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1、侠义公案小说的春秋战国2、古代怎么称呼侠义之人
3、谁能推荐几首江湖侠义的古典诗词
4、为什么要叫春秋战国时期?
5、狭义上说的大篆指的是春秋战国时期各国的文字。对吗?
6、什么是侠义精神
7、请问“乱世行春秋事”作何解释？
8、春秋战国分界线是什么
9、中国人不团结的传统是从春秋战国遗留下来的吗
1、侠义公案小说的春秋战国
班固曰：春秋以降，“大夫世权，陪臣执命”；至于战国，“合从连衡，力政争强”：由是列国公子，竞为游侠。“及至汉兴，禁网疏阔，未之匡改也。是故……外戚大臣魏其、武安之属竞逐于京师，布衣游侠剧孟、郭解之徒驰骛于闾阎，权行州域，力折公侯。众庶荣其名迹，觊而慕之。”于是，游侠之风大盛。1这是讲古代侠士兴起的原因。至于他们的事迹，《史记》和《汉书》中都有记载 。
所以，以往论及侠义小说者，往往追溯到春秋战国时代。但是，他们将曹沫、专诸、荆轲等人归入侠士一类，这却是一种误解。在先秦两汉时期，“侠士”和“刺客”是有区别的，他们是两种不同的人物。司马迁《史记·游侠列传》曰：
古布衣之侠，靡得而闻已。近世延陵、孟尝、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亲属，借于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贤者，显名诸侯，不可谓不贤者矣。比如顺风而呼，声非加疾，其势激也。至如闾巷之侠，修行砥名，声施于天下，莫不称贤，是为难耳。然儒、墨皆排摈不载。自秦以前，匹夫之侠。湮灭不见，余甚恨之。以余所闻，汉兴有朱家、田仲、王公、剧孟、郭解之徒……
由此可见，春秋战国时代的曹沫、专诸、豫让、聂政、荆轲等人是并不属于“侠士”之列的。也正因为这样，司马迁把这些人另立名目，写入《刺客列传》。
根据《史记》记载，这两类人具有各自不同的特点。即：侠是“以武犯禁”；“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名不虚立，士不虚附”，“虽时扦当世之文网，然其私义廉洁退让，有足称者。”所以《游侠列传》盛赞朱家之“所藏活豪士以数百，其余庸人不可胜言。然终不伐其能，歆其德，诸所尝施，惟恐见之。振人不赡，先从贫贱始。家无余财，衣不完采，食不重味，乘不过鞫牛。专趋人之急，甚己之私。既阴脱季布将军之厄，及布尊贵，终身不见也。”又称美郭解之“折节为俭，以德报怨，厚施而薄望”和“既已振人之命，不矜其功”。——概括起来，便是：济人急难而不矜其功，时犯法禁而廉洁退让。至于刺客的特点，则简单明了一句话：“士为知己者死。”无论曹沫为鲁庄公劫齐桓公，专诸为公子光刺吴王僚，或豫让“漆身为厉，吞炭为哑，使形状不可知”，为智伯报仇，未遂而伏剑自刎，或聂政为严仲子杀侠累，自破面抉眼以死，或荆轲为燕太子丹摘秦王，不中而殉难，都是出于这一信条。《史记》记赵襄子执豫让后问他：为什么你同样侍奉过范、中行氏，范、中行氏被灭以后你不为他们报仇，而单只为智伯报仇呢?豫让回答说：“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皆众人遇我，我故众人报之；至于智伯，国士遇我，我故国士报之。”这是这一类人物思想性格的典型表征。
2、 古代怎么称呼侠义之人
中国古代豪侠义士
行侠仗义的侠客
游侠：重仁尚义「施恩拒报」
据《史记•太史公自序》论游侠的本质是：「救人于厄，振人不赡，仁者有乎！不既信，不倍言，义者有取焉。」明白揭橥仁、义二字。而〈游侠列传〉更进一步勾勒出游侠的精神面貌是：「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阨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这便将游侠的人生观与行为准则界定下来了。
