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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吉思汗统一了既宋金对峙以来分裂的山河
促进了中国的民族融合
初步奠定了中国的疆域
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建立和中华民族的形成做出了巨大贡献
成吉思汗，蒙古开国君主，著名军事统帅。
名铁木真，姓孛儿只斤，乞颜氏，蒙古人。元代追上庙号太祖。成吉思汗生于蒙古贵族世家。约在1170年，其父也速该被塔塔儿人毒死，也速该的遗孀月伦领着铁木真和他的几个弟弟度过数年艰难生活。少年时期的艰险经历，培养了铁木真坚毅勇敢的素质。蒙古部主忽都剌汗死后，蒙古部众大都在札木合控制之下，铁木真投靠札木合，随他游牧。
铁木真笼络人心，招徕人马，最后脱离札木合，建立自己的斡鲁朵。约在12世纪80年代，铁木真称汗。札木合率领札答阑、泰赤乌等十三部来攻，铁木真兵分十三翼迎战，因实力不敌而败退，史称十三翼之战。1196年，铁木真和克烈部脱里汗出兵助金，于斡里札河（今蒙古东方省乌勒吉河）打败塔塔儿人。
金授铁木真以察兀忽鲁（部长）官职，封脱里汗为王（脱里从此称王汗，语讹为汪罕）。铁木真与王汗联兵攻打古出古·乃蛮部，回师途中又与乃蛮本部相遇。王汗见敌势盛，不告而退，把铁木真留在乃蛮兵锋之下。铁木真发觉后，迅速撤兵，回到自己牧地撒里川（在今蒙古克鲁伦河上游之西），反而把王汗暴露在敌前。
王汗大败。因为有许多蒙古部众在王汗处，铁木真怕他们被乃蛮吞并，对自己不利，便派称为四杰的博尔术、木华黎、博尔忽、赤老温领兵援救王汗，击退乃蛮。铁木真在部落争战中善于利用矛盾，纵横捭阖，逐渐摆脱了对王汗的臣属地位。1201～1202年，铁木真和王汗联兵，与札木合联盟（塔塔儿、乃蛮等部落联盟）大战获胜，札木合投降王汗。
1202年，铁木真消灭了四部塔塔儿，占领了呼伦贝尔高原，实力猛增。1203年王汗对铁木真发起突然袭击，铁木真败退到哈勒哈河以北。不久，铁木真乘王汗不备，奇袭王汗牙帐，克烈部亡。同年，汪古部也归附铁木真。1204年，铁木真消灭了乃蛮太阳汗的斡鲁朵，成为蒙古高原最大的统治者。
1206年，铁木真在斡难河（今蒙古鄂嫩河）源召开忽里台大会，即蒙古国大汗位，号成吉思汗。蒙古国初期，成吉思汗把蒙古牧民划分和固定在95个千户中。千户下设百户、十户。千户那颜都是成吉思汗的封臣，各千户内的牧民不能任意离开千户组织，对那颜有人身隶属关系。
成吉思汗把一部分千户作为领民分给诸弟诸子，形成左右手诸王。又以木华黎、博尔术为左右万户那颜，即两个最大的军事长官。把怯薛（禁卫军）扩充到1万人，征调千户那颜、百户长、十户长的子弟充当怯薛，以此控制全国。设札鲁忽赤掌管户籍、词讼等行政、司法事务。
成吉思汗的汗廷是由传统的草原贵族斡鲁朵发展起来的游牧军事封建国家机器。蒙古国建立后，大批原来的部落人口被分编在不同千户中，许多部落的界限从而泯灭，开始形成共同的蒙古民族，成吉思汗对此起了积极的历史作用。邻近的吉利吉思、畏兀儿、哈剌鲁等部分别在1207年、1209年、1211年归附成吉思汗。
勃兴的蒙古贵族渴望占有大量财富。1205年、1207年和1209年成吉思汗三次大举入侵西夏。西夏不得已，纳女请和。1211年，又率领大军南下攻金。1215年，蒙古军占领中都，在辽西消灭金守军，攻占北京（在今内蒙古宁城西）。
1218年，灭西辽。1219年，成吉思汗率20万大军西征，向花剌子模发动了侵略战争。他几路进兵，分割包围了各战略重镇，各个击破，采用大规模屠杀、夷平城市、签发被俘人众打头阵等残酷手段震慑敌人，解除自己后顾之忧。战场上的主动权全在蒙古一方。1219年，蒙古军围攻讹答剌城，次年攻克。
