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1、彼得·威尔的人物生平2、被余秋雨称为中国古代第一支笔
3、苏步青的故事
4、《死亡诗社》的导演是哪个国家的？
5、苏步青简介
6、求彼得·威尔 Peter Weir导演的作品
7、我想要《死亡诗社》导演的详细资料，谁能帮帮我？
8、记得有个80后作家有篇文章中提到“俄兰城的鼠疫” 来自哪？谢谢！！
9、在中华民族灾难深重的岁月里，不朽的民族战歌《义勇军进行曲》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斗志。它的曲作者是
1、彼得·威尔的人物生平
彼得· 威尔1944年8月21日出生于悉尼，父亲是一位房地产经纪人。他也曾尝试过他父亲的行当，不久便踏上了欧洲之旅。回到澳洲以后，他在联邦电影组(Commonwealth Film Unit)找到了一份工作，正是在这里他学会了拍摄记录片和教育片。1971年，威尔执导了他的处女作《Three to Go》，但是影片并没有受到观众和影评家的关注。 1974年，他又拍摄了他的第二部影片《吃掉巴黎的车》（The Cars That Ate Paris)，这部灰色调的喜剧惊悚片引起了人们普遍的关注。随后一年他又推出了他的第三部影片，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悬岩上的野餐》（Picnic at Hanging Rock)，这部影片为他带来了更大的成功。影片讲述了几个女中学生在澳大利亚内陆深处失踪的故事，这部超现实主义的影片赢得了一致的好评，并成为风靡一时的经典之作。
1981年的《加里波底》（Gallipoli)使威尔首次斐声国际影坛，也为他赢得了澳大利亚电影协会(Australian Film Institute)最佳导演奖。当时尚名不见经传的梅尔-吉布森(Mel Gibson)在片中饰演两个开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线作战的朋友之一，该片受到了国际影评家们的一致赞誉，也确立了威尔在国际影坛的地位。第二年，他推出了影片《灾难岁月》(The Year of Living Dangerously)，并再次请吉布森担纲主演。《灾难岁月》以1965年印尼苏加诺(Sukarno) 统治集团被推翻时期发生的一段浪漫恋情为背景，影片参加了戛纳电影节的角逐。对威尔来说，该片也为他带来了商业上的巨大成功。
1985年威尔携《证人》(Witness)登陆美国。《证人》讲述了一名受伤的费城警察(哈里森-福特主演，Harrison Ford)在一个阿们宗派家庭里疗伤期间，亲眼目睹的文化冲突的故事。影片向人们展示了哈里森除了能在那些高成本制作的动作片中一展风采，也有能力演好其它角色；威尔也因为此片而首次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导演的提名。随后威尔再次与哈里森合作，1986年推出了《蚊子海岸》(The Mosquito Coast)，该片系根据保罗·索鲁(Paul Theroux)的小说改编而成，但没有前一部影片叫座。
1989年，威尔以《死亡诗社》(Dead Poets Society)再次重拳出击。正如《证人》让哈里森-福特再展雄风一样，《死亡诗社》也让该片的主演罗宾·威廉斯(Robin Williams)迅速窜红，并让威尔再次获得奥斯卡提名，以及法国恺撒奖最佳外语片的奖项，该片也是反映青少年心理问题影片的代表作。随后，威尔又执导了另一部影片《绿卡》（Green Card)，进行了另一种风格的探索。该片为威尔赢得了奥斯卡最佳原创剧本奖的提名，但是人们普遍认为该片情节稍嫌繁琐且内容偏题，最多只能算是一部闹剧。
1993年威尔推出的《无畏》（Fearless)被证明是一部失败之作，片中杰夫-布里奇斯(Jeff Bridges) 扮演一位空难幸存者，他一直试图摆脱内心恐惧，过上正常的生活。 1998年，威尔执导了《楚门的世界》（The Truman Show)，在这部影片中金-凯瑞首次担纲主演，浑然不觉中他成了一部肥皂剧的主角，他的生活被电视台转播，而这一切实际上都是人为安排的。这部黑色幽默的超现实主义影片向人们展示了我们周围的这个世界正被媒体侵蚀着。影片受到了影评界和观众的一致好评，威尔也因此片而第三次获得奥斯卡最佳导演的提名，并获得许多其它荣誉。2003年的《怒海争锋》也获得好评。
2、 被余秋雨称为中国古代第一支笔
在除夕的爆竹声中终于编成了，我轻轻放下手上的笔。
放下又捡起，再端详一番：笔。
人的一生会触碰到很多物件，多得数也数不清。对我来说，最重要的物件，一定是笔。
我至今还没有用电脑，一切文字都用笔写出，被出版界誉为稀世无多的“纯手工写作”。会不会改变?不会。虽然我并不保守，但一个人的生命有限，总需要守住几份忠贞，其中一份，就是对笔。
也许很多人会笑我落伍，但只要读了我下面的片断记忆，一定就会理解了。
一
我人生的第一支笔，是一支竹竿小毛笔。妈妈在代村民写信，我用这支小毛笔在边上模仿，那时我才三岁。第二年就被两个新来的小学老师硬生生地从我家桌子底下拖去上学了，妈妈给我换了一支好一点的毛笔。我一上课就粘得满脸是墨，惹得每个老师一下课就把我抱到小河边洗，洗完，再奔跑着把我抱回座位。
七岁时，妈妈给了我一支比毛笔还长的蘸水笔，外加一瓶蓝墨水，要我从此代她为村民写信、记账。把笔头伸到墨水瓶里蘸一次，能写七个字。笔头在纸上的划动，吸引着乡亲们的一双双眼睛。乡亲们几乎不看我，只看笔。
这也就是说，妈妈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已经有意无意地告诉我，这笔，对乡亲们有一种责任。
九岁小学毕业到上海读中小学，爸爸狠狠心为我买了一支“关勒铭”牌的钢笔，但很快就丢了，爸爸很生气。后来知道我得了上海市作文比赛第一名和数学竞赛大奖，爸爸气消了，但再也不给我买好钢笔。我后来用的，一直是别人不可能拿走的那种廉价钢笔。我也乐意，因为轻，而好钢笔总是比较重。
二
我第一次大规模地用笔，是从19岁到21岁，替爸爸写“交代”。那是“文革”灾难的初期，爸爸被“革命群众”揭发有政治问题和历史问题，立即“打倒”，停发工资，而我们家有八口人要吃饭。爸爸希望用一篇篇文字叙述来向“革命群众”说明事实真相，因此一边擦眼泪一边写，很快眼睛坏了，就由他口述，由我代笔。一开始他还没有被关押，天天晚上在家里他说我写。后来被“革命群众”上纲上线为“反对伟大领袖”，不能回家了。他告诉当权者说自己已经不能写字，必须由我代笔。因此，还能几天放回一次，但不能在家里过夜。
我一共为爸爸写了900多万字的“交代”。我开始时曾劝爸爸，没有必要写，但后来写着写着，知道了从祖父和外公开始的很多真实往事，觉得很有历史价值和文学价值，便写了下去。而且，又主动追问了爸爸很多细节，再从祖母、妈妈那里核实。这一切，就是我后来写作《吾家小史》的起点。这书，断断续续写了40多年。
当时为爸爸写“交代”，用的是圆珠笔。一根塑料直杆，每支三角钱，我写完了很多支。用这种圆珠笔，要比用钢笔使力，笔杆又太细，写着很不舒服。但爸爸要求，在写的材料下面必须垫一张蓝紫色的“复写纸”，使材料交上去之外还留个底，因此只能用这种圆珠笔。写一阵，手指发僵，而中指挨着食指的第一节还有深深的笔杆印。再写下去，整个手掌都会抽搐，因为实在写得太急、太多了。
三
再怎么说，我爸爸都不应该是“文革”斗争的重点。他不是干部，不是资本家，也不是知识分子。“打倒”他，是出于“革命群众”的嫉妒。嫉妒他什么呢?只有一条，生了四个儿子，属于“人丁兴旺”。那年月，“人丁兴旺”必然食不果腹，但“革命群众”不管，只在他平日与同事聊天中收集到几句似乎“不满”的言语，便“打倒”了，被长时间关押。
“文革”的真正重点，倒是与我的专业有关。戏剧，成了社会灾难的引爆点。整个“文革”，开始于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那是戏剧;“文革”的旗帜，是几部所谓“革命样板戏”——那也是戏剧。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这样的事：很多人只因为说了一两句与戏剧相关的话，便身陷铁窗，或丧失生命。我考上的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是学习戏剧理论和戏剧写作的，这专业一下子成了颠倒黑白、美丑、善恶的“集中营”。我决定退出，折笔改行。
在上海戏剧学院，我是反对“文革”的“保守派三座大山”之一。在爸爸已经被“打倒”的情况下，我的这种反对，在当时就是一种悲壮的自毁行为。就像我的叔叔余志士先生以连续三次的割脉自杀来抗议“文革”一样，我捧着他的骨灰盒接过了他的遗志。
正在这时，一场更大的灾难降临，全国学生必须断学废学，上山下乡，不准回城。上海学生，更是惩罚性地发配到了遥远的边疆。出发前，所有的家长和学生都必须去看一台彻底否定教育和文化的戏剧《边疆新苗》。天哪，仍然是戏剧!我看过这台戏剧后去农场时，把所有的笔都丢进了垃圾桶，包括为爸爸写“交代”的圆珠笔。当时，爸爸的“罪行”加重，不能离开关押室了，我也就无法再为他代笔。
为什么要把笔丢进垃圾桶?首先是一种抗议性决裂。“革命样板戏”和《边疆新苗》使我产生了一种专业性耻辱。其次，是因为发现没有机会写字了。到农场后给谁写信?爸爸那里不准通信，如果给妈妈写信，她又能用什么样的话语回信?而且，我打听到，我们劳动的地方根本没有邮局，寄信要在休息的日子步行很远的路才能找到一个小镇，但实际上并没有休息的日子。由于这两个原因，理所当然，折笔、弃笔、毁笔、葬笔。