在〈游侠列传〉里，司马迁曾提及「侠」的四种名目，分别是：布衣之侠、乡曲之侠、闾巷之侠、匹夫之侠；实则彼此相类，只是活动的空间或略有差异，说法不同而已。如汉初之朱家、郭解、田仲、剧孟等等，均属于民间游侠，其人或「以躯借交报仇」；或「所藏活豪士以百数」；或「天下骚动，宰相得之若得一敌国」；或「天下无贤与不肖、知与不知，皆慕其声」云云。
所谓「行侠仗义」的人所取的行为标准，在有些地方都比其社会道德所规定者高。（中略）「施恩不望报」是道德的行为，「施恩拒报」即是超道德的行为了
刺客：「报恩以武」不顾死生
纵观《史记•刺客列传》，我们可以发现：刺客的思想行为实与游侠精神相通，其别一在于「报」，二在于「武」。而刺客之所谓「报」，又特别着重报恩，具有被动性质；为了达到目的，迅求事功，便不得不动武矣。
──如曹沫执匕首劫齐桓公，是因率军与齐国交战，三度败北；而鲁庄公不加问罪，「犹复以为将」！可谓有恩有德，岂可不报？
──如专诸以鱼藏剑刺吴王僚，是因公子光以「善客待之」，且曰：「光之身，子之身也。」如此看重，乃奋身以报。
──如豫让变容易貌，狙击赵襄子，是因智伯「国士遇我，我故国士报之」，遂不惜「为知己者死」！
──如聂政刺杀韩相侠累，是因严仲子倾心结纳，恩遇至厚；借躯为报其仇即是报恩，故粉身碎骨，在所不顾。
至于荆轲刺秦王一事，则不无可议之处。因其虽屡言「报」字（报燕太子丹），但一再迟迟其行，推三阻四；以致连累多人白白送命，有负恩主重托，终究身死事败为天下笑！症结正出在他学艺未精，武功低微，又「不讲于刺剑之术」。惟荆轲在秦廷浴血奋战，从容就义，亦足称勇士。可惜匹夫徒逞血气之勇，令人慨叹！
由此观之，刺客「报恩」以武，游侠「施恩」以仁；虽然两者皆重然诺、轻生死，但毕竟在立身行事的动机与做法上，有所不同。是故司马迁为游侠、刺客立传，泾渭分明，实寓有深意在内。
墨者：「替天行道」为民除害
复次，侠者又有「别墨」之称。据《吕氏春秋》记载，春秋战国时代原始墨家集团，以墨翟为首任「巨子」，其徒遍天下；弟子三百人，皆可使其赴汤蹈火，急人之难。如禽滑厘率众救宋，即为显例。
《墨子•兼爱下》主张：「言必信，行必果；使言行之合，犹合符节」。并且为求「兴天下之大利」，便不得不「用天之罚」以「除天下之大害」；甚至必要时「不惮以身为牺牲」！而《墨子•非攻下》更特别指出，武王伐纣「非所谓攻也，所谓诛也」！因为天下大乱，民不聊生，所以不得不「代天行诛」！
如此看来，墨家实无殊于一侠士集团，初不计较个人恩怨，而以救国救民、替天行道为人生理想目标。再就其组织观之，墨家纪律严明，有如江湖帮会；「巨子」即帮主，对于犯「墨者之法」者，可操生杀大权。据《吕氏春秋》引述「墨者之法」是：「杀人者死，伤人者刑，此所以禁杀伤人也。」值得注意的是，墨者视此一家法为「天下之大义」，尤高于一般国法；即使「巨子」杀人违犯，亦罪在不赦，何况其余！
由是「戒妄杀」乃悬为后世侠者共遵共守之信条；相较之下，刺客为「报私怨」而率性杀人，所见之「义」又特其小也！
3、谁能推荐几首江湖侠义的古典诗词
侠客行
唐·李白
赵客缦胡缨②，吴钩霜雪明③。银鞍照白马，飒沓如流星④。
十步杀一人， 千里不留行⑤。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
闲过信陵饮⑥，脱剑膝前横。 将炙啖朱亥，持觞劝侯嬴⑦。
三杯吐然诺， 五岳倒为轻⑧。眼花耳热后，意气紫霓生⑨。
救赵挥金锤， 邯郸先震惊⑩。千秋二壮士，烜赫大梁城。
纵死侠骨香， 不惭世上英。 谁能书阁下，白首太玄经⑾。
天下有雪 杨云骢
将军谈笑弯弓，秦王一怒击缶。
天下谁与付吴钩，遍示群雄束手。
昔时寇，尽王侯，空弦断翎何所求？
铁马秋风人去后，书剑寂寥枉凝眸。
昔有朝歌夜弦之高楼，上有倾城倾国之舞袖，
燕赵少年游侠儿，横行须就金樽酒，
金樽酒，弃尽愁
愁尽弃，新曲且莫唱别离，??