1220年，成吉思汗攻下不花剌、花剌子模新都城撒麻耳干（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等城，术赤、窝阔台、察合台率兵攻克花剌子模都城玉龙杰赤（今土库曼斯坦乌尔根奇），拖雷一军进入呼罗珊地区。哲别、速不台奉成吉思汗之命穷追花剌子模统治者摩诃末算端，后者逃至里海孤岛病死。
哲别、速不台率军继续西侵，远抵克里木半岛。1221年，拖雷占领呼罗珊全境。成吉思汗追击新算端札阑丁至印度河，不获而还。1222年，在占领区置达鲁花赤监治。1223年，还撒麻耳干驻冬，次年起程还国。成吉思汗西征，进行历史上罕见的大屠杀、大破坏，给中亚各族带来极大灾难。
1226年，成吉思汗出征西夏。次年西夏亡。1227年夏历七月十二日，成吉思汗病逝，临终提出联宋灭金的战略。大皇后孛儿台生子四人：长子术赤，为钦察汗国诸汗之祖；次子察合台，为察合台汗国诸汗之祖；第三子窝阔台，蒙古第二代大汗（元太宗）；第四子拖雷，后人为元代和伊利汗国皇室。
忽兰皇后生一子阔列坚，后裔入元封河间王。
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在历史上起了进步作用。攻金灭夏，为元朝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他军事才能卓越，战略上重视联远攻近，力避树敌过多。用兵注重详探敌情、分割包围、远程奇袭、佯退诱敌、运动中歼敌等战法，史称“深沉有大略，用兵如神”。
另一方面，作战具有野蛮残酷的特点，大规模屠杀居民，毁灭城镇田舍，破坏性很大。13世纪主要封建国家社会危机深重，为成吉思汗实行大规模军事扩张提供了有利条件。
成吉思汗的“大迂回”战略
13世纪，成吉思汗的子孙们征服了亚欧大陆的大部分，这场规模空前的战争，奠定了蒙古兵学在世界军事史的历史地位。
成吉思汗之所以能在短短六、七十年的时间里，攻取那样广大的地区，并且攻必取，战必胜，西方史学家经过长期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当时蒙古军队的武器比别人更精良而且更适合于实战使用；成吉思汗兵制比较完善，军纪严明；将领多巧于计谋，擅长兵法和战略。”（《大统帅成吉思汗兵略》，234页，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1）由此可见，蒙古兵学中有十分丰富的军事思想，本文就蒙古兵学中的大迂回战略，做如下粗浅的的探讨。
一、大迂回战略源于蒙古族的围猎，它的突出特点是，在使用力量之前，先用计谋将对方制服。它与孙子的“诡道”思想一脉相承。
蒙古兵学中的大迂回战略是成吉思汗及其子孙们在长期的征战中所形成的作战韬略之一。
在全面侦察敌情、地形的前提下，蒙古军队凭借骑兵的持久耐力和快速机动能力，经常越过人们难以想象的大漠、险滩、雪谷、荒原，出其不意地向敌人的深远纵深大胆穿插、分割，并与下面进攻部队相配合，四面包围敌人，迫使对方迅速瓦解。
蒙古军的迂回战略源于蒙古族的围猎。
他们把围猎中的技艺，娴熟地运用到战争中，许多坚固的城堡，变成了他们围困中的野兽。因此，蒙古军队大迂回战略的突出特点是：它不以击溃敌人就算达到战争目的，而是用猎人那双狡黠、深邃的眼睛，盯着敌人的后方，以左右包抄的方式，将敌人包围，从不给对方留下一条逃生的出路。
即使留有一条生路，那完全是一种战术运用。这种大迂回战略，与古代其他军队的进攻方式大相径庭，它不直接对敌列阵挑战，而是更讲实际，手段更隐蔽。并力图在使用力量之前，先施“计谋”将对方制服，与孙子的“诡道”思想一脉相承。
孙武总结战争规律，提出了兵以诈立的“诡道”思想，从此，春秋以前以“仁义”为核心的战争指导思想在战国时期已销声匿迹。