实际情况比预料的更糟。我们在农场自搭茅草屋，四根竹子撑一块木板当床，睡着睡着就陷到泥淖里去了。用笔的地方完全没有，用笔的时间也完全没有。永远是天不亮下田，天全黑才回，累得想不起字，想不起笔，想不起自己是一个能写字的人。
四
1971年的一个政治事件使周恩来总理突然成了中国的第二号人物，他着手领导复课，试图局部地纠正“文革”灾难。这就使很多濒临灭绝的“边疆新苗”有可能回城读书了，也使我们也有机会回上海参与一点教材编写。我被分配到鲁迅教材编写组，这又拿起了笔。记得那笔是从静安寺百乐商场买的，一元钱左右的吸墨水钢笔。当时的钢笔也已经有了几个“国内名牌”，像“英雄”“金星”什么的，那就要二三元钱一支了，我买不起。(原作者：余秋雨)编教材，我分到的事情很少，几天就写完了。但是，复课、编教材这件事虽然由周恩来直接布置，却仍然受到主张废学停课的极左派反对，认为是“右倾翻案”，时时准备反击。他们正忙着张罗让刚刚回课堂的学生再看一遍《边疆新苗》这样的戏，“重返边疆再革命”。这让我又一次愤怒，既为教育愤怒，又为戏剧愤怒。但是，由于当时已经出现了恢复教育的势头，我的愤怒也就变成了学术勇敢。
我拿起那支一元钱的笔，开始行动。那时为了复课，各大学的图书馆重新开放。我利用上海戏剧学院图书馆一个早就熟悉的职工蔡祥明，偷偷摸进了当时还视为禁地的外文书库，开始了《世界戏剧学》的写作。我的笔，大量抄写外文原文，再借着各种词典的帮助一段段翻译。同时还要通览大量背景材料，最后汇集起全世界十三个国家的全部戏剧学理论。这件事，在工作量上非常巨大，因为这些内容直到四十几年后的今天还没有被完整翻译过来。我当时居然凭一人之力，在密闭的空间，以笔为杖，步步潜行。更不容易的是，当时在外面，一窗之隔，只要说一句不利于“革命样板戏”的话，就会有牢狱之灾。为此，我不能不对那支一元钱的钢笔表示敬意，对自己的青年时代表示敬意。
当时完全无法设想这部长达68万言的艰深学术著作能够出版，当然更无法预料，这书居然在几十年后一直成为全国在这一重大学科上的唯一教材，未被替代。
可见，那支笔，那支帮我偷偷潜行的拐杖，在黑暗泥泞中描画出了一个庞大的学术构建。
与这个学术构建相比，我后来完成的很多学术著作，虽然更为著名，却失去了一份不惜赴死的生命力度。
五
由于我在灾难中的表现，灾难过去之后全院三次民意测验均名列第一，被破格提升为院长。连一个小组长也没有做过，却成为国家重点艺术高校的第一领导者，这似乎像是坐了“火箭”，但却是十年的信任沉淀。全院的教师和职工看了我整整十年，有的事当时没有看明白，后来也终于明白了，例如，我一次次鬼鬼祟祟地消失在外文书库的原因。
灾难中的形象往往会传播得很广，当时我的社会声望已远远超出学院，被选为整个上海市的中文专业教授评审组组长，兼艺术专业教授评审组组长。每次评审，我们对那些在灾难岁月投机取巧、丧失天良的文人都断然予以否定。于是，我又拿起了那支笔，一次次重重地写下了否定结论，又浓浓地签上自己的名。那支笔在当时，几乎成了法官敲下的那个锤子，响亮、果敢、权威、无可争议。
这就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我那时说得上仕途畅达，官运亨通。已经是全国最年轻的高校校长，却还常有北京和上海的高官竭力要把我拉进更高的权力圈子，这在当时很容易。于是，有了一次次长谈，一次次规劝。这些高官，后来都成了非常显赫的领导人。但是，我太明白我的笔的秉性。它虽然也有能力继续成为更大法官的锤子，但它显然并不愿意。
于是，我在上上下下的万分惊愕中辞职了。辞了23次，才被勉强批准。然后，穿上一件灰色的薄棉袄，去了甘肃高原，开始踏访公元七世纪的唐朝。
当年寻找古迹，需要长时间步行，而那些路并不好走。在去阳关的半道上，我几度蹲下身去察看坟丘密布的古战场，把我插在裤袋口上的旧钢笔弄丢了。那支旧钢笔不值什么钱，但正是它，我在辞职前反复搓弄，它总是顽强地告诉我，只愿意把我的名字签在文章上，而不是文件上。
既然它对我有点重要，我还在沙原上找了一会儿。但那地方太开阔、太芜杂了，当然找不到。转念一想也释然了：这支笔是陪了我很久的老朋友，从现在起，就代表我陪陪一千多年前的远戍将士和边塞诗人吧。
我考察的习惯，不在现场抄录什么，只在当天晚上回到旅舍后才关起门来专心写作。记得在兰州我曾长时间住在一个极简陋的小招待所里，简陋到上厕所要走很远的路。当地一位年长的文人范克峻先生读过我的不少学术著作，又看到我行李简薄，便送来了一支圆珠笔和两叠稿纸。这种圆珠笔的笔杆较粗，比我为爸爸写“交代”的那一种更好用。只不过那稿纸太薄，一写就穿，落笔要小心翼翼。
我把白天的感觉写成一篇篇散文，寄给在《收获》杂志做编辑的老同学李小林。邮局找不到，就塞到路边一个灰绿色的老邮筒里。这时才觉得范克峻先生给我送薄稿纸算是送对了。稿纸薄，几篇文章叠在一起也能塞得进那邮筒。
写了就及时寄走，是怕在路上丢失。有的地方连路边邮筒也找不到，那就只能将写好的文章随身带了。随身带，又要求稿纸越薄越好。由此我养成了习惯，只用薄稿纸。即使后来可以用较好的稿纸了，也选择薄稿纸。这一来，那种容易划破薄稿纸的圆珠笔，就需要更换了。
当然，写起来最舒服的还是吸墨水的钢笔。但这对我这个不断赶路的旅行者来说，就很不方便，因为必须带墨水瓶。墨水瓶都是玻璃做的，夹在行李里既容易洒，又容易碎。据说过去安徒生旅行时是把墨水瓶拴根绳子挂在脖子上的，那就不会洒，也不会碎了。但我不会模仿他，因为那样不仅难看，而且有显摆自己“很有墨水”的嫌疑。安徒生旅行时还肩扛一大圈粗麻绳，那是准备在旅馆万一失火时可以滑窗而逃。可见，他走得比我还麻烦，但我走得比他远得多，时间也长得多。
后来我还是学了安徒生的一半，随身带墨水瓶，但不挂在脖子上。选那种玻璃特别厚的瓶子，瓶口拧紧处再垫一个橡胶圈。但这样还是不保险，因为几经颠簸后，瓶盖易裂。所以再加一个笨办法，在瓶盖外再包一层塑料纸，用细麻绳绕三圈扎紧。行李本来就很小，把墨水瓶安顿在衣服中间。
我从甘肃路边邮筒寄出的一叠叠薄稿纸，如果有可能发表，似乎应该起个总题目。因此，在寄出第三叠时，我在信封背后加了一句：“就叫《文化苦旅》吧。”后来，路还在一直走，风餐露宿，满身烟尘，却永远带着那支钢笔，那瓶墨水。我想应该对笔表示一点什么了，因此为接下来的文集起名时加了一个“笔”字，叫《山居笔记》。
六
笔之大难，莫过于在北非、中东、南亚、中亚的极端恐怖地区了。
我写了那么多中华文明遗迹，为了对比，必须去寻找同样古老或更古老的其他文明。但那路，实在太险峻、太艰难、太无序、太混乱了。我必须贴地而行，不能坐飞机，因此要经过无数关口。查啊查，等啊等，翻啊翻，问啊问。他们在问我，我却永远问不清，前面可以在哪里用餐，今晚可以从哪里栖宿。(原作者：余秋雨)由于危机天天不断，生命朝不保夕，因此完全不能靠事后记忆了，必须当天写下日记。但写日记的地方在哪里?在废弃的战壕边，在吉普的车轮上，在岗亭的棚架下。这一来，笔又成了问题。显然不能带墨水瓶，如果带了，那些人很可能会让我当场喝两口看看是不是危险物品。圆珠笔他们也查得仔细，又拧又拆，要判断那是不是特制的微型手枪。
好在，这时世界上已流行一种透明塑料杆的轻型墨水笔，一支可以写好几天，不必吸墨水。沿途见不到超市、文具店，因此我不管人住什么样的小旅馆，只要见到客房里有这种笔，立即收下，以防哪一天写日记时突然接不上。
在行经伊拉克以及伊朗、巴基斯坦、阿富汗、尼泊尔那漫长的边界地区时，一路上黑影憧憧、堡垒隐隐、妖光熠熠、枪口森森，我把已写的日记手稿包在一个塑料洗衣袋里紧抱在胸前，手上又捏着一支水笔。我想，即使人被俘虏了，行李被抢走了，我的纸笔还在，还能写作。当然更大的可能是不让写，那我也要尽最大努力，为自己保留一丝最后的机会，为笔保留一丝最后的机会。
这种紧抱稿子紧捏笔的情景，我一直保持到从尼泊尔入境西藏的樟木口岸。
那支水笔，连同我在历险行程中一直藏在行李箱中一支较好的钢笔，很快被一个慈善机构高价拍卖，所得款项捐献给了北京市残障儿童的乳品供应。
后来我在进一步研究中国文明与世界现代先进文明的差距时，又考察了欧洲96座城市。虽然也非常辛苦，但那种悬生命于一线的危险没有了，而且一路上也比较容易得到顺手的笔。
当我考察完世界那么多地方之后，从联合国开始，很多国际机构和著名大学纷纷邀请我作主题演讲。所谓主题，大多是“全球背景下的中国文明”“一个中国学者眼中的当代世界文化”“五万公里五千年”“全球面临的新危机”等等。华盛顿国会图书馆、联合国世界文明大会、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大学等等都去了，还应邀在香港、澳门、台湾长期授课。我想，既然沿途用了那么多笔，现在正该用一支更好的笔把考察成果系统地写出来了。
但是，万万没有想到，遭遇了意想不到的情况。
七
正是在我基本完成对中国文明和世界文明的长时间考察之际，我周围的文化格局发生了整体性蜕变。简单说来，上世纪80年代由“反思、创新”组成的文化主题全线失落，居然由大规模的“联欢”和“联谤”组成了新世纪文化的二元结构。前者标榜“盛世国粹”，后者标榜“言论自由”，中西合璧，烈烈扬扬。其他文化当然也有，但最热闹的却是它们。
这个二元结构使我和妻子走投无路。妻子马兰，那么优秀的表演艺术家，由于九度婉拒了一次据说是“顶级重要的联欢会”，被地方官员冷冻，失去了工作;而我，则不知为什么成了文化诽谤的第一焦点，“文革派”“自由派”和官方媒体亲密合作，联手造谣，我即便无声无息，也永远浊浪滚滚。这就是说，我们夫妻两人，正好被“二元结构”齐齐地开除了。我们又不愿向权力求助，因此注定无处可去。
照理应该移民，但我们没有条件，只能逃到广东省一个几乎不在意文化的城市，躲了很多年。国内无人理会，国际间却一直在热心地寻找我们，邀请演讲和演出。台湾更把我当作了中华文化的主要演讲者，邀请尤其殷切。这使我产生了一个矛盾：要不要继续凭着冒死考察的成果，系统地来阐释中国文化?
