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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古代的商人是不是社会的最底层呢
2、古代的商人是不是社会的最底层呢
3、古代的商人是不是社会的最底层呢
4、聪明的古代商人是谁
5、古代商人地位为什么不高
关于《回到古代当商人》资料大全 问答知识小说内容知识介绍：
1、古代的商人是不是社会的最底层呢
中国古代阶级 士- 农 - 工 - 商
2、古代的商人是不是社会的最底层呢
中国古代阶级 士- 农 - 工 - 商
3、古代的商人是不是社会的最底层呢
中国古代阶级 士- 农 - 工 - 商
4、聪明的古代商人是谁
封建社会把老百姓划分为四个等级：士（书生）、农（农民）、工 (工人）、商（商人）。古人认为“读书，考取功名”才是正经事，读书是高贵的行业，书卷 气是不能和铜臭气同日而语的。我举几个例子。古人在官场上不得意，要不然隐居，要不然经商，都是无奈之举；戏子、乐师，在古代这是个很低贱的工作，不登大雅之堂；理发匠，这也是一份很被人看不起的行业，社会地位很低，不像如今的理发店风靡大街小巷，理发师还被尊称为造型设计师。就在这样的社会，山西人和安徽人不把这些封建礼教放在眼里，他们把生意做得红红火火，堂堂正正。
5、古代商人地位为什么不高
鉴于我们所知的局限性，可能还不能断言所有古代社会的商人的地位都很低，更何况，有些古代文明是以商业著称的，比如地中海沿岸的一些早期文明。需要更多的材料来作证题面中的论断。不过，在中古时代的中国和西方，对商人的负面描写确实很常见。记得一位文学教授在演讲中提到《琵琶行》里的那几句诗：门前冷落车马稀，老大嫁作商人妇；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去来江口守空船，绕船月明江水寒。
教授说，这几句诗掩藏着古代中国人精神世界的密码。商人重利轻别离，商人首先要跟着利润走，否则他做不了商人。在这种生活方式中，所有其他价值都被放在次要位置。而这肯定要跟其他行业的人产生分歧。同样地，在中世纪西欧，教会的官方宣传也是贬低商业行为的。
在这方面，最著名的要算对高利贷的谴责了。某种意义上说，炼狱就是为这种从事不正当职业之人创造出来的。（可参阅勒高夫《钱袋与永生》及《炼狱的诞生》）当然，对于任何一种论说，首先要看它是谁提出来的。白居易是文人，也是政府官员；中世纪的教士阶层掌握着自己社会的文化权力，从他们自己提出的明确理论来说（11世纪初出现的三个等级论），他们的本行是祈祷。
他们这么说，自然可以理解为给自己的行业间接辩护。这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可以从各个角度来考察。我想把中国的问题留给更专门的人士，只谈谈西方世界。社会学家格奥尔格-西美尔在《货币哲学》中阐发的一些观点，也许可以为我们提供某种启示。他说，当千差万别的事物都能兑换成货币时，事物本来的价值便受到了损害。
货币确实有拉平各种社会职能的能力，交换市场上货币面前平等。掌握货币的商人天然就是那些传统精英的威胁。18世纪的法国曾有一场争论。有人要求将那些成功的商人封授为贵族（而且确实有些人已经购得了贵族身份），但有人激烈反对。反对者的意见是，贵族本来是世袭的行伍职业，如果金钱能购得靠鲜血和战斗赢得的社会声望，那会败坏整个贵族阶层，损害国家的战斗力。
大概出于同样的道理，中国的士人-文官团体、西欧的教士也都希望在金钱面前捍卫自己所从事的职业的独立价值和社会声望。从生活方式来说，商人为了牟利经常是精打细算，而中世纪西欧的贵族往往把慷慨大方视作一种美德，在他们眼里，商人过于吝啬，锱铢必较。思想方面，中世纪的教会有一套完整的经济伦理（虽然实践中总会有各种折冲妥协），这跟基督教世界观有关。
在中世纪早期，人们倾向于认为，上帝创造的世界本质上是稳定不变的。他们人们不太会设想，一件东西在买卖之间会增值。正是基于这一思想背景，伟大的中世纪专家马克-布洛赫提醒说，中世纪生产率长期停滞不应该只在物质条件方面寻找原因，还应该考虑心态因素：农民难以设想一块土地的产值会增加。
这种稳定停滞的经济理念也使得君主难以增加岁入，领主难以提高捐税，因为一切都以固定不变的秩序为预设，改变这些意味着违反神和自然的秩序，是不道德的。但商业是对这种强硬的世界观的挑战。当11-12世纪西欧商业开始复兴时，教会深感疑虑。根据基督教的观念，贪婪是十恶不赦的罪孽，而赚钱总是跟贪婪联系在一起。