但随着封建帝国的建立，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把民间的兵书视为祸水。随着儒家思想上升为统治阶级的正统思想，兵家的“诡道”思想渐渐出现了断流，更谈不上继承和发展。而成吉思汗，在战争实践上，全面继承和发展了孙子的“诡道”思想。当然，这并不是说成吉思汗熟读《孙子兵法》，而是说成吉思汗在与兽、与部落、与外敌长期的争斗中，同样悟出了这一真理。
因为规律性的东西并不因时间的流逝而失去其作用。我们从成吉思汗战略侦察团队的行动中，就能看到孙子的“诡道”思想被他们运用得多么娴熟。成吉思汗远征欧洲前，派速不台和哲别担任侦察任务。他们穿过格鲁吉斯坦，打败了乔治亚的精锐团队，随后越过高加索的黑岩绝壁，来到贴尔克盆地。
这里已有一支很强大的军队正等着他们。蒙古军队的确太疲劳了，激战一天胜负未决。第二天，他们带着黄金和贵重的布、优良的马来到库曼人的营地，对他们说：“我们是同族，为什么要和外国人联合攻打你们的兄弟，他们给你们的好处，可以从我们这里得到。”库曼人带着蒙古军队送来的厚礼离开他们的同盟者远去。
速不台却乘机追击并打败他们，索回了刚赠给他们的全部礼品。如果要讲仁义道德，速不台可谓犯了大忌，但他遵循的是战争规律。他们的侦察行动，促成了成吉思汗远征欧洲18年的计划。由此可见，成吉思汗的大迂回战略，不仅是一种军事行动，更重要的是一种与孙子一脉相承的思想，在中国军事思想的发展中，成吉思汗的大迂回战略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二、大迂回战略的实施体现了速度与距离的对立统一，蒙古军队清一色的轻骑兵，创造了农业时代的“闪击战”。
大迂回战略的具体实施首先需要速度，没有速度，谈不上战争的突然性，也难以对敌人达成合围；其次，需要长途奔袭，没有远距离奔袭，很难对敌产生威慑。
可以说成吉思汗的军队都具备这两个条件，这也是他能够征服世界的奥妙所在。
13世纪，欧亚等国的军队多以步兵和重骑兵为主，而蒙古军队却是清一色的轻骑兵。轻骑兵具有突击力强、灵活多变的特点，适合远程奔袭。
重骑兵防护性能好，机动性差，适合阵前对抗。所以，蒙古军的轻骑兵，恰如“二战”中机械化部队，它常以绝对的军事优势，迫敌解除武装。这就使成吉思汗时代所营造的战场，完全是一种飓风式战场。如果把它与“二战”中德国的“闪击战”作对比，就会发现在成吉思汗指挥的战争中有与德国“闪击战”相似的内容。
“二战”中，德军闪击波兰，用了一个月；闪击丹麦、挪威，用了两个月；闪击法兰西，占领法国首都巴黎，前后也只有一个月。这是发生在工业时代的“闪击战”，而发生在农业时代的“闪击战”，其战绩在当时也是独一无二的。蒙古西征军在欧洲作战时它的集结：“从扬子江北岸至保加尔边境，部队集结都是在2至3个月完成的。
这样部队每天平均行军速度达到90至95公里。它的突击：攻占北俄罗斯，只用了2个月零5天时间，每天的平均速度达到85至90公里；攻占南俄罗斯，只用了2个月零10天时间，每天进攻速度达到55到60公里；攻占匈亚利和波兰，只用了三个月的时间，每天进攻速度达到58到62公里。
”（《蒙古族古代战争史》240页，北京，民族出版社，1992）由此可见，成吉思汗的轻骑兵，有与今天的机械化部队共同的特点，即高速、突然、攻击力强，往往使对方措手不及。成吉思汗正是利用轻骑兵机动性好的特长，打破了13世纪呆板的攻防战术，从而完全控制了战场主动权。
当时，所向披靡的蒙古军已引起欧洲人的惶恐，甚至像遥远的城市，如卢卑克(波罗的海南岸一个城市)和纽伦堡(今德国巴瓦里亚境内)都加紧防御准备。就连当时的英国也提心吊胆，曾禁止船舶出海捕鱼。当时欧洲人对成吉思汗子孙的惧怕，从某种程度上是出于一种本能的反应，因为并不清楚蒙古人为什么不可阻挡，有人甚至把蒙古军后来因窝阔台去世而退兵之举，归结于他们教皇和皇帝的英明。