还是以前遇到过的老问题：是折笔、弃笔、毁笔、葬笔，还是再度拾笔、执笔、振笔、纵笔?
相比之下，要剥夺我妻子的演出权利是容易的，因为她已经离开了地区依赖性很强的创作群体;但是，要剥夺我的笔却不很容易，因为这只是个人的深夜坚守，没有地域性限定，除非我自己觉得没有意思了。
到底自己觉得有没有意思呢?妻子一次次无言地看着我，我玩弄着笔杆一次次摇头。还去阐释中国文化?请看报刊上永远在喷泻的千百篇诽谤我的文章，用的全是中国汉字、中国语法、中国恶气、中国心计。而且，所有的诽谤只要稍作调查就能立即识破，但整整二十年，没有任何一个文化机构和文化团体，作过一丝一毫的调查，发过一丝一毫的异议。这些报刊、机构和团体，都不是民间的。
民间，也好不到哪里去。我妻子的观众，我自己的读者，在数量上都曾经长期领先全国，在热度上更是无以复加;但一夜之间，听说被官员冷冻了，被媒体围殴了，大家也就立即转变立场，全都乐滋滋地期待着新的拳脚。
这与我在“文革”时期对民众的观察，一模一样。
因此，我除了摇头，还是摇头。
后来，突然发现了几个奇怪的材料，我才开始改变态度。第一个材料告诉我，我遭受的多数诽谤的运作中枢，居然是上海几十年前鼓吹断学废学的戏剧《边疆新苗》的炮制者;第二个材料告诉我，其他几次针对我的全国性造谣事件，策划者也是当年上海造反派司令部的两个首领;第三个材料告诉我，在上海积极响应诽谤和造谣的，主要是被我否决教授职称申请的那些文人和他们的学生。这一下子就前后贯通了，我只惊讶，他们已经年岁不小，却还如此老当益壮，徒众如云。
这几个发现让我默然良久。我父亲的十年关押，我叔叔的三度割脉，我全家的濒临饿死，我岳父的当街批斗，全都一一浮现在眼前。原来，我要不要重新拾笔，并不仅仅关及我目前的处境，而是牵涉到很大的时空坐标。
一切文化孽力都会以文化的方式断灭文化。简单说来，也就是“以笔夺笔”。因此，我作为可怜长辈的后代，还应该担负一点守护文化的责任。事实证明，我的守护并不会被当代中国文化乐意接受，但我不能光看它的脸色。我不仅还要执笔，而且也可以不再拒绝国际间的演讲邀请。我当然不会控诉我们夫妻俩的遭遇，但当我说清楚了中国文化的千年脉络、万里对比，也许会有一些中外读者对20年来由“联欢”和“联谤”组成的文化二元结构产生一点怀疑，开始认识到那未必是中国文化的真正魂魄。
因此，我又郑重地执笔了。执笔之时给自己定下了一个最严格的规矩：时间不多，笔墨珍贵，不能有一点一滴浪费在对诽谤的反驳上。(原作者：余秋雨)于是，在诽谤声依然如狂风暴雨的一个个夜晚，在远离无数“文化盛典”的僻静小屋，由失业很久的妻子陪伴着，我一笔笔地写出了一批书籍。它们是：《中国文脉》《何谓文化》《君子之道》《北大授课》《极端之美》《吾家小史》，以及它们的部分初稿《寻觅中华》《摩挲大地》《借我一生》……此外，还精选了几部中国文化经典，全都用当代散文作了翻译。以前的那些“文化大散文”文集和学术著作，也都认真地整理了出来。
至此，我不敢说对得起中国文化，却敢说我对得起自己的笔了。当然，笔也对得起我。
我还可以像老朋友一样对笔开一句玩笑：你耗尽了我的一生，我却没有浪费你太多的墨水。
不仅没有浪费太多的墨水，也没有浪费什么社会资源。这20卷书，每一卷都没有申请过一元钱的资助。据说现在国家有钱，这样的资助名目非常之多，诸如研究基金、创作补助、项目经费、学术津贴、考察专款、资料费用、追加资金……每项都数字惊人。我始终没有沾染分毫，只靠一支笔。
有了笔，一切都够了。
八
在行将结束此文的时候，突然冒出来一个回忆，觉得有意思再说几句。
记得那一次考察欧洲，坐船过英吉利海峡，正遇风急浪高，全船乘客颠得东倒西歪、左仰右合。只有我，生来就不晕船，居然还在船舱的一个咖啡厅里写作。有两位英国老太太也不晕船，发现我与她们同道，高兴地扶着栏杆走到了我身后。我与她们打过招呼之后继续埋头书写，随即传来这两位老太太的惊叹声：“看!多么漂亮的中国字!那么大的风浪他还握得住笔!”
这两位老太太完全不懂中文，因此她们说漂亮不漂亮，只是在指一种陌生的文字记号的整齐排列，不足为凭。但是，我却非常喜欢她们的惊叹。不错，漂亮的中国字，那么大的风浪还在写。这一切，不正是有一点象征意义么?
我是一个握笔之人，握在风浪中，竟然还能写那么多，写得那么整齐。
写的目的，不完全是为了读者。写到后来，很大一部分是为了那风浪，为了那条船，为了那支笔。甚至，为了那些愿意赞赏汉字外形美的外国老太太，或者老大爷。
其实，更主要是为了自己。看看过了那么多年，这个七岁就为乡亲们代写书信的小男孩，还能为乡亲们代写点什么;这个20岁左右就为父亲代写“交代”的青年人，还能为中国文化向国际社会“交代”点什么。
看自己，并不是执著于“我”。而是观察一种生命状态，能否扩展和超脱。这是佛教的意思。于是，谨此祭笔。
且拜且祭，且忆且思，且喜且泣。
原载《美文》2014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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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苏步青的故事
苏步青
苏步青（1902－2003）
苏步青，1902年9月出生在浙江省平阳县。共产党员。1919年苏步青中学毕业后赴日本留学。1927年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数学系，后入该校研究生院，1931年毕业获理学博士学位。1931年3月应著名数学家陈建功之约，载着日本东北帝国大学的理学博士荣誉回国，受聘于国立浙江大学，先后任数学系副教授、教授、系主任、训导长和教务长。其间，与陈建功一起创立了“微分几何学派”。1952年10月，因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他来到复旦大学数学系任教授、系主任，后任复旦大学教务长、副校长和校长。他曾任多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大代表，以及第七、第八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和民盟中央副主席等职。2003年3月17日16时45分在上海逝世，享年101岁。
年表：
1902年9月23日，出生于浙江省温州市平阳县腾蛟镇带溪乡，说闽南语。
1915年，就读浙江第十中学（今温州中学）
1919年，中学毕业时获当时已调任的校长洪彦元资助独自往日本留学。
1920年至1924年，在日本东京高等工业专科学校电机系学习
1924年，考入仙台东北帝国大学数学系。
1927年3月，毕业于日本东北帝国大学，入研究院攻读博士学位。
1928年，与松本米子结婚。
1931年，获得东北帝国大学理学博士学位。
1933年，陈建功推荐其任浙江大学数学系主任。
1935年，任《中国数学会学报》主编。
1948年，任南京中央研究院院士。
1950年，任浙江大学教务长。
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苏步青等一批数学系骨干力量调至复旦大学。
1953年，任复旦大学教务长。
1955年7月，当选为中国科学院数学物理学部学部委员。
1956年，任复旦大学副校长。
1958年，创办复旦大学数学研究所，任所长。
195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72年，下放上海江南造船厂。
1978年3月，当选为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
1978年4月，任复旦大学校长。
1983年3月，任复旦大学名誉校长。
1984年，当选为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
1988年，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七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登黄山
1992年，任第八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副主席。
2003年3月17日，病逝于上海。
附录
1. 苏步青的故事
杨达寿 2006年11月14日 15:38 浙江省科普作协
著名的数学大师苏步青，自1931年3月应著名数学家陈建功之约，载着日本东北帝国大学的理学博士荣誉回国，受聘于国立浙江大学，先后任数学系副教授、教授、系主任、训导长和教务长。至1952年10月，因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他才有点不太情愿地到了上海复旦大学数学系任教授、系主任，后任教务长、副校长和校长。他曾任多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大代表，以及第七、第八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和民盟中央副主席等职。
回望苏步青的百年人生路，也是崎岖泥泞，故事多多，今选几则以慰读者。
故事一