镜上胭脂眉画笔，梦里红颜朱成碧。
人间几回舒望眼，天涯曾经悲比翼.
明月自沉云自起，夕阳空落马空啼。
风华随便流年逝，多少胡笳与羌笛！
君不见，白衣如雪泪如洗，烟火连天风连旗。
泪如洗，旗连风，从来成败一杯中。??
当时谁家女，顾盼有相逢。中间留连意，画楼几万重。
十步杀一人，慷慨在秦宫。泠泠不肯弹，翩跹影惊鸿。
奈何江山生倥偬，知己生死两峥嵘。
宝刀歌哭弹指梦，云雨纵横覆手空。
凭栏无语言，低昂漫三弄：问英雄、谁是英雄？ ==痴情长剑==
独立云山，长风满袖。
南国春秋，记逢前缘。
江湖俪影，青山踏遍，不负风流。
截波百回，绝域万里，一剑光寒动神州。
算而今，是陈缘未了，情怀依旧。
重寻碧落茫茫，笑江湖浪迹十年游。
只浮萍随水，逝水随风。
哀弦英续，好梦难留。
惊鸿掠水，波荡无痕，却道爱恨总难休。
凝伫久，向回首，思渺难收。
吟江湖
一秋江梅倒入壶，三千星河聚为图，驾鹤几顾摘星阁，携美同舟泛五湖。歌罢轻波无弦琴，风雨雷动引干戈，一石才气占八斗，拥炉抱膝卧草庐。
五车青史藏胸腹，凤欲凌云甘自孤。煮酒品花醉风雪，烽火歌舞闲作赋。燕然未勒鬓先衰，拔剑悲哭夜雨苦。葬诗戏蝶巾渌酒，人生不过一糊涂。
4、为什么要叫春秋战国时期?
因为周朝分西周和东周，东周有分春秋和战国，所以春秋战国时期其实指的就是东周。
春秋（公元前770年－公元前476年）的得名，是因鲁国编年史《春秋》而得名；战国（公元前476年，一说公元前453年或公元前403年～公元前221年）这一时期各国混战不休，故被后世称之为“战国”。
春秋战国（公元前770年－公元前221年），是百家争鸣、人才辈出、学术风气活跃的时代。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段大分裂时期，东周在战国后期（公元前256年）被秦国所灭，所以春秋战国时期在时间上并不全然包含在东周王朝里面。
扩展资料：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上奉行侠义文化，“士为知己者死”和荆轲在易水旁留下“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的千古绝唱。战国时代养士之风风靡一时，养士著名的“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赵有平原君，齐有孟尝君，皆下士喜宾客以相倾”。这些士挣脱了奴隶制的束缚，周游列国，奔走呼号，发表自己的见解，活跃了战国时代的学术空气。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春秋战国
5、狭义上说的大篆指的是春秋战国时期各国的文字。对吗?