后来法国的拿破仑对此有独到的见解，他认为蒙古军西征，不是亚洲的散沙在盲目地移动，而是有严密军事组织和深思熟虑的指挥。由于他们比对手更精明因而才能所向无敌。拿破仑的分析切中问题的实质。当蒙古军象飞沙快速推进时，在它的背后，是行之有效的大迂回战略。
而这种战略，在蒙古兵放牧、围猎时，就已经产生并成熟了。
三、大迂回战略能营造广阔的战争空间，能使战场攻防结构发生突变，从而打乱敌人的部署，为己创造有利战机。
蒙古军队的大迂回战略能以迂为直，避实击虚，扩大战争空间，节省兵力兵器，加速战争进程。
蒙古军灭金，窝阔台就采用了成吉思汗临终留下的大迂回攻金方略。他令拖雷率主力西路军，绕过金军的重镇潼关，自宝鸡出汉中，强行通过南宋管辖地区，沿江而下，经唐(今河南唐县)、邓(今河南邓县)北上，采用大迂回战略，突然出现在金军后方。金朝十分惊慌，急忙抽调守黄河和潼关的主力部队10万余人前来抵挡。
两军在邓州遭遇，拖雷只有3万人。他采用袭扰战术，避免与金军正面交锋，使远道而来的金军十分疲惫。这时蒙军正面部队已渡过黄河，直趋汴梁，金军仓皇北撤，当退到钧州(今河南禹县)三峰山时，被两路汇合的蒙古军团团围住，后又网开一面，在追击中全歼金军。此后蒙军乘胜进围汴京。
金亡近在咫尺。
但蒙军南下灭宋的战争却持续了45年之久。这也许是他们遇到的众多对手中最难对付的一个。因为南宋所处的江淮地区，河渠成网，城镇林立，除蜀口、襄阳、淮河防线外，西段是连绵不断的高山峡谷，东段地处淮河下游，水道众多，后方还有长江天堑，都不利于骑兵作战。
但蒙古军队能审时度势，避实就虚，发挥特长。他们选蜀为战略进攻要害，因为蜀地富饶，南宋近三分之一的收入来自四川。此外蜀地地理条件尤为重要，蒙军若夺去四川，就可以过三峡，顺流东下，直逼江东。窝阔台为发挥蒙古骑兵的特长，沿用灭金时宽正面、大纵深的迂回包围战略，在东起江淮西至川陕的宽大正面上发起进攻，力图越过长江，进入江南作战。
但由于兵力分散，各战区虽有突破，终因气候不适，加上中军主帅死于军中，只好中途撤退。蒙哥汗继位后吸取窝阔台失败的教训，在占领区开始设官、筑城，为持久战作准备，从而避免了春去秋来，战果得不到巩固的缺陷。在战略指导上，仍以攻占巴蜀为首要目标，同时派忽必烈率军经略云南，目的是迂回西南攻其腹背，然后北上，接应主力，东下临安。
可惜蒙哥汗在实施他的大迂回战略时，却因自己恋战，遇坚必攻，使其主力钝于四川的钓鱼城下，直至自己中石身亡，从而影响了整个战略目标的实现。
今天，当我们研究蒙军灭宋的战略思想，无不为他们开辟的广阔战场所折服。
蒙军的大迂回战略使金束手就缚，使宋廷的沿江防御失去天堑屏障。虽然蒙军攻宋的前两次迂回未实现预期战争目的，但当时忽必烈的军队事实上已迂回云南大理，经过近一年征战，兀良哈台平定了“大理五城八府四郡，泊乌、白蛮等37部”（《元史·兀良哈台传》）并与四川蒙军汇合，从而使蒙宋正面战场决战时机成熟。
若不是蒙军钓鱼台受挫，兀良哈台军就可以奇兵出广西拊京湖宋军之背，然后直下临安，这样，南宋的灭亡，就可能提前几年。由此可见，蒙军的大迂回战略可以创造利于己而不利于敌的有利战机，可以乘虚使敌我双方力量发生变化，并从根本上打乱敌人的部署，迫敌就范。
四、大迂回战略是将帅胆识和军队力量结合的产物，从某种程度上讲，它不仅仅是个方略问题，更重要的是个实践问题。成吉思汗独特的军事体制和治军思想，造就了一支高素质的军队，从而使他的战略思想得以实施。
研究蒙古兵学中大迂回战略的具体运用，从中可以发现，大迂回战略不仅仅是个方略问题，更重要的是个实践问题。
作出大迂回的决策需要雄才大略的统帅，执行大迂回战略任务需
要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否则大迂回战略只能是纸上谈兵。
