处去了。后用其事为典。形容事情繁忙，犹言席不睱暖。
墨子，姓墨，名翟，鲁国人(一说宋国人)，后代习惯上尊称为墨子。大约生活在公元前468年至388年间。
墨翟的生平事迹,史无记载他自称“贱人”（《墨子?贵义》），属于社会下层的士。他有较丰富的手工业生产经验，曾亲手制做过木鸢和守御工具。墨翟生活的时代，小生产者阶层的社会地位虽然有所改善，但由于各诸侯国之间兼并战争和王公贵族的残酷压榨，生活仍然非常痛苦。墨翟的思想和主张，反映了社会下层的利益和愿望。为了维护小生产者的利益，他一生奔波于各诸侯国之间，积极推行自己的主张。
墨翟最初曾学儒家，后弃儒而自创学派。墨家学派在战国时极其盛行,与儒学同为世之显学,墨翟死后，墨家学派分为相里氏、相夫氏、邓陵氏三派，仍十分流行。墨家学说主要记载在《墨子》一书中。该书非墨翟一人所作,大都为其弟子记述墨翟之言论陆续荟集而成《汉书?艺文志》著录为71篇，现仅存53篇，其中《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节用》、《节葬》、《天志》、《明鬼》、《非乐》、《非命》、《非儒》等篇，直接反映了墨翟的思想。而《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大取》、《小取》六篇，一般认为系后期墨家所作。
墨翟思想的出发点，在于“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兼爱下》）。他认为当时社会上存在着七种祸患。针对这些祸患，他提出了为小生产者免除压榨和痛苦，以达到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的主张。
兼爱、交利观 墨翟的兼爱、交利观是统一的，也是他最根本的善恶观和道德标准。他认为，社会之所以动乱攻伐,互相残杀,劳动人民之所以不能安居乐业，其根源在于人们不相爱而相恶，不相利而相害，因此，就必须以兼相爱、交相利来取代它。墨翟的兼爱，要求上自国君，下至众民，都能做到“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这样，才有可能出现“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兼爱中》）的太平盛世。所谓交利，即首先要考虑他人之利，而不是谋求自己的私利，坚决反对损人利己。为了维护小生产者的利益，墨翟主张保护私有财产，反对那种“入人园圃，窃其桃李”的“亏人自利”（《非攻上》）行为。墨翟竭力主张“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尚贤下》），认为那种有余力不去帮助他人，有余财不去分给穷苦人的作法，是会造成天下大乱的。
劳动与生产思想 墨翟重视物质资料的生产，特别是农业生产。他指出:“农事缓则贫,贫且乱倍政之本”（《非儒下》）。他认为农作物的丰歉，决定着社会财富的多寡和人民生活的苦乐，对国计民生起着重大的作用。如果人们不积极从事生产劳动,粮食得不到增产,仓库里没有足够的储备，就可能出现国破家亡的局面。他指出，人与动物不同，动物不劳动，就能从自身和自然界得到充足的“衣食”资源，而人则“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非乐上》）。劳动是生产的能动因素，是人类谋生的手段，如果不从事生产劳动，就很难生存下去。为了搞好农业生产，墨翟十分重视劳动力的合理使用，反对兼并战争和奢侈享乐对劳动力所造成的浪费,他指出:“凡费财劳力,不加利者,不为也”（《辞过》）。从发展生产出发，墨翟提出了提高劳动强度的主张。他认为，无论君子与贱人,都必须“强从事”,指出“强必富，不强必贫；强必饱，不强必饥。……强必暖，不强必寒”（《非命下》）。同时，他还提出了重视人口增长，确保劳动力再生产的“众人之道”。他认为，应通过提倡早婚、节制蓄私、短丧薄葬、兼爱非攻、轻徭薄赋等办法，来保证人口的成倍增加，并在此前提下，使人人都能从事劳动，去获得必要的生活资料。
分工论 墨翟认为，各行各业，都必须“量其力所能至而从事焉”（《公孟》），即：农民种好田，妇女织好布，王公大人从事国家的管理，士君子贡献其聪明才智。他的分工思想比较全面，既包括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者之间的分工，也包括体力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技能上的分工。在职业分工上，他认为：“能谈辩者谈辩，能说书者说书，能从事者从事，然后义事成也。”在劳动过程分工上，他说：“譬若筑墙然，能筑者筑，能实壤者实壤，能欣者欣，然后墙成也”（《耕柱》）。