大篆指通行于春秋战国时期的秦国文字
到了西周后期，汉字发展演变为大篆。大篆的发展结果产生了两个特点：一是线条化，早期粗细不匀的线条变得均匀柔和了，它们随实物画出的线条十分简练生动；二是规范化，字形结构趋向整齐，逐渐离开了图画的原形，奠定了方块字的基础。
后来秦朝丞相李斯对大篆加以去繁就简，改为小篆。小篆除了把大篆的形体简化之外，并把线条化和规范化达到了完善的程度，几乎完全脱离了图画文字，成为整齐和谐、十分美观的基本上是长方形的方块字体。但是小篆也有它自己的根本性缺点，那就是它的线条用笔书写起来是很不方便的，所以几乎在同时也产生了形体向两边撑开成为扁方形的隶书。
6、什么是侠义精神
侠义”一词应该说是从武侠小说里引申出的一种精神，一种类似于“舍己为人”的精神,“侠义”从字面意思上便可看出它是一种抽象的思想表示，并非实物，而是存在于人们心中的热情。具体的，如劫富济贫，伸张正义等，这些都包含了“侠义”，“侠义”在小说中也许只是身怀绝技、武艺高强的江湖儿女的专利，但是在现实社会中也同样存在这样的人物，雷锋也许就是代表。旧派武侠小说中,侠义在主人公身上体现的只是代表了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往往不能包含所有临近民族或者说是兄弟民族,不能针对天下所有人.有较强烈的大民族思想.排斥外族.新派武侠小说中,侠义精神有了发展和壮大.不再只是代表了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它可以上升到代表了国与国,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关系,甚至是对全人类
如果单纯的从小说人物所表达的来说当然就是 打抱不平 有正义感
7、请问“乱世行春秋事”作何解释？
春秋是个乱世，充满杀伐纷争。我推测春秋事，就是求生存者进行的战争权术之类的在乱世中谋生的手段。因是非常时期，所以有非常手段，至于是非曲直，则要后人盖棺定论。
8、春秋战国分界线是什么
一般史学家认定，春秋战国以为三家分晋、田氏代齐为春秋战国分界线。即在公元前453年，韩、赵、魏三家灭掉智氏，瓜分晋国为分水岭的标志。
春秋战国（公元前770年－公元前221年），是百家争鸣、人才辈出、学术风气活跃的时代。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段大分裂时期，东周在战国后期（公元前256年）被秦国所灭，所以春秋战国时期在时间上并不全然包含在东周王朝里面。
春秋时期，简称春秋，指公元前770年-公元前476年，是属于东周的一个时期。春秋时代周王的势力减弱，诸侯群雄纷争，齐桓公、晋文公、宋襄公、秦穆公、楚庄王相继称霸，史称春秋五霸。
战国时期简称战国，指公元前475年~公元前221年，是中国历史上东周后期至秦统一中原前，各国混战不休，故被后世称之为“战国”。“战国”一名取自于西汉刘向所编注的《战国策》。
扩展资料：
春秋战国时期，做为中国最后一个青铜器时代，由于铁器的使用和牛耕的推广，青铜器逐渐退出历史舞台，铁器的使用和牛耕的推广同时也标志着社会生产力的显著提高。
中国的封建经济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尤其北方成就更为突出。生产力的飞跃引起了生产关系的革命。春秋战国时期，井田制（公田）逐渐被封建土地私有制所取代，并最终通过各国变法确立了下来。
春秋战国时期，旧制度、旧统治秩序被破坏，新制度、新统治秩序在确立，新的阶级力量在壮大。隐藏在这一过程中并构成这一社会变革的根源则是以铁器为特征的生产力的革命。生产力的发展最终导致各国的变革运动和封建制度的确立，也导致思想文化的繁荣。
参考资料：春秋战国—百度百科
9、中国人不团结的传统是从春秋战国遗留下来的吗