成吉思汗是举世公认的伟大战略家，他能对复杂敌情作出正确判断，果断决策。
蒙古军西征花剌子模之前，当时成吉思汗面临来自三方面的挑战，一是与金国长达9年的战争，二是西夏的反叛，三是斩其使臣、屠其商队的花剌子模。成吉思汗权衡利弊，采用稳住西夏，牵住金朝，全力西征花剌子模的策略。西征花剌子模分三路进军，大军在开进中，派哲别一路绕到敌后，向敌战略上敏感的卡什加尔方向迂回，切断花剌子模与阿富汗、呼罗珊之间的联系，掩护主力战略展开。
大皇子术赤、大将军哲别率领三万人的军团，穿过真正意义上的死亡地带——帕米尔和天山山脉之间的谷地。当时“他们在一丈多深的积雪中行军，他们攀登4千多米被雪覆盖的吉西列阿尔多和铁列古达巴干两个高峰的道口。在大风雪中，用牛皮包住马腿，人穿双层的皮毛大衣，在7千多米的高山之间，在冰天雪地中前进。
他们为了暖和身体，用小刀切开马的血管，吸喝了马的温暖的血液，又把血管封闭起来……”。（《大统帅成吉思汗兵略》，150页）这段史料，反应了蒙古军队在人类军事史上所创造的奇迹，它使汉尼拔和拿破仑越过阿尔卑斯山脉的行动显得逊色。当蒙古军队突然出现在费尔干纳盆地，莫罕默德率领的精锐部队正等着他们，疲惫的蒙古军队在十分不利的情况下，以惊人的机动作战与敌人会战。
激烈的战斗持续到深夜，各自鸣金收兵。成吉思汗在接到他们的战斗报告后，令术赤归队，令哲别率领5000人马，继续向南方阿姆河上游迂回。成吉思汗等后续部队展开后，他亲率5万蒙古骑兵，从北方迂回行军，在渺无人烟的地点渡过锡尔河，通过了克吉尔库姆沙漠。
“这个宽有500公里的克吉尔库姆沙漠，被世人认为是动物绝对不可能通过的天然障碍。从那以后经过了650年，俄罗斯对叶华作战中，俄军骑兵丧失了全部军马。现在成吉思汗突然出现在莫汗默德背后能置于死地的阿姆河下游地区。”（同上书，157页）这时的莫汗默德，已被四面包围：西方有成吉思汗，北方有察合台、窝阔台，在东方有术赤，南方有哲别。
这就是成吉思汗大迂回战略最典型的一个战例，它创造了世界战史上的两大奇迹，而这种奇迹在那个时代，也只有成吉思汗统帅下的蒙古军队才能做到。
由此可见，成吉思汗军队的耐力和吃苦精神是何等惊人。如果换宋朝的军队去执行成吉思汗的大迂回战略，可能不等交战，就被雪山和大漠吞噬。
成吉思汗的军队之所以勇往直前，所向披靡，这与它独特的军事体制和特殊的治军思想有很大关系。
首先，军民一体的军事体制，使蒙古士兵从孩提时就练就了钢铁般的意志。据史载：“蒙古人从三岁起就手拿弓箭。”（同上书，263页）他们放牧、骑射、围猎，很早就孕育了灵敏的马上战术。
氏族之间的争斗，国与国之间的相互掠夺，已模糊了兵与民的界限。如今人们在探讨为什么中国的游牧民族屡屡能进入中原，打开城墙高筑的中原门户，恐怕原因恰恰在此。因为游牧民族的流动性，本身就是一种进攻样式的推演，而中原以墙自守，典型的农业式的生活，从某种程度上消磨了人的进攻意识。
一个没有进攻意识的民族，要与强悍的游牧民族交战，其胜负可想而知。
其次，成吉思汗的治军思想做到了民族性、科学性的高度统一，这是他造就一支高素质蒙古军队的根本原因。所谓民族性是指成吉思汗治军完全立足于本民族的客观实际，如借用围猎训练军队就是一种全新的军民兼容的训练方式。
所谓科学性是指成吉思汗治军完全从实战出发。它曾以西夏为对手考验自己的军队，“试图在对西夏的战争中，锻炼一下蒙古人，以利将来对中国的战争。”（同上书，93页）另外，成吉思汗也重视对军官的训练，“哪一个军官不来接受我的教育，而是呆在家里，那就好像是沉在水中的石头一样被消灭的。
”（同上书，95页）军官们在大汗的宫廷受训后回到营地担任教官，经过一整套完整体系受训的蒙古军队，最后就像成吉思汗所希望的那样：“在日常生活中，有如两岁的犊儿，但在厮杀时，又似老鹰的搏击。在筵宴和娱乐之中，无忧无虑有如小驹，但在战斗的时候，又似海东青之扑仇敌。