基督教神学也不利于商业获得合法身份。据勒高夫的说法，教会之所以放债取息，是因为有这样一种信念：这是在利用时间差来赚钱，是在出卖时间，而时间是属于上帝的。这些理念为商业、特别是银行业的发展设置了一些障碍，中世纪西欧的贷款事业大多是犹太人经营的，因为基督徒兄弟姐妹之间借钱收利息是邪恶的。
但是，一些人也充分肯定了中世纪的教会经济伦理。当时的道学家在经济方面的说教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济贫、公平价格和高利贷。从某些方面看，这些说教可能表明了中世纪文明相比于现代文明的伟大之处。可能很少有哪个文明像中世纪欧洲那样，给予贫病者以这么大的关注。
这些不幸者被视为上帝的赐福，而不是诅咒，他们使得信徒有了实践基督教美德——博爱——的机会。当时教俗两界的大领主纷纷设立医院和济贫所来照顾穷人，而致富的商人也以捐赠和施舍来赎罪。有人甚至认为，教会关于公平价格的理论并没有商业发展造成实质性的损害。
圣托马斯-阿奎那曾说，公平的价格是在开放的市场经过合理的讨价还价确定的，换言之，他反对的是囤积居奇和市场操纵。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E。P-汤普森所揭示的近代欧洲的道义经济学，是有深厚的历史渊源的。即使是关于贷款取息的禁令，有人也认为它保护了很多乡村农民，而很多东方社会中债主欺凌农民的情形比比皆是。
当然，理论说教跟社会实际总有差别。商人还是通过各种渠道实现了社会上升，突破了教会设置的等级藩篱。著名的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贝克特就是商人的儿子。世俗君主们也越来越意识到金钱的意义，他们甚至开始鼓励城市商业的发展，因为货币能为他们买来很多东西。
中世纪的这种异质文化，有助于我们理解现代世界。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个先决条件应该是抛弃教会给商业行为套上的道德枷锁。从这个角度看，备受质疑的韦伯命题可能仍有它的价值。历史学家Christopher Hi说，成功的中世纪商人带着内疚感辞世，并把钱留给教会用作非生产性用途。
成功的新教商人（主要是加尔文宗的，路德宗的经济理论几乎和天主教一样保守）则在有生之年就已不再为他们的生产活动感到愧疚，死后更是留下钱，帮助别人效法他们。但是，也许被很多人忽视的是，早期清教徒的牟利活动仍然是一种宗教感十足的行为。工作是一种修行，是在尘世以事业上的成功来荣耀上帝，世界就是一所大修道院。
加尔文自己说：我们必须学习以过客的心态在世上度过一生，看轻一切属于尘世的事物。一切行为都是指向天国的。这种心理机制可能有助于解释韦伯提到的那种资本主义精神：理性算计与克勤克俭的奇妙结合。然而，正如丹尼尔—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中提到的，现代资本主义发展到现在，工作和挣钱已经失去了早期资本主义的宗教维度，它只是为了满足我们在尘世的欲望。
从这些非常不可靠的认识，可以谈谈历史认识的意义。中世纪的经济伦理，对于一个以等级-团体为组织原则、一切活动理论上说都指向彼岸世界的社会来说，可能是非常匹配的，那里不太重视个人本身，它重视的是个人的等级和团体属性，以及宗教品质；人们普遍相信一切都是既定的，稳固的。
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现代社会强调，个人应该对自己的处境负责。其实早在中世纪后期，西欧社会对乞丐的态度变得严厉了，到了个人主义盛行的近代，贫困被很多人视为上帝的诅咒，或是个人能力不足所致，抑或是咎由自取。当然，不能否认这种新伦理的激励意义，它让社会变得更为流动，可能也更具创造性。
但对比中世纪，我很怀疑，现代社会对这种新的成功伦理推崇得过度了，它忽视了社会的整体性、人的命运和际遇的不可控性，以及人与人之间必要的合作；另一方面，人们对市场原则似乎有点迷信了，货币交换原则可能很适用于经济领域，但一个社会并不是纯粹的市场，它必须有一些非货币化或不能完全货币化的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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