为什么日本人只尊重古代中国人？来源：文化现象与思考明清与春秋时的中国人：两种不同的人一个日本人说：“他们尊敬古代的中国人，不尊敬后来的中国人。因为古代的中国人和后来的中国人很不一样。"这话听起来刺耳，但从头到尾细读中国史，你会发现此话有一点道理。春秋时的中国人，生机勃发，品格清澈。汉唐时的中国人，雍容大气，自信心很强。及至明清，一个个却是那么麻木、懦弱，缺乏创造力。明清时的中国人和春秋时的中国人相比，简直是两种不同的人。举几个例子，先说尚武精神。春秋时代，贵族个个下马能文上马能武，侠客遍地，武士横行，一言不合就拔剑相斗。那时的中国人，不喜欢一步三摇弱不禁风的白面书生。不论男女，皆以高大健硕为美。所以《诗经》言庄姜之美，必先言“硕人其颀”；写鲁庄公之美，必说他“猗嗟昌兮”。那个时代美男子的标志是大个子、卷头发、浓胡须，最好还带点狐臭味儿。《齐风·卢令》赞美猎人，就说他“美且鬈，美且偲”，即卷发多须。同样，《陈风·泽陂》中说，“有美一人，硕大且卷，有美一人，硕大且俨”，于是令女主人公心生爱意，在单相思中苦闷不已。春秋战国时代，那些争雄竞长的大国，个个都强悍好战。《诗经·秦风·无衣》中有注说：“秦人之俗大抵尚气概，先勇力，忘生轻死。”班固在《汉书》中也说：“秦之时，羞文学，好武勇。”东方大国齐国民风剽悍，百姓都是急性子、倔脾气，和今天的韩国人差不多。贵族们常在道路上驾车相撞，国家立法也不能禁止。连今天说着吴侬软语的吴越地区，在先秦时代也是一片气质刚劲的土地。《淮南子·主术训》篇说：“越王好勇，而民皆处危争死。”班固描写这片土地的尚武遗风：“（吴越）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剑，轻死易发。”再来看看后来的中国人。明朝万历年间，到达中国的传教士利玛窦意外地发现，中国的男人都如此文弱。他在写给罗马的信中说，“很难把中国的男子看作可以作战打仗的人”。不仅如此，他还惊讶于这个帝国里最聪明的人看起来都像女人：“无论是他们的外貌气质，还是他们内心的情感流露，他们看起来全像是温柔的女子。要是你对他们尊敬礼让，他们便会比你更加谦和。”居留中国的几十年里，利玛窦也看过上流社会的人打架，不过其情景却让他哑然失笑：“彼此争斗时表现出来的，也只是妇道人家的愠怒，相互殴斗时揪头发。”“他们很少残杀，他们甚至连想都没有想过这种争斗的方式。这不仅是由于他们没有什么真正的男子阳刚之气，主要是，他们大多数人连小刀之类的兵器都没有”，“这些男人们不惜每天花费两个小时来梳理他们的长长的头发，考究地整理他们的服饰，他们就这样悠闲自得地打发着美好的时光”。鸦片战争后来到中国的外国人，更惊讶于中国人的胆小。古伯察说：“傲慢、尊大的、看上去颇具刚毅的中国人，一旦遇到态度坚决，意志不挠的人，马上就会变得软弱，像患了癔病。面临困难的中国人嘴里常说‘小心’，即‘胆子要小’。”罗斯则说：“中国儿童不像欧洲儿童那样蹦蹦跳跳……对武力的赞赏已经完全没有了。大男子当众啼哭而不以为耻。”侠义文化和侠义精神的失落一个例子也许说明不了问题，我们再来看看侠义精神。春秋时代，是中国侠文化最灿烂的时代。侠人义士救危扶困，振人不赡；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知恩必报，赴火蹈刃；受人之托，一诺千金。赵氏孤儿、聂政刺侠累、荆轲刺秦王，一个个动人心魄的故事，演绎了那时男人们的壮烈与决绝，告诉后代什么叫轻生重义、生死相许。春秋时代的侠客，最大的特点是极端重视人格的独立与平等。豫让刺杀赵襄子的故事就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豫让为了给智伯报仇去刺杀赵襄子，设法混进赵府，他用自残的方式，吞炭漆身，化装易形，吃尽了苦头。豫让在被抓住之后，审讯者对豫让说，你当年也曾为范家、中行家效力，这两家都被智伯灭了，你不为他们报仇反倒为智伯卖命，为什么今天智伯被人灭了你就这样死心塌地为他报仇？豫让回答说，当年范家、中行家随随便便看待我，我也这样对待他们；智伯待我像对待国士，我自然要用国士的行事方式来报答他。豫让的这句回答，开了两千年来“士为知己者死”的滥觞：我豫让不是你们任何一个人的附属品，我就是我自己，我没有给你们报仇的义务，给不给你们报仇全在乎我自己。