在白天，像老狼的俟机，在昏黑之中，像乌鸦的守夜。”（《蒙古帝国史》162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89）正是有成吉思汗这样出类拔萃的战略家和他那支坚不可摧的军队，蒙古兵学中的大迂回战略，才能在世界战争史上大放异彩。
五、大迂回战略离不开源源不断的物资供应，蒙古军队之所以能在穿插、迂回中屡建奇功，就在于它“羊马随征，因粮于敌”。
大迂回战略的实施一般要远离后方，成吉思汗及其子孙的西征，基本上是脱离根据地作战。古人云：“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但蒙古军队有一套独特的、与此不同的后勤保障体系，从而保证了蒙古军队的远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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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襄王十四年（公元前638年）在泓水发生了一场规模虽不很大，但是在中国古代战争发展史上意义却很大的战争。这场宋、楚两国之间的战争，史称“泓水之战”，宋襄公也因这场战争而成了名人。
十一月初一，楚军进至泓水南岸，并开始渡河，这时宋军已布列好阵势。
宋大司马公孙固鉴于楚宋两军众寡悬殊，但宋军已占有先机之利的情况，建议乘楚军渡河过半时予以打击，宋襄公断然拒绝。楚军全部渡过泓水后开始布列阵势，这时公孙固又劝宋襄公乘楚军列阵未毕、行列未定之际发动攻击，宋襄公仍然不予接受。一直等到楚军布阵完毕，一切准备就绪之后，宋襄公这才击鼓向楚军进攻。
战争的结果是人所尽知的，宋军受到重创，宋襄公本人的大腿也受了严重的箭伤，连其禁卫军（门官）也悉数被楚军所歼灭。
而这场战争的意义不在于表明宋襄公指挥有错误，或他本人智力有缺陷。因为宋襄公在泓水之战中的所作所为，其实并非他本人心血来潮、视战争如儿戏，而是他努力保持君子尊严的举动，恪守战争当受道德规则约束的选择。
这场战争的标志作用是，自西周初建，到春秋末期，兵家所奉行“仁义之兵”，提倡“成列而鼓”的“正道”，被“不讲信义”且又实力强大的楚军彻底击碎了。
周王朝建立之后，充满诡道权谋思想的“太公阴符”，并没有成为军事的主导思想，而是“治兵以礼”。
同时代的《司马法》与其说是兵书不如说是礼书，其中强调的“军礼”是，用兵应该“正而不诈”，即必须做到“成列而鼓，不相诈”，“逐奔不远，纵绥不及”，战争的程度与范围应该受到必要的限制，不允许无节制地使用暴力。
宋襄公所坚持强调的，“君子不重伤”（不再伤害受伤的敌人）；“不禽二毛”（不捕捉头发花白的敌军老兵）；“不以阻隘”（不阻敌人于险隘取胜）；“不鼓不成列”（不主动攻击尚未列好阵势的敌人），都是对《司马法》作战原则的坚持。
如果在中国破坏了有限战争规则的是被中原各国视为“蛮夷”的楚国，那么在欧洲破坏有限战争规则的就是大革命之后的法国。
在泓水之战后中国诞生了一位举世公认的战略家，他就是提倡“兵者诡道”，主张“兵以诈立，以利动，以分合为变”的孙武。
在他撰著的《孙子兵法》十三篇中，战争已经不允许有任何温情，只要能达到消灭敌人、保存自己的目的，战争的手段可以无所不用其极，于是乎“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是正当途径，“堕其城，毁其国”是应有做法，“掠于饶野”、“掠乡分众”是可行举措。虽然兵不血刃是任何一个军事统帅的希望，而在孙武的时代“不战而屈人之兵”，只能是遥远的理想。