公元1902年9月23日，那是一个普通的日子，可对祖辈从福建同安逃荒到浙江平阳带溪村的苏祖善家来说，那是一件难得的大喜、大吉的日子。真是老天有眼，天官赐福。苏祖善家添了一丁，夫妻俩笑得合不拢嘴，终于有了世代务农的“接班人”。可苏祖善夫妻俩从末上过学，尝够没有文化的苦，望子成龙心切，于是给儿子选取“步青”为名，算命先生还说上一番好话，以“步青”为名，将来定可“平步青云，光宗耀祖”。
名字毕竟不是“功名利禄”的天梯。正当同龄人纷纷背起书包上学的时候，苏祖善交给儿子的却是一条牛鞭。从此，苏步青头戴一顶父亲编的大竹笠，身穿一套母亲手缝的粗布衣，赤脚骑上牛背，鞭子一挥，来到卧牛山下，带溪溪边。苏步青家养的是头大水牛，膘壮力大，从不把又矮又小的牧牛娃放在眼里。有一次，水牛脾气一上来，又奔又跳，把苏步青摔在刚刚砍过竹的竹园里。真是老天庇佑，他跌在几根竹根中间，未有皮肉之苦，逃过一劫。
放牛回家，苏步青走过村私塾门口，常被琅琅的书声所吸引。有一次，老师正大声念：“苏老泉，二十七，始发愤，读书籍。”他听后，就跟着念了几遍。此后，他竟记住了顺口溜，放牛时当山歌唱。
苏祖善常听儿子背《三字经》、《百家姓》，心存疑惑。有一次，正好看见儿子在私塾门口“偷听”，为父的心终于动了，夫妻一合计，决定勒紧裤带，把苏步青送进了私塾。
故事二
9岁那年，苏步青的父亲挑上一担米当学费，走了50公里山路，送苏步青到平阳县城，当了一名高小的插班生。从山里到县城，苏步青大开眼界，什么东西都新奇。他第一次看到馒头里有肉末，常用饭票换成钱买“肉馒头”吃。一个月的饭票提早用完了，只好饿肚子。他见到烧开水的老虎灶，也觉得好玩，把家里带来的鸡蛋掷进锅里，一锅开水变成一锅蛋花汤，烧水工看到气极了，揪住他打了一顿。
苏步青整天玩呀、闹呀，考试时常坐“红交椅”，到期末考试，他在班里得了倒数第一名。可是，他的作文写得还不错，私塾里的“偷听”，激发了他学习语文的兴趣，为作文打了一点基础。然而，语文老师越看越不相信，总认为苏步青的作文是抄来的。因此还是批给他一个很低的分数。这样，更激发了他的牛脾气，老师越说他不好，他越不好好学，一连三个学期，都是倒数第一名。同学和老师都说他是“笨蛋”。
有一次，地理老师陈玉峰把苏步青叫到办公室，给他讲一个小故事：“牛顿12岁的时候，从农村小学转到城里念书，成绩不好，同学们都瞧不起他。有一次，一个同学蛮横无理地欺负他，一脚踢在他的肚子上。他疼得直打滚。那个同学身体比他棒，功课比他好，牛顿平时很怕他。但这时他忍无可忍，跳起来还击，把那个同学逼到墙角，揿在墙上。那同学见牛顿发起怒来如此勇猛，只好屈服。牛顿从这件事想到做学问的道理也不过如此：只要下定决心，就能把它制服。他发愤图强，努力学习，不久成绩跃居全班第一，后来成了一个伟大的科学家。”
苏步青见陈老师不批评他，还给他讲故事，心里很感激。陈老师见他垂着头，摸摸他的头后说：“我看你这个孩子挺聪明嘛，只要肯努力，一定可以考第一名。”又说：“你爸爸、妈妈累死累活，省吃俭用，希望你把书念好。像你现在这样子，将来拿什么来报答他们？”苏步青再也抑制不住心灵的震憾，泪水像断线的珍珠淌在自已的胸前，第一次感到自己做错了事。此后，他完全变成了懂事的孩子，不再贪玩，刻苦读书，到期末考试得了全班第一名。
故事三
温州的浙江省立第10中学的一堂数学课，把苏步青引向通往数学王国的路。从日本留学回温州的杨老师在上数学课时，带着忧国忧民的真情：“当今世界，弱肉强食。世界列强仰仗船坚炮利，对我国豆剖瓜分，鲸吞蚕食。中华民族亡国灭种的危险迫在眉睫。为了救亡图存，必须振兴科学。数学是科学的开路先锋，为了发展科学，必须学习好数学。”杨老师的话，打动了苏步青的心。从此，他的兴趣从文学向数学转移。有一次，苏步青用20种不同的方法证明了一条几何定理。校长洪泯初得知后，把苏步青叫到办公室，拍着他的肩膀说：“好好学习，将来送你留学。”到苏步青中学毕业时，洪校长已调到北京教育部任职，但他仍关心苏步青的学习，寄来了200元资助苏步青留学。
1919年，17岁的苏步青买了一张去日本的船票，余170元钱要维持3个月的生活，实在很艰难。他每天只能吃两餐饭，无钱请日语老师，只好拜房东大娘为师。最后他用流利的日语回答了主考官的提问，以第一名的成绩进入名牌学校——东京高等工业学校电机系。1924年，他又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日本东北帝国大学数学系，师从著名几何学家洼田忠彦教授。1927年，大学毕业后，他又在课余卖报、送牛奶、当杂志校对和家庭老师，用所挣得的钱做学费，免试升入该校研究生院做研究生。并以坚强的意志，刻苦攻读，接连发表了41篇仿射微分几何和射影微分几何方面的研究论文，开辟了微分几何研究的新领域，被数学界称作“东方国度上升起的灿烂的数学明星”。1931年3月，他以优异的成绩荣获该校理学博士学位，成了继陈建功之后获得本学位的第二个外国人。此后，国内外的聘书像雪片似的飞来，苏步青一一谢绝。因为两年前陈建功获理学博士位时，曾约苏步青到条件较好的浙大去。苏步青说：“你先去，我毕业后再来。让我们花上20年时间，把浙大数学系办成世界第一流的数学系……”这兴许就是苏步青在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时不愿离开浙大的情缘。
走上工作岗位后，苏步青在科研和教学上取得了令世人叹服的光辉业绩，除做研究生时发现的四次（三阶）代数锥面，被学术界誉称为“苏锥面”外，后在“射影曲线论”、“射影曲面论”、“高维射影空间共轭网理论”、“一般空间微分几何学”和“计算几何”等方面都取得世界同行公认的成就，特别在著名的戈德序列中的第二个伴随二次曲面被国内外同行称为“苏的二次曲面”。他还证明了闭拉普拉斯序列和构造（T4），被世界学术界誉称为“苏（步青）链”。因此，德国著名数学家布拉须凯称苏步青是“东方第一个几何学家”，欧美、日本的数学家称他和同事们为“浙大学派”。的确，自1931年到1952年间，苏步青培养了近100名学生，在国内10多所著名高校中任正副系主任的就有25位，有5人被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连解放后培养的3名院士，共有8名院士学生。在复旦数学研究所，苏步青更有谷超豪、胡和生和李大潜高足，形成了三代四位院士共事的罕见可喜现象。
故事四
“七七”事变后，浙江大学被迫西迁。在这国难当头，举校西迁时，苏步青接到一封加急电报：岳父松本先生病危，要苏步青夫妇去日本仙台见最后一面。苏步青把电报交给妻子说：“……你去吧，我要留在自己的祖国。”苏步青妻子苏松本说：“我跟着你走。”但因妻子刚分娩不久，不能随行内迁，苏步青把妻子送平阳乡下避难，直到1940年暑假，由竺可桢校长特批一笔路费，才将妻子和女儿接到湄潭。
在湄潭的日子里，师生的生活极其艰苦，大学教授靠工资也难以糊口。苏步青买了一把锄头，每天下班回家或休息日，就开荒种菜，有一次，湄潭菜馆蔬菜馆供应不上，就从苏步青菜地里要去几筐花菜。还有一天傍晚，竺校长来到他住的破庙前，看见苏步青正挑水种菜，苏松本背着儿子烧饭。细心的竺校长见锅里全是萝卜、地瓜干，就问苏步青。苏步青解释说：“我家孩子多，薪水全拿来买米也不够吃。地瓜干蘸盐巴，我们已吃了几个月了。”竺可桢惊愕了。于是，他特许苏步青两个读中学的儿子，破例吃在中学、住在家里（因为苏家拿不出被褥）的特殊待遇。
生活上的困难每况愈下，苏步青的一个小儿子因营养不良，出世不久就死去了。苏步青把他埋在湄潭的山上，在小石碑上刻着“苏婴之冢”几个字。然而，生活上的困难吓不倒有意志、有毅力的人，浙大的教学和科研依然有条不紊地进行。苏步青也是带着困难走上讲台的。当他回身在黑板上画几何图形时，学生们就会议论苏老师衣服上的“三角形、梯形……”的补丁，还有屁股上的“螺旋形曲线”！晚上，苏步青把桐油灯放在破庙的香案上写教材，终于用自己坚忍不拔的意志完成了《射影曲线概论》一书。1994年夏，笔者有幸在青岩看到苏步青迁徙途中住过的小庙，一种崇敬之情油然而生，令人难以忘怀。
故事五
1972年12月7日，苏步青的学生、著名数学家张素诚，因《数学学报》复刊之需，拜访各地数学家，到上海理应拜访苏老师，没想到苏老所赐的《射影几何概论》（英文版）一书上，别开生面在扉页题了一首诗：
三十年前在贵州，
曾因奇异点生愁，
如今老去申江日，
喜见故人争上游。
这不仅打破常人的题词俗话，把师生之情和盘托出，又足可看出苏老诗艺的高超，文学功底的深厚了。
许多人都知道苏步青是数学大师，却不知道他还是位文学大师，写作大家和诗人。他从小酷爱古诗文，13岁学写诗。读初小时常骑在牛背上诵读《千家诗》等。几十年来，他与诗为伴，与诗书同行，每次出差，提包里总放一二本诗集，如《杜甫诗选》等。苏步青不仅读诗，更有作诗兴趣，几十年笔耕不辍，写了近千首诗作。在他96岁高龄时，北京群言出版社出版了《苏步青业余诗词钞》，共收近体诗444首，词60首，由苏老手写影印，其中1931～1949年早期作品191首，内有词47首。从中我们可以领略苏老60年间的学术生涯和诗书技艺折射的光芒，富有时代气息，给人以诸多的启迪。
回想浙江大学内迁湄潭时期，他和数学大师钱宝琮等创设湄潭吟社，在生活极度困难下，自费出版了《湄潭吟社诗存第一辑》，内收各家诗词约100首。在国难当头日子里，诗人们品茶吟诗，或切磋教义，或评论时局，其忧国思乡，愤世嫉俗之情常流露于笔端。
1944年，苏步青以“游七七亭”为诗题作一诗：
单衣攀路径，一杖过灯汀。
护路双双树，临江七七亭。
客因远游老，山是故乡青。
北望能无泪，中原战血腥。
这是苏步表以物寄情，对家乡沦陷和祖国山河破碎的怀念和人民奋起抗战的歌颂，爱国忧世之情自心中汩汩流出。
?