豫让追求的是等级社会里平民的个人尊严和社会、他人对自我价值的承认，尤其是在向来瞧不起平民的贵族阶层面前。既然我不是你们的附属品，那么我们之间的交往就应该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如果你不肯和我平等相交，我们之间就只有利益关系，人走茶凉。这种“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是战国时代侠文化中最可贵的部分。他们行侠仗义，不是为利，甚至不是为名，而是为了心中的一股豪气。他们如同珍视眼珠一样珍视自己的个人尊严，对“平等”二字甚至达到了敏感的程度。“孟尝君曾待客夜食，有一人蔽火光。客怒，以饭不等，辍食辞去”。即使在座位安排这样的小事上，他们也不能容忍任何的不平等。及至明清，“侠客”们却自愿攀附权力，沦为权力的附庸。看《三侠五义》中的侠客，在官人面前个个自称“罪民”，以向权力规则屈服为荣。第45回钻天鼠卢方初见包拯，对身边的展昭说道：“卢方乃人命要犯，如何这样见得相爷？卢方岂是不知规矩的么？”于是自上刑具，而“众人无不点头称羡”。第48回写五鼠面见宋仁宗，这些英雄好汉见到皇帝，都“心中乱跳”、“匍匐在地”、“觳觫战栗”，所谓的“江湖自由身”与权力一遭遇，立刻显出十足的奴性。“钻天鼠”、“翻江鼠”被皇帝改成“盘桅鼠”、“混江鼠”这样驯化式的名字，他们也都欣然接受。如鲁迅所说，春秋时的侠客，是以“死”为终极目的，他们的结局也确实是慷慨赴死而去。清代小说中的侠客，却个个成了地主官僚，黑白两道通吃。如《三侠五义》所写，双侠丁兆兰、丁兆蕙家里广有田产，实乃地产豪绅，五鼠则是陷空岛渔霸。鲁迅说，《三侠五义》中的英雄，表面上是侠客，实质上却是奴才，“满洲入关，中国渐被压服了，连有‘侠气’的人，也不敢再起盗心，不敢指斥奸臣，不能直接为天子效力，于是跟一个好官员或钦差大臣，给他保镖，替他捕盗”。他们“虽在钦差之下，究居平民之上，对一方面固然必须听命，对别方面还是大可逞雄，安全之度增多了，奴性也跟着加足”。清代儒臣的动物式生存方式说过了侠，再来看看上古的儒和后世的儒有什么不同。后来被统治阶级作为统治工具的“孔孟之道”，诞生之初其实并不像后来那样充满奴性，而是相当刚健清新。春秋士人每以君王的师友自居，将自己所学之“道”凌驾于权势之上，合则留，不合则去。这一点，以儒家最为突出。孔子周游列国，不留恋高官厚禄，不屈服于任何政治权威，只为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他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孟子相较孔子，更锋芒毕露。孟子性格外向，感情丰富，行事张扬。他自负到公然宣称：“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他特别强调精神的自由和人格的独立，与国君交谈之际，毫无奴颜媚态：“说大人，则藐之，勿视之巍巍然。”胸有浩然之气的他，居然敢说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离娄下》）、“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样的话，在后世看来几乎有点大逆不道。中古时代，虽然在世俗层面，儒学信徒对皇帝和权力秩序服从尽礼；但是在精神层面，他们中的许多人却以“圣人”自期，追求“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希望能实现自我完善，达到一定程度的人格独立。汉光武帝刘秀的同学严光，曾出山帮助刘秀取得天下，刘秀登基后想召他做官，他不肯接受，而是隐居富春山耕钓自娱。及至唐代，虽然唐太宗发明了使天下英雄尽入我毂的法，但李白仍然可以做他的帝师梦，希望自己能在“事君之道成，荣亲之义毕”后，“与陶朱、留侯，浮五湖，戏沧州”，逃离权力的控制。