节制消费的思想 墨翟主张“去无用之费”（《节用上》），反对奢侈浪费。他的节用、节葬和非乐的主张，就是这一思想的具体体现。他强烈指责当时王公贵族在衣、食、住、行、用、葬、乐等方面的穷奢极侈的行为,指出了“俭节则昌,淫佚则亡”（《辞过》）的必然性，并对统治阶级和普通百姓在衣、食、住、行等方面,提出了一个统一的标准。墨翟的节制消费主张,是联系到是否有利于生产来考虑的，反映了人民的意愿。墨翟不仅呼吁节俭，还身体力行，以自苦为极，并作为一个学派的主张大力提倡，这在当时的各学派中，是绝无仅有的。
商品流通概念 《墨子》书中的墨经四篇，对商品、货币、价格等经济范畴,进行了一些有意义的探讨“买无贵，说在（反）其贾（价）”，是指物价无所谓贵贱，主要是反过来看货币购买力的大小，如果币值贱了，则说明物价并不是贵了。它体现了在交换过程中商品与货币的关系，二者可以互相表现其价格。货币的购买力低时，表面上看来是商品贵了，但这是“反其价”，商品并没有贵；反过来，情况也是如此。又如：“贾(价)宜（适当）则（售），说在尽”（《经下》）。即在交换中,价格合适,物品就能卖出去；价格是否适当，主要看物品能否售出。就是说，商品交换，必须有适当的价格，价格合适，商品就可以全部售出；反之，商品就卖不出去。它说明后期墨翟实际上已经认识到商品价格与货币购买力是一致的。但是，这些概念，《墨子》都未能给予更明确的阐述和深入的探讨。
秦统一后，墨学逐渐衰微，直到清代中叶，墨家学说被认为是具有实用之学，才又引起人们的重视与研究。
墨子.鲁问（节选）翻译
鲁阳文君将攻郑，子墨子闻而止之，谓阳文君曰： “夫天之兼有天下也，亦犹君之有四境之内也。今举兵将以攻郑，天诛亓不至乎？”鲁阳文君曰：“先生何止我攻郑也？我攻郑，顺于天之志。郑人三世杀其父，天加诛焉，使三年不全。我将助天诛也。”子墨子曰：“郑人三世杀其父，而天加诛焉，使三年不全，天诛足矣，今又举兵将以攻郑，曰‘吾攻郑也，顺于天之志’。譬有人于此，其子强梁不材，故其父笞之，其邻家之父举木而击之，曰‘吾击之也，顺于其父之志’，则岂不悖哉？” 鲁文君曰：“然。吾以子之言观之，则天下之所谓可者，为必然也。” 鲁阳文君将要攻打郑国，墨子听到了就阻止他，对鲁阳文君说：“现在让鲁四境之内的大都攻打小都，大家族攻打小家族，杀害人民，掠取牛、马、狗、猪、布、帛、米、粟、货、财，那怎么办？”鲁阳文君说：“鲁四境之内都是我的臣民。现在大都攻打小都，大家族攻打小家族，掠夺他们的货、财，那么我将重重惩罚攻打的人。”墨子说：“上天兼有天下，也就象您具有鲁四境之内一样。现在您举兵将要攻打郑国，上天的诛伐难道就不会到来吗？”鲁阳文君说：“先生为什么阻止我进攻郑国呢？我进攻郑国，是顺应了上天的意志。郑国人数代残杀他们的君主，上天降给他们惩罚，使三年不顺利。我将要帮助上天加以诛伐。”墨子说：“郑国人数代残杀他们的君主，上天已经给了惩罚，使它三年不顺利，上天的诛伐已经够了！现在您又举兵将要攻打郑国，说：‘我进攻郑国，是顺应上天的意志。’好比这里有一个人，他的儿子凶暴、强横，不成器，所以他父亲鞭打他。邻居家的父亲，也举起木棒击打他，说：‘我打他，是顺应了他父亲的意志。’这难道还不荒谬吗！”是！ 评论
墨子的主要思想包括哪些内容
前期墨家在战国初即有很大影响，与儒家并称显学。它的社会伦理思想以兼爱为核心，提倡“兼以易别”，反对儒家所强调的社会等级观念。它提出“兼相爱，交相利”，以尚贤、尚同、节用、节葬作为治国方法。它还反对当时的兼并战争，提出非攻的主张。它主张非命、天志、明鬼，一方面否定天命，同时又承认鬼神的存在。前期墨家在认识论方面提出了以经验为基础的认识方法 ，主张“ 闻之见之 ” 、“取实与名”。它提出三表作为检验认识正确与否的方法 。 后期墨家的传承情况不详，有分为两派或三派之说。它对前期墨家的社会伦理主张多有继承，在认识论、逻辑学方面成就颇丰。后期墨家除肯定感觉经验在认识中的作用外，也承认理性思维在认识中的作用，对前期墨家的经验主义倾向有所克服。它还对“故”、“理”、“类”等古代逻辑的基本范畴作了明确的定义，区分了“达 ”、 “类”、“私”等3类概念 ，对判断 、推理的形式也进行了研究，在中国古代逻辑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墨家的主要思想汇集在《墨子》一书中，其中《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大取》、《小取》6篇又称《墨辩》，一般认为是后期墨家所作。 评论
墨子兼爱中 翻译
既已明白了这害是什么，那么它是怎样产生的呢？因为不相爱产生的吗?墨子说道：“因为不相爱产生的.现在我们的君主只知道爱自己的国家,而不爱别人的国家,因此不怕发动自己的国家来篡夺别人的国家.现在人们只知道爱自己,不爱别人,因此不怕自身伤害别人.因为这样所以诸侯不相爱就必然发生这个内战，君主不相爱就必定互相争夺权位,人与人不相爱就必定互相伤害,君臣不相爱就不施恩和效忠,父子不相爱就不慈爱孝顺,兄弟不相爱就不相和协调.天下的人都不相爱,强大的一定会控制弱小的,人多者必定强迫人少者,富有的必定欺侮贫穷的,富贵的必定傲视卑贱的.所有天下祸端怨恨,它们发生的原因,是因为不相爱产生,所以仁慈的人否定它. 评论
欢乐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