?苏步青的诗艺高超，令人叹为观止。他的诗意境高远，笔调清新，常用典故，富有哲理。
读了苏步青的许多诗，不仅使人感到苏老常对后学谆谆教导“金字塔”般基础之重要，文理相通之亮点。他几十年如一日，巧用自称“零头布”（零碎时间）来学习和研究，这些永留人间的好诗词，不就是苏步青充分利用零碎时间的佐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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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苏步青先生自述
我生长在浙江平阳一个偏僻的山材，父亲靠种地为生，童年时代放牛喂猪，干过割草等农活。1911年，父亲挑上一担米当学费，带我到100多里外的平阳县第一小学当了插班生。1914年我以优秀成绩，考进旧四年制的浙江省立第十中学，1919年7月，我刚满17岁，就在中学校长洪先生的资助下，到日本留学。经过一个月的日语补习，我于1920年2月参加东京高等工业学校招考，以优秀的成绩，被录取到该校电机系学习。”1923年9月1日，东京发生大地震，我从灾难中逃生，衣物、书籍、笔记尽付一炬、第二年3月我在东京高等工业学校毕业后，就去报考日本的名牌大学---东北帝国大学理学院数学系，以两门课均满分的成绩，名列90名考生第一，被录取为东北帝国大学数学系的中国留学生。
1931年初，因我与陈建功先生有约在先：学成后一起到浙江大学去，花上20年时间，把浙江大学数学系办成世界第一流水准，为国家培养人才。我怀着对祖国和故乡的深深怀念，终于回到阔别12年的故土，到浙江大学数学系任教。当时，国内教学的条件很差，工资都发不出。我在代理校长的帮助下，克服困难，坚持教学和科研工作。我和陈建功先生开创数学讨论班，用严格的要求，培养自己的学生，即使在抗日战争期间，学校西迁贵州，我们被迫在山洞里还为学生举办讨论班。当年的学生，如今都已成了卓有成就的数学教授：张素诚，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研究员；白正国，杭州大学数学系教授；吴祖基，郑州大学数学系教授。熊全治，美国里海大学数学系教授。1942年11月，英国驻华科学考察团团长、剑桥大学教授李约瑟参观了浙江大学理学院数学系，连声称赞道：“你们这里是东方剑桥”。
就在艰苦的岁月里，我还是抓紧时间，写作、整理研究成果，在射影微分几何学方面，我用富有几何意味的构图来建立一般射影曲线的基本理论。1945年版的《射影曲线槪论》一书，就是对这一理论的综合报告。我还研究了许多重要类型的曲面和共轭网，得出内容丰富的几何构图。特别在闭拉普拉斯序列和构图（T4）方面，我研究了周期为4拉普拉斯序列。我研究一种有特殊意义的情况，要求它们的对角线构成一个可分层偶。这种序列在闰际上被称为“苏链”。1946年出版的专著《射影曲面概论》，是这方面的总结。1976年美国数学代表团访华团在总结中指出，在浙江大学曾建立了“以苏步青为首的中国微分几何学派”。
享有世界声誉的德国数学大家布拉须盖是我的导师洼田先生留学德国时的同学，早在1934年我发表了创造性的“构造性微分几何”之后，就对在汉堡留学的中国学生曾炯说过：“苏步青是东方第一个几何学家！”
1956年，我获得新中国第一次颁发的国家自然科学奖，嘉奖我在“K展空间微分几何学”方面的研究成果，同时也奖励我多年来在“一般量度空间几何学”和“射影空问曲线微分几何学”上的成果，“K展空间”是40年代新出现的一个研究方向，第一个研究它的是美国数学家菲尔兹奖获得者道梧拉斯，抗战胜利前夕，我从一卷显微镜胶片中了解到这一新成就，立即全力以赴投入广义空间的探索， 1945年我发表第一篇这方面的论文，发展了“K展空间”的理论。1952年，因全国高等院校调整，我被调到复旦大学
50年代后期，我应用外微分形式法于高维射影空间的共轭网理论，得出一系列新颖而深入的成果，已总结成专著《射影共轭网概论》。1978年以后，我又把代数曲线论中的仿射不变量方法，首创性地引入计算几何学科，在现代工业中得到应用，我和刘鼎元教授合写的专著《计算几何》，被评为全国优秀科技图书，我们的研究成果，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
3. 苏步青老师二三事 (作者：沈纯理 华东师范大学数学系教授)
1961年，苏步青先生给我们微分几何专门化四年级的大学生上“现代微分几何概论”课。一次课后我和苏先生一起走出教学大楼时，苏先生问我有没有兴趣当他的研究生。能在这么知名的数学家指导下学习，我当然是受宠若惊了。不久，苏先生就专门为我和另外一位同学(萧尔健)组织了一个讨论班，由我们两人轮流报告。在冬天时，讨论班的教室里只有苏先生和我们两个学生，我有时冷得熬不住了，但苏先生照常坚持不误。在讨论班报告的休息期间及有时到他家去拜访时，苏先生经常和我们谈起他早年在日本求学时的故事、留学回国后在
老浙江大学任教的经历，以及抗战时浙大西迁贵州湄潭时在煤油灯下、防空洞内坚持科研、艰苦奋发的往事。有时兴起，他还会将他早年以极工整的笔法抄录所读过的论文装订本给我们看。
在研究生期间，我读了苏先生教我们的关于黎曼空间运动群的空隙性定理后，算出了一个小结果。当我告诉了苏先生后，他马上说让我整理后投到《复旦学报》上去发表。因为我以前没有写过论文，不太懂写文章的规矩，苏先生为我通盘改写，并代我写了英文摘要。这就成了我的第一篇论文。
“文化大革命”期间，苏先生受到了很大的冲击。1968年夏天，“工宣队”进驻了复旦大学，将教师分插到学生的班级中去接受“革命小将”的帮教。我正好和苏先生一起被编到数学系623班，属同一个学习小组。下乡劳动时，有一次要把已割下的稻谷从田里收到打谷场上。当时已有65岁的苏先生也被要求挑稻。大约做到下午二三点，我正挑着空担走向田里时，遇到了挑着重担回打谷场的苏先生，当时苏先生体力已经明显地支持不住了。在我和苏先生擦肩而过的时候，苏先生对我说了一句：“沈纯理，你替我去和工宣队说一下，我实在吃不消了，能不能让我换成在打谷场上脱粒的工作。”要知道在当时的气氛下，一般人平时是不敢和“牛鬼蛇神”讲话的(包括我本人在内，即使他们是我的老师)，否则很容易惹祸上身，而被批判的对象也不便和别人交谈，以免牵连旁人。这次算是运气，一向很凶的工宣队排长同意了苏先生在场上脱粒。到了晚上小组学习时，工宣队的班长头一句话就是“今天出了怪事，怎么苏步青自说自话留在场上不去挑担，要查清楚。”大家都不作声，可能是班长后来知道是排长同意过的，所以这事最终没有发作。
在农村劳动时，我们这帮出生在城市的年轻人，农活还做不过苏先生。譬如在棉花地里锄草时，苏先生总是遥遥领先，而我速度又慢，锄草的质量又差，经常将棉苗踩倒。苏先生这时就来教我如何锄草，他说他从小就在家中帮做农活，受过锻炼，各式农活都会做。
就在这次下乡劳动期间，一天下午我们都在打谷场上脱粒，说是有人要外调，把苏先生叫了出去。当时我们都不觉得有什么特别，因为在那时像苏先生那样的“反动学术权威”被外调是家常便饭。后来消息一点点透露出来，说来人是上海的“两报一刊”的记者。原来是在中共八届十
二中全会上，毛泽东主席保了复旦大学的4位教授(周谷城、苏步青、谈家桢、刘大杰)，记者就是为了此事来找苏先生的。但当时消息还没有公开，工宣队也没有就这样轻松地放过苏先生。工宣队在农村生产队召开了忆苦思甜、批判反动学术权威的大会，除了上台发言愤怒声讨外，还吃忆苦饭，每人要吃一个用麸皮做的、像拳头大小的团子，并命令苏先生要和当地的地主分子一样，吃两个!
回校后工宣队正式宣布了这条消息，虽然要落实“最高指示”，但还是要进一步肃清这些“反动学术权威”的流毒，所以召开了全校的批判大会。会前工宣队决定要有4个人分别发言批判这4位权威，由于我是苏先生的学生，就要我去发言批判苏先生。因为在当时除了我刚毕业留校，还没有受到冲击，苏先生在复旦的所有学生都已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批判。当时我也没有办法，只得上台发言，“控诉”苏先生的“反动”思想对青年学生的毒害。这事虽然已经隔了30多年，但我心中一直有一种愧对苏先生的心情，而苏先生从来也没有对我提起过这件事，“文化大革命”后还为我出国学习的事情奔走联系。
大约在打倒“四人帮”后的1977年左右，复旦数学研究所的几何讨论班恢复了活动。有一天下午正值讨论班活动时间，但由于连续倾盆大雨，在数学所所在的600号楼周围已经是水过小腿，一片汪洋。大家正在担心如何跨过大水去参加讨论班的时候，苏先生已经脱了鞋趟着大水进入了600号楼。当时我们这批年轻人看到后真是感动不已。
在1978—1979年期间，苏先生的学术兴趣在计算几何，他将其在射影微分几何方面的优势运用于计算几何，做出了一系列有重要意义的工作，为我国的计算几何学科奠定了基础性的工作。有一次我到苏先生家，他正好在埋头钻研，桌上摊满了书籍、杂志。这时他已年近80岁了。
80年代初期，苏先生对中学数学的教学改革投入了很多的精力。为了提高上海市中学数学教师的素质，他不顾当时年事已高，仍然每周一次赶到市中心去，为中学数学教师讲习班的中学教师上了一学期的“几何与拓扑”课程，每次3个小时，并事先精心准备了详细的讲稿，课间深入到听课的中学教师中间，鼓励他们献身于数学教学事业。因为我妻子是中学数学教师，正好也是这个讲习班的学员，据她说苏先生上课的内容十分丰富，她记下的听课笔记有厚厚一大叠，对中学的数学教学有很大的帮助。苏先生一开始就对学员说，如果有要事或者身体不佳时会让人代课，但一学期下来苏先生从来没有缺过课。
1988年后我调到华东师范大学数学系工作，见到苏先生的机会就不太多了。但每次见到苏先生时他总会关心地问起我、我妻子和孩子的近况。1989年左右，我系有一项国家教委的科研项目(“全国第一次初中数学教学抽样调查”)准备报奖，需要有权威专家推荐。考虑到苏先生一向对中学数学教学十分关心，系里要我去请苏先生推荐。一开始我很有顾虑，想想那时苏先生已经是党和国家领导人了，这等小事他会管吗?但见到了苏先生后这种顾虑就很快地释然了，因为该项目关系到当时的基础教育改革的决策，所以苏先生对此项目很支持，愿意推荐。申报书一式有十几份，当时我也不懂签了一份以后其他的可以复印，就让苏先生一份一份地反复签名，花了不少时间。在项目鉴定时，苏先生组织了多位全国著名的数学家和数学教育专家在华东师范大学认真、仔细地主持讨论了两个整天(包括晚上)。这件事当时在华东师大和上海的中教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后来该项目被评为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一等奖。