到了清代，大儒们却已经完全被驯服成了“绕指柔”的奴才。儒学要求人们忠君孝亲，历代莫不大力提倡。然而清代帝王认为，一个大臣如果过于注重自身修养，也会妨碍他们不打折扣地为皇帝服务。作为臣子，不但身体要属于君主，心灵也应属于君主，不应有任何自己的独立意志、个人尊严。雍正皇帝就曾直截了当地在《朋党论》中说，“要根除朋党之源，那么全国上下必须统一思想。要统一思想，那么一切是与非的标准都必须唯我是从”，“你们各位大臣如果将朕之所好者好之，所恶者恶之，是非画一，则不敢结党矣”。清代儒臣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无思想、无操守，除功名利禄外无所关心。他们选择了动物式的生存方式。在皇帝明察之下，他们老老实实，卖命效力，以图飞黄腾达；皇帝一旦放松警惕，他们就大肆贪污，尽一切可能盗窃皇帝的家产。什么操守、尊严、人格，对他们来说都是不着边际的空话。五百年诗坛，没有激情和冲动最后再让我们来看看诗歌中反映的精神面貌。《诗经》里面有许多篇章，大胆地描写爱情，甚至性爱。例如《诗经》的《野有死麇》：野有死麇，白茅包之。有女怀春，吉士诱之。林有朴樕，野有死鹿。白茅纯束，有女如玉。“舒而脱脱兮！无感我帨兮！无使尨也吠！”意思是说，一个少女动了情，吉士就趁机挑逗她。最后三句很生动地表现出那个少女和男子一起走向密林深处的心情：轻轻地走，慢慢地走，不要急躁，不要碰我腰间的佩巾，不要惹那黄狗吓人地汪汪叫。这首诗不直接写性，只是描写二人向林中深处走去的心情，多么含蓄，多么自然健康。那时中国人的自然本性还没有被后来的文化阉割。先民们的天真烂漫和心无杂念，如同狂风暴雨洗后的天空，高远而纯净。《诗经》里面充满了生命的欢欣，充满了野性、活力、大自然和美。所以孔子对《诗经》的评价是：“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唐宋时代，中国人在思想上不再有原创力，但是文学艺术方面的创造力却突然勃发。唐诗展示了前所未有的艺术生命力，精神蓬勃、气象光辉，其风格或高昂明朗，或雄浑壮大，或具“清水出芙蓉”的自然之美。宋词则为中国人表达情感的细腻化、生活化开辟了新天地，其清新婉约更胜唐诗一筹。李泽厚说：“只要中国人还说汉语，只要中国人还用方块字在进行写作，那么唐诗宋词的魅力是永恒的。”然而明清500年，所谓诗人们的才性、阅历、学识均大幅崩塌，他们以拾前人余慧为荣，不敢越藩篱一步，写了大量模仿杜甫或者黄庭坚的诗。500年的诗坛，没有激情和冲动，没有真性情，甚至没有真表情——除了纳兰性德外，中国居然再没产生一个有影响的诗人。失去创造力、感受力，就没有了灵魂宋代以前的中国人，可以说是伟大的民族。他们创造着，体验着，发现着，说自己想说，想自己所想，生机勃勃，生趣盎然。宋代以后的中国人，却只是前人的影子。他们不但失去了创造力，也失去了感受力。他们画地为牢，处处模仿着过去，重复着过去。书法家以重复前人为最高标准，诗人以写得像唐或者像宋而沾沾自喜。遇到花朝或者月夕，或者其他任何人生情境，他们都已经形成固定的解释方式、感受方式和表达方式。中国只剩下一个外壳，没有了灵魂；社会如同一潭死水，散发出一种腐败气味。从上层到下层，人们都既狡猾又愚昧，既贪婪又懦弱。用汤因比的话来说，这种生活是“一种毫无意义的存在”，“它之所以能活着只是因为它已经僵化了”。（汤因比《历史研究》）如果说这几百年中国人有什么进步，那就是在政治厚黑学和民间骗人造假术上的进步。宋以前的中国人和宋以后的中国人，确实已经成了两个物种，其差别就好比一个好罐头与一个变质的罐头，或者说是钻石与石墨——虽然同是由碳原子构成，性状却已完全不同。中国人的性格历史，如同我们的黄河，先秦是上游，清澈见底；汉唐是中游，虽泥沙俱下，毕竟有波涛汹涌之雄大气象；明清是下游，已经常断流、奄奄一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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