4、《死亡诗社》的导演是哪个国家的？
彼得•威尔出生在澳大利亚悉尼，原名彼得•林德塞•威尔，父亲是一位房地产经纪人。曾因去欧洲旅行了一段时间，回来以后他进入了一家电影公司，并学会了电影拍摄和制作的技巧。1971年他拍摄了自己的处女作《三个要走》，随后拍摄的《悬崖下的野餐》成为其经典之作。1989年威尔又和罗宾•威廉斯合作，拍摄了影片《死亡诗社》，影片获得了奥斯卡提名。1998年，威尔和金•凯瑞合作拍摄了电影《楚门的世界》，再次获得了奥斯卡提名。通观威尔的影片，而他一手发现或捧红了包括梅尔•吉布森，哈里森•福特等巨星。
彼得·威尔-基本资料
姓名：彼得•威尔 性别：男 出生地点：澳大利亚悉尼 出生日期：1944年8月21日 星座：狮子座 国籍：澳大利亚 职业：导演
编辑本段彼得·威尔-个人经历
彼得· 威尔1944年8月21日出生于悉尼，父亲是一位房地产经纪人。他也曾尝试过他父 彼得•威尔
亲的行当，不久便踏上了欧洲之旅。回到澳洲以后，他在联邦电影组(Commonwealth Film Unit)找到了
一份工作，正是在这里他学会了拍摄记录片和教育片。1971年，威尔执导了他的处女作《Three to Go》，但是影片并没有受到观众和影评家的关注。 1974年，他又拍摄了他的第二部影片《吃掉巴黎的车》（The Cars That Ate Paris)，这部灰色调的喜剧/惊悚片引起了人们普遍的关注。随后一年他又推出了他的第三部影片，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悬岩上的野餐》（Picnic at Hanging Rock)，这部影片为他带来了更大的成功。影片讲述了几个女中学生在澳大利亚内陆深处失踪的故事，这部超现实主义的影片赢得了一致的好评，并成为风靡一时的经典之作。 1981年的《加里波底》（Gallipoli)使威尔首次斐声国际影坛，也为他赢得了澳大利亚电影协会(Australian Film Institute)最佳导演奖。 当时尚名不见经传的梅尔-吉布森(Mel Gibson)在片中饰演两个开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线作战的朋友之一，该片受到了国际影评家们的一致赞誉，也确立了威尔在国际影坛的地位。第二年，他推出了 彼得•威尔
影片《灾难岁月》(The Year of Living Dangerously)，并再次请吉布森担纲主演。《灾难岁月》以1965年印尼苏加诺(Sukarno) 统治集团被推翻时期发生的一段浪漫恋情为背景，影片参加 《楚门的世界》
了戛纳电影节的角逐。对威尔来说，该片也为他带来了商业上的巨大成功。 1985年威尔携《证人》(Witness)登陆美国。《证人》讲述了一名受伤的费城警察(哈里森-福特主演，Harrison Ford)在一个阿们宗派家庭里疗伤期间，亲眼目睹的文化冲突的故事。影片向人们展示了哈里森除了能在那些高成本制作的动作片中一展风采，也有能力演好其它角色；威尔也因为此片而首次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导演的提名。随后威尔再次与哈里森合作，1986年推出了《蚊子海岸》(The Mosquito Coast)，该片系根据保罗·索鲁(Paul Theroux)的小说改编而成，但没有前一部影片叫座。 1989年，威尔以《死亡诗社》(Dead Poets Society)再次重拳出击。正如《证人》让 《加里波底》
哈里森-福特再展雄风一样，《死亡诗社》也让该片的主演罗宾·威廉斯(Robin Williams)迅速窜红，并让威尔再次获得奥斯卡提名，以及法国恺撒奖最佳外语片的奖项，该片也是反映青少年心理问题影片的代表作。随后，威尔又执导了另一部影片《绿卡》（Green Card)，进行了另一种风格的探索。该片为威尔赢得了奥斯卡最佳原创剧本奖的提名，但是人们普遍认为该片情节稍嫌繁琐且内容偏题，最多只能算是一部闹剧。 《绿卡》
1993年威尔推出的《无畏》（Fearless)被证明是一部失败之作，片中杰夫-布里奇斯(Jeff Bridges) 扮演一位空难幸存者，他一直试图摆脱内心恐惧，过上正常的生活。 1998年，威尔执导了《楚门的世界》（The Truman Show)，在这部影片中金-凯瑞首次担纲主演，浑然不觉中他成了一部肥皂剧的主角，他的生活被电视台转播，而这一切实际上都是人为安排的。这部黑色幽默的超现实主义影片向人们展示了我们周围的这个世界正被媒体侵蚀着。影片受到了影评界和观众的一致好评，威尔也因此片而第三次获得奥斯卡最佳导演的提名，并获得许多其它荣誉。2003年的《怒海争锋》也获得好评
5、苏步青简介
http://www.leafword.com/song/05082311.html
苏步青是中国现代数学家，中国数学会的发起人之一，担任过中国数学会学报的主编，参与筹建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后又创办复旦大学数学研究所，创办《数学年刊》杂志并任主编。
苏步青中学毕业后去日本求学，1927年毕业于日本东北帝国大学数学系，随后进入该校研究院，1931年获理学博士，同年回国
6、求彼得·威尔 Peter Weir导演的作品
2010 《回来的路》
2003 《怒海争锋》 《怒海争锋》
1998 《楚门的世界》
1993 《无畏》
1990 《绿卡》
1989 《死亡诗社》
1986 《蚊子海岸》
1985 《证人》
1982 《危情年代》
1981 《加里波底》
1979 《ThePlumer》
1977 《TheLastWave》 《蚊子海岸》
1975 《悬崖上的野餐》
1974 《TheCarsThatAteParis》
1971 《ThreetoGo》
7、我想要《死亡诗社》导演的详细资料，谁能帮帮我？
姓名：彼得•威尔
性别：男
出生地点：澳大利亚悉尼
出生日期：1944年8月21日
星座：狮子座
国籍：澳大利亚
职业：导演
彼得· 威尔1944年8月21日出生于悉尼，父亲是一位房地产经纪人。他也曾尝试过他父的行当，不久便踏上了欧洲之旅。回到澳洲以后，他在联邦电影组(Commonwealth Film Unit)找到一份工作，正是在这里他学会了拍摄记录片和教育片。1971年，威尔执导了他的处女作《Three to Go》，但是影片并没有受到观众和影评家的关注。
1974年，他又拍摄了他的第二部影片《吃掉巴黎的车》（The Cars That Ate Paris)，这部灰色调的喜剧/惊悚片引起了人们普遍的关注。随后一年他又推出了他的第三部影片，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悬岩上的野餐》（Picnic at Hanging Rock)，这部影片为他带来了更大的成功。影片讲述了几个女中学生在澳大利亚内陆深处失踪的故事，这部超现实主义的影片赢得了一致的好评，并成为风靡一时的经典之作。
1981年的《加里波底》（Gallipoli)使威尔首次斐声国际影坛，也为他赢得了澳大利亚电影协会(Australian Film Institute)最佳导演奖。
当时尚名不见经传的梅尔-吉布森(Mel Gibson)在片中饰演两个开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线作战的朋友之一，该片受到了国际影评家们的一致赞誉，也确立了威尔在国际影坛的地位。第二年，他推出了影片《灾难岁月》(The Year of Living Dangerously)，并再次请吉布森担纲主演。《灾难岁月》以1965年印尼苏加诺(Sukarno) 统治集团被推翻时期发生的一段浪漫恋情为背景，影片参加 《楚门的世界》了戛纳电影节的角逐。对威尔来说，该片也为他带来了商业上的巨大成功。1985年威尔携《证人》(Witness)登陆美国。《证人》讲述了一名受伤的费城警察(哈里森-福特主演，Harrison Ford)在一个阿们宗派家庭里疗伤期间，亲眼目睹的文化冲突的故事。影片向人们展示了哈里森除了能在那些高成本制作的动作片中一展风采，也有能力演好其它角色；威尔也因为此片而首次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导演的提名。随后威尔再次与哈里森合作，1986年推出了《蚊子海岸》(The Mosquito Coast)，该片系根据保罗·索鲁(Paul Theroux)的小说改编而成，但没有前一部影片叫座。
1989年，威尔以《死亡诗社》(Dead Poets Society)再次重拳出击。正如《证人》让 《加里波底》哈里森-福特再展雄风一样，《死亡诗社》也让该片的主演罗宾·威廉斯(Robin Williams)迅速窜红，并让威尔再次获得奥斯卡提名，以及法国恺撒奖最佳外语片的奖项，该片也是反映青少年心理问题影片的代表作。随后，威尔又执导了另一部影片《绿卡》（Green Card)，进行了另一种风格的探索。该片为威尔赢得了奥斯卡最佳原创剧本奖的提名，但是人们普遍认为该片情节稍嫌繁琐且内容偏题，最多只能算是一部闹剧。
1993年威尔推出的《无畏》（Fearless)被证明是一部失败之作，片中杰夫-布里奇斯(Jeff Bridges) 扮演一位空难幸存者，他一直试图摆脱内心恐惧，过上正常的生活。 1998年，威尔执导了《楚门的世界》（The Truman Show)，在这部影片中金-凯瑞首次担纲主演，浑然不觉中他成了一部肥皂剧的主角，他的生活被电视台转播，而这一切实际上都是人为安排的。这部黑色幽默的超现实主义影片向人们展示了我们周围的这个世界正被媒体侵蚀着。影片受到了影评界和观众的一致好评，威尔也因此片而第三次获得奥斯卡最佳导演的提名，并获得许多其它荣誉。2003年的《怒海争锋》也获得好评。
2003 《怒海争锋》 《怒海争锋》
1998 《楚门的世界》
1993 《无畏》
1990 《绿卡》
1989 《死亡诗社》
1986 《蚊子海岸》
1985 《证人》
1982 《危情年代》
1981 《加里波底》
1979 《ThePlumer》
1977 《TheLastWave》 《蚊子海岸》
1975 《悬崖上的野餐》
1974 《TheCarsThatAteParis》
1971 《ThreetoGo》
8、记得有个80后作家有篇文章中提到“俄兰城的鼠疫” 来自哪？谢谢！！
“这本记事中所描写的异常事件发生在一九四几年，地点在俄兰城……”这就是《鼠疫》的开头。加缪以一种编年史家的笔调开始了他的这部作品。
隐现在叙事过程中的主要人物是李尔医生，他同时也是故事的叙述者（他的这一身份到小说的最后才透露出来）。以他为线索，并通过他的记述，读者得知一场可怖的疫情从春天到来年二月在“俄兰”的发生、肆虐和消退的过程；又看到一个个人物，每人在这场灾难中出场，并显露出不同的态度，而他们或死或疯或良心发现或坚持下来的命运，都给读者以某种触动，甚至是出乎意料的震动。
显然，加缪通过一个见证人和“治疗者”的眼光（他的李尔医生），不仅是记录一场疫情，而且对人类处境、对人类内在的冲突、危机和创伤，对人生的种种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参与和探讨。换言之，这不仅是一份“记事”，还是一个寓言，一部具有某种史诗和神话性质的艺术作品。正如加缪在小说卷首所引用的一句话：“通过一种囚禁来表示另一种囚禁，通过某种不存在的东西来表示任何确实存在的东西，这两者都是合乎情理的”。
“不幸”的是，在2003这个异常的春天，加缪的小说正在变成我们生活中的场景。加缪和他所要抵抗的一切都再次来到我们中间。难道我们经历这一切，是为了加深对一部作品解？
二
处在一场疫情浓重的迷雾中，加缪对“鼠疫”、对人类“与黑死病天使的角斗”的讲述首先吸引了我。从一只只死耗子无端暴露在人们脚下，到灾难不可阻止地发生；从黑死病的神出鬼没（“像撒旦一样容光焕发”），到焚尸炉冒起浓烟，城市在一夜间变成一个地狱；从旷日持久的封城，身心衰竭的隔离（“所有车辆都绕开城市离去了”），到瘟神突兀而可疑的消退——“一边撤退一边抓住几个似乎命定的牺牲者”。这一切，真像是一场恶梦。
然而问题在于，“鼠疫”是邪恶的化身吗？在小说之外，加缪本人似乎倾向于这样认为，他曾谈到“鼠疫”主要影射的是法西斯主义在欧洲的蔓延和肆虐。我相信《鼠疫》在它的时代语境中，会被赋予这样的寓意的。小说在1947年出版后，成千上万的读者也很可能是这样来读的。好在这样的意义在小说中从来没有直接地表露过。因为在小说中，加缪所主要依据的是李尔的视角，而李尔首先是一位医生。
李尔与潘尼洛神父的冲突颇耐人寻味。对于这场带来可怖的灾难和死亡的瘟疫，潘尼洛神父完全是从“天谴”、“神的惩罚”来看的；在他狂热的布道中，人们为了某种不可知的罪已被宣判，黑死病被比喻成“上帝之鞭”；人们要做的，是跪下来忍受它的抽打，而拯救就在其中。
潘尼洛神父不是没有来由的。在美国作家梅维尔的《白鲸》中就有这样一个布道者，告诉人们白鲸是上帝的可畏的使者，体现了冥冥中的神意。而在更早，索福克勒斯在《俄狄浦斯王》中就写到流行瘟疫，这出古希腊最有名的命运悲剧把它和弑父娶母罪联系起来，对凶手的追查变成了对自身罪恶（哪怕它是无意间犯下的）的追究。悲剧合唱队那感叹人生盲目、命运无情的合唱，至今听来仍是那样震颤人心。
看来灾难总是伴随着一种强烈的神秘主义。当灾难突然无端地发生，即使在世俗的“无神论”者们那里，也往往涌起“天谴”、“报应”这类让他们浑身打颤的念头。这是一种古老的恐惧，而它源自深不可测的集体无意识的汪洋大海。
然而李尔与这一切拉开了距离。他知道人们需要认识自己的苦难，但他无法把鼠疫看成是神的意志的神秘体现，他也不可能听天由命地接受强加于人道的一切，因为这与他个人的理性不容，而且使他深感屈辱。
李尔与神父的不同，还在于他不能接受“牺牲”和高高在上的“拯救”这类想法。当检查官的孩子忍受黑死病的可怕折磨，神父居然这样祈祷“我的上帝，饶了这个孩子吧”时，李尔再也听不下去了。“至少这个孩子是无辜的，是吧？”在后来他忍不住这样对神父说；当神父转移话题，说李尔和他一样都是在从事“拯救”时，李尔这样回答：“对我来说，‘拯救’这两个字太重了些。我的目标没有定的那么高。我关怀的是人的健康……”
正是在这种冲突中，李尔确立了自己的身份：作为一个人道的救助者、治疗者而不是审判者。加缪最认同的是这种态度，然而这部作品的意义并不是由单一的视角来建构的。正如人们已注意到的，在《鼠疫》中，加缪由他惯用的内心独白转向了不同声音的对话。小说中的李尔是一个视角，神父是一个视角，李尔的朋友、助手塔霍同样是一个视角，对这位替父负罪，不信神但却致力于自我拯救的人来说，“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有瘟疫”，而且一不小心就会把“这种细菌喷在别人脸上”；因而他感叹“害了瘟疫是一件让人疲倦的事，但拒绝害瘟疫却让人更疲倦。”李尔对此默然，他深知人心中的这种艰难。甚至对神父后来的死（不是死于和别人一样的症状，而是死于某种更痛苦、更“形而上”的“可疑症状”），小说中也有一种同情。《鼠疫》的所有人物中，只有一人李尔不能替他说话，此人是罪犯，他希望局面更混乱（“地震！大地震——把一切毁灭！”），他便可逃脱惩处。但加缪有意没有说明他犯下了什么罪。也许，他犯下的正是逃避自身的罪的罪？
这就是加缪的《鼠疫》：一种人类存在的隐喻，一个关于灾难和救治的神话。对于这部作品，人们尽可以从不同视角去看它，然而，把纳粹的兴起比作一场致命的鼠疫是一回事，把《鼠疫》简单理解成对纳粹主义的抵抗却又是另一回事。在今天看来，《鼠疫》有着它不可简化的丰富性和启示性。小说中还有这样一位人物，从一开始的自杀冲动到最后从窗口射杀无辜，难道不是一种疯狂？这在欢庆解禁的光天化日之下发生的事件，让李尔“觉得非常不真实，像是在梦里”。但这就是存在。《鼠疫》为我们保留了某种超出理解之外的东西。
三
因而不必再问“鼠疫”是什么，在这个异常而又正常的春天，我要说：鼠疫就是鼠疫。它已不再只是历史上的黑色文献，也不再是一件遥远的和我们无关的事情。“鼠疫”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进入的一种处境。我更认同加缪在1942年《记事》中的一句话：“我想通过鼠疫来表达我们曾遭受的压抑和我们生活在其中的威胁和流亡的气氛。同时，我想使这层含义扩大到一般意义上讲的生存概念”。
的确，重要的不是事件，是对其描述所透出的存在本身的血肉本质，是一个作家对这种人生境况的态度。据传记材料，着手写《鼠疫》时的加缪——这位《局外人》、《西西弗的神话》的作者，已厌烦了“荒缪”这个词，它已由“可怖”所代替。然而对加缪来说，无论发现世界的荒谬、无意义，或是感到生活的可怖都不是一种结束，而是一个起点。在《鼠疫》中，他更关注的是人对自身的拯救。他要创造“一种在灾难岁月生活的艺术”。
这正是加缪最可贵、也最感动我的一点：“他由一种真诚的道德感所激励，将整个人生奉献于人生最基本的问题之探讨”（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辞）。因为人要在苦难和沮丧中活下去，就必须从自身中找到这活的勇气和意义；“白天和夜里，总是有那么一两个时辰，人的勇气落到最低潮，而这是他唯一惧怕的时辰，” 塔霍在日记里这样写到。加缪总是这样洞悉人物的秘密，洞悉那些对人生来说最根本的问题。
然而，苦难与救治同源。恰恰是灾难的到来，“将精神重新带回其冲突的渊源”，使原本对生活淡漠的人因此而奋起；正是“生之绝望”，使人们重新发现了对生活的爱。李尔母亲的形象，在小说中着墨不多，然而却十分重要。在等待儿子归来的时候，“那操劳的一生在她脸上所留下来的沉默的自我否定，这时候似乎突然发出了一点光辉”，而已疲惫不堪的李尔，“突然感到一种已被遗忘的情感涌上来，那是他童年的爱”。
正是这些“被遗忘的情感”，恰恰在对灾难岁月的叙述的字里行间涌上来，它感动着我们，也感动着书中的人们。它唤起的是对人类灵魂的赞颂，对人性尊严的肯定，而这正是激励人们承受苦难的力量。对于母亲这样一个形象，后来寄住在李尔家的塔霍也在日记中这样写到：“她自己是幽暗沉默的，却在任何光亮之前都不畏缩，甚至在那黑死病的异光面前都是如此”。
感动我们的还有对疾病折磨、肉体痛苦和与死亡搏斗的讲述，这一直是《鼠疫》的重要内容。塔霍的一直持续到天明的“与黑死病天使的狰狞摔角”，检察官儿子在病魔手中的让人不忍目睹的无辜挣扎，甚至神父孤独痛苦的、备受身心折磨的死，都是让人难忘的章节。在这些叙述中，加缪无疑融入了他本人多年来忍受肺结核折磨的痛苦经验（因而他会这样评价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说这部伟大作品“体现了一位病人所付出的努力”）。“发自内脏的咳嗽震撼病人的躯体”，也震撼着人们的灵魂。是的，这些都不单是肉体上的磨难，在加缪笔下，它具有了所有悲剧艺术中那种深刻感人的净化力量。对此，加缪自己在关于《鼠疫》的笔记中也这样写到：那些被隔离的人“再次发现身体上的疾病从来不是单独而至，相反总是伴随着道德上的痛苦（如家庭、失落的爱情等），正是这些痛苦使疾病有了深度”。
最出乎意料、最具有悲剧性质的是塔霍的死，这个最有希望坚持到最后的人就像他自己死前所言——“输了”，就在李尔和李尔母亲彻夜的守候下。“就像一个儿子阵亡或在战争期间埋葬朋友的人再不可能有停战一样”，塔霍的死去，对李尔来说，“使得随之而来的和平成为一种永远无法治愈的疾病”。
然而，也正是这贯彻全身的悲痛，这“战败的沉默”，这些死去的不肯安息的魂灵，在让人活下去——用加缪的一句话说，活到“那想要哭泣的心境”，而这正是净化和复活之源。塔霍最终“输”了，李尔也并没有“赢”，然而他却使我不时想起那穿行在地狱中的但丁，正是他对俄兰城中男女老少痛苦的分担和悲悯，在将一切升华为感人的艺术。
四
加缪是人们所说的那种“小说家”吗？加缪自己似乎并不这样认为，“不如说，我是一个随着自身的激情和忧虑而创造神话的艺术家”。这句话道出了他写作的实质和内在本源。这样的作家从来不多。这样的作家甚至会受到指责（昆德拉不是嘲笑帕斯捷尔纳克不会写小说吗），但正是这样的作家让我感到了文学的真正意义。
发生在俄兰的这场“鼠疫”，就是加缪创造出的一个神话。早在战争爆发之初，加缪就在笔记中写到：“发生了鼠疫”。1940年底，巴黎被占领后，加缪被迫流亡到阿尔及利亚的海滨城市俄兰。此后两年间，阿尔及利亚的许多地方流行斑疹伤寒（从病理上看，它十分近似于鼠疫），这促成了《鼠疫》的写作。从构思到查找、研究历史上关于鼠疫的各种文献，到创作和修改，加缪用了七年时间完成这部作品，直到它于1947年出版。
这样来看，貌似的编年史叙述，不过是一场“虚构”。它体现了加缪本人卓异的文学想象力和创造力。只不过这样的虚构却出自一种对人类存在的深切洞察和忧患。在谈到他所推崇的《白鲸》的作者时，加缪这样说到：“梅维尔首先是一位神话创造者……像所有伟大的艺术家一样，梅维尔是根据具体事物创造象征物，而不是在幻想中创造的。”
而加缪本人也正是这样来创造的。他借助于“史述”笔法和“鼠疫”这个在历史上一再出现的“象征物”，深切地触动了一种集体经验，一个一直伴随着人类的噩梦。《鼠疫》的巨大成功（该书出版后三个月，加缪在给朋友的信中写到：“《鼠疫》已出版96000册。它的受害者比我原先想象的要多”），根本原因就在于它唤起和复活了人们的“历史记忆”；它触动了千百年来欧洲人对瘟疫古老的恐惧，还有纳粹时期被占领、囚禁、剥夺和逃亡的创伤经验，还有战后对新一轮极权主义的忧虑（在加缪以古罗马为题材写的剧本《卡利古拉》中，皇帝叹息他的统治过于幸运，既无战争也无瘟疫的流行，甚至连政变也没有，因此他决定：“那么，替代瘟疫的便是我”；因而，一个暴君成为一个国家的瘟疫）。正因为这一切，《鼠疫》才成为一个具有充分的原型意义的“神话”。
这就使我想起了“奥斯维辛”。按照意大利学者恩佐·特拉弗索在《碎裂的历史》中的说法，直到七十年代中后期之前，欧洲人其实并没有意识到“奥斯维辛”是20世纪一个划时代的具有重要象征意义的事件，主要是因为阿多诺和阿伦特等人的著作出来，“奥斯维辛”才成为一个需要从哲学、历史、伦理、艺术等方面重新审视的话题，才成为一种“原创性话语”。这就是说，纳粹德国制造了这一事件，而人们需要经由更深刻、更有历史眼光的反省和追问才能使它成为一个神话。
加缪的贡献也应从这一意义上理解。如果说生活和历史都有赖于一种独到的艺术表述，而艺术语言只有进入有效的象征秩序才能对公众讲话，加缪以他的《鼠疫》实现了这一切。他提供了一种可被人们不断谈论的“原创性话语”。他笔下的“鼠疫”指向人类生活的种种症状。更重要的是，他谈论的是“鼠疫”，但我们却从中感到：“他以明察而热切的目光，照亮了我们这时代人类良心的种种问题”。
五
《鼠疫》的独特不凡，还在于它朝向“史诗”的努力。这不仅指它叙述的是一种包括了所有人的集体经历，更值得注意的是，它还在试图确立一种把现代社会的人们重新融合在一起的那种史诗的情感。这大概是现代艺术中少有的一种冲动。这一切，与萨特《禁闭》中的“他人即地狱”式的阴郁是多么地不同！
的确，如果说《局外人》写一种对世界不屑的冷漠，《鼠疫》则体现了一种重新确立个人与历史关系的冲动。李尔、塔霍等人物与故事的关系，就是个人与公众历史的关系。他们当然对世界有着独特的个人视角，有时甚至是一种有意拉开距离的旁观者的观照，然而，正如小说中所说：“不幸的是从现在开始你就属于这里了，像每一个人一样”。个人既是历史的不由自主的参与者和承受者（“人人都是在同一条船上”），但又出自他们自己的选择——不仅出自职责和道义，更深刻地看，是出自一种与人类休戚与共的那种内在的情感。正是这些，使他们“站在牺牲者一边，而努力去分担市民唯一共同确定的东西——爱，放逐和痛苦。”李尔是这样做的，塔霍也这样留下了，而另一个不愿留在俄兰的外地新闻记者蓝伯，一次次发了狂地试图逃离这个“裹尸袋”里的围城，但在成功之际却突然决定不走了。他在内心里经历了什么？是什么奇迹让他留下来和这个灾难中的城市守在一起？
解禁后的火车站站台上的情景让人感动：“每个人都在返回他个人的生活，然而那休戚与共之情仍旧坚持不去”。这虽然只是人们内心里的一阵情感涌动，但却是加缪要通过整个作品努力去发现和确定的东西。正是这种“史诗的情感”的呈现，使作品中的一切景象都在渐渐改观，也使我理解了为何有人用艾吕亚的诗句“苍天空无又何妨，我并非独自一人”来形容李尔这个人物。的确，这是一种境界。而这，并非出自个人的孤傲。
六
同样耐人寻思的，是李尔这个人物。在1943年的日记中加缪写到：“对事件感到绝望的是懦夫，可对人类境遇抱有希望的是疯子”。这是人们经常引用的一句话，可见它不仅体现了加缪本人的“两难”，也体现了那个时代某种相当普遍的精神状况。要真正理解《鼠疫》的主角及整个作品的意义，我们需要回到这个背景下来。
比起《局外人》的主角来说，李尔的形象看上去要“英雄”多了。但加缪显然并没有把他作为一个英雄，相反，他从英雄主义后撤。既然瘟疫已蔓延到自己的城市，李尔所做的便是尽自己所能来治疗，这是他的职责。即是在最沮丧的时刻，李尔也从未放弃，纵然他看到的并不是“胜利”。因为他无法接受那把一切变成痴呆的死亡的气味，更无法接受那有失于身份的懦弱。当一些人被送到浓烟滚滚的焚尸炉，而另一部分人相互躲避、惊恐万状，他仅仅凭的是“人之常情”、人应有的尊严和良知来对抗历史的荒谬和可怖。
只不过他更冷静，更为克制，更有耐性。他从不许诺，也不习惯于对事物作绝对的判断，他只是尽力去做。对于那些愤世嫉俗或四大皆空的人物，也只是“听听而已”。这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批判者、充满激情的反抗者，而是一个更有耐性的承担者、治疗者和观察者。对于这个人物，加缪曾这样写到：“人并非无辜也并非有罪。如何从中摆脱出来？李尔（我）想说的，就是治疗一切能够治疗的东西——同时等待着得知或是观察。这是一种等待的姿态，李尔说：‘我不知道。’”
李尔的“我不知道”可谓意味深长。可以说，它体现了一代人在乌托邦幻梦破灭后的一种理性的退守和选择。面对历史的混乱和变幻莫测，除此之外，又能怎样呢？但我们读者知道：这并不是一种消极的推诿。在50年代的一次采访中，加缪曾这样说：“我们力所能及的，只是在别人从事毁灭的同时尽可能多地去创造。正是这种漫长、耐心、默默无闻的努力促进了人类历史的进步”。这正是对《鼠疫》主角的一种总结。朴实无华，但富有内在的力量，他抛弃绝对的幻想，选择了理性、耐力和等待，以古希腊的明智来对抗历史的疯狂和人性的脆弱。正是在这个人物身上，加缪寄托了克服他那一代人的精神危机、重新确立其人生哲学和态度、在艰难岁月中生活的希望。这样的人物不是高大的橡树，更像是加缪用诗一般的语言所赞美过的海边的杏树林：
“我住在阿尔及尔的时候，等待冬天的过去，总是非常耐心。我知道某一个夜晚，仅仅一个清冷的夜晚，康素尔山谷中的杏树林就会覆盖上雪白的杏花。一觉醒来，我就看到这片柔弱的白雪经受着海边狂风暴雨的肆虐。然而，年复一年，它都在坚持，准备着果实。”
七
正因为这一切，当欢庆的焰火在解禁的俄兰升空，李尔医生决心整理出他的这个记事，以便他自己不成为那保持沉默的人，却成为证人，不仅是纪念那些死者，记住人们忍受的不公和暴虐，而且记着：“人类里值得赞美的事情比值得卑视的事情更多”。赞美原本对生活已经淡漠或颓丧的人，由于一场致命的灾难而奋起，他们“不能够成为圣徒”，但“致力于成为治疗者”，以此重新赢得人生的希望。
这是一群世俗的圣徒，他们不是反抗者。他们无非是在一场从来没有想到过的可怖考验中坚持了作为人的底线。即使那些在灾难中死去或崩溃的人，在一种挽歌般的叙述中，也都闪现出某种人性的尊严和光辉。这是加缪在他所不屈服的上帝面前为人类所作出的辩护。
随着作品由开始的平缓持重，到最后的激情充溢，李尔与加缪、作者与叙述者也在渐渐接近。此时的李尔，在“深深释然”之后，虽然不能认同那些即使疫情过去还是要坚持“按照黑死病的标准来生活”的人们，但他作为一个医生，知道这是一场没有胜者的战争。他知道什么将与人类共存。他也永远有一只警觉的耳朵，在听着木头后面“那熟悉的悉嗦声和啃噬声”。而作者加缪，也深知文明的深重症状和精神的艰难，深知在灾难过去之后，也许正是对苦难的可怕遗忘，是旧秩序的全面恢复。因而他的李尔医生知道从俄兰城中升起的欢呼声是“朝不保夕”的，因而在这欢呼声中，李尔为他所热爱的人们敲响了警钟：
“黑死病的病菌不会死灭或永远消失；它们可以经年累月潜伏在家具和衣橱里；在卧室里，地窖，箱子和书架里等待着；而有一天，为了给人类带来苦难和启发，它可能再把耗子轰起来，让它们死在一座快乐城市的光天化日之下”。
就这样，加缪以此结束了他的这部作品，或者说，完成了一个寓言的自我循环，一个神话的永恒的复归。
2003．5．北京昌平
（《鼠疫》，孟祥森译，台湾远景出版公司《诺贝尔文学奖全集·卡缪卷》）
9、在中华民族灾难深重的岁月里，不朽的民族战歌《义勇军进行曲》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斗志。它的曲作者是
B
试题分析：《义勇军进行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它旋律激昂,饱含强烈的爱国情感,新中国成立后面临着艰巨的民族复兴任务,需要不断振奋民族精神,它警示我们勿忘国耻,居安思危,激励我们为祖国崛起而奋斗。它的作词者是田汉，它的作曲者是聂耳。A不符合题意，B符合题意。冼星海(1905～1945)，中国近现代著名的音乐家，主要作品有《救国军歌》《青年进行曲》《保卫卢沟桥》、《到敌人后方去》和《黄河大合唱等，《黄河大合唱》是冼星海最重要的和影响最大的一部代表作。徐悲鸿是中国现代画家、美术教育家，有代表作《奔马图》等。C、D均不符合题意。故选B项。
点评：本题难度较低，考查学生的识记能力。《义勇军进行曲》后来被定为国歌，学生对此耳熟能详，因此本题属于送分题。
心动的瞬间剧情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