在战国时代的将领都将“兵不厌诈”奉行为指导作战的最高原则，其客观效果，往往是在取得战争胜利的同时，也促使战争手段变得越来越残酷，战争破坏程度越来越骇人。所谓“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
秦将白起在长平一战后坑杀赵国降卒40万，就是战争已经变成了只求目的不讲手段的例证。
在欧洲，拿破仑战争结束后。一代战略学大师卡尔·冯·克劳塞维茨以拿破仑战争为经验，写出了著名的传世之作《战争论》。
这部和《孙子兵法》一样诞生于战乱背景下的军事著作，同样把战争暴力推进到最大限度，并以战胜和消灭敌人的军队作为核心目标。这种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原则的作战思想，一直到20世纪的上半叶都在发挥着主导作用，并在世纪初的两次大战中把屠杀演义到了极致。
在中国，到了结束战乱统一后的汉朝。军事思想家再次对战争的目的和手段进行了反思，这一点在两汉时期惟一一部流传至今的完整兵学著作《三略》中有集中的反映。在战争目的论方面，所强调的是“诛暴讨不义”；在对待“战胜”与“国安”关系上，它既重视如何争取“胜可全”，更重视如何实现“天下宁”；思想上又回到了崇尚“仁义”和“礼乐”，提倡施“仁义”之泽于万民：“泽及于民，则贤人归之；泽及昆虫，则圣人归之。
贤人所归，则其国强；圣人所归，则六合同。”同时《淮南子》中也有这样的感叹：“古之伐国，不杀黄口，不获二毛，于古为义，于今为笑，古之所以为荣者，今之所以为辱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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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以伯罗奔尼撒战争为主题，按年代顺序记叙了战争。现在流行的版本，共分八卷，其内容能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即第一卷，是绪论，共11章。其中第一章是序言，说明早期希腊的历史及作者著作历史的方法和目的。在第一章中作者考察远古直到他生活的那个时代为止的希腊历史时,曾明确指出：“过去的时代，无论在战争方面，或在其他方面，都不是伟大的时代。
”这反映出至第十一章说明这场战争的远因和近因。他在论述了雅典与伯罗奔尼撒同盟之间的矛盾的基础上，指出战争的原串是因为希波战争后雅典势力的增长引起斯巴达的恐惧和科林斯等城邦的不满。第二部分是第二卷至第五卷第二章，叙述 公元前431年至公元前421年的10年战争的情况。
第二卷由10章组成。第一章叙述第比 斯人进攻普拉提亚，伯罗奔尼撒战争开始。第二章至第四章记述战争第一年的情况，主要 描写伯罗奔尼撒人第一次侵入亚狄迦受挫情况——第五章至第七章记述第二年战争情况， 伯罗奔尼撒人第二次侵人亚狄迦。第八章至第十章记述战争第三jp情况——伯罗奔尼撒人 又围攻普拉提亚。
第三卷由8章组成。第一章记述战争第四年的情况，第二章至第六章开 头部分记述第五年的情况。第六章至第八章记述第六年的情况。第四卷由10章组成。第 一章至第三章前半部分记述第七年的情况，第三章后半部分至第八章记述的是战争第八 年的情况。第九章记述战争具体情况。
第十章简述了战争第九年的情况。第五卷由7章组成。第一、第二章记述第十年战况及订立尼西阿斯和约的情况。第三部分包括第五卷第三章至第七章。记述订立尼阿斯和约至西西里远征之间五年半的历史。第四部分包括第六、第七两卷。记载公元前415年至前413年间雅典人的西西里远征及其全军覆没的情况。
第六卷由9章组成，即在战争的第十七年雅典人的第一次远征西西里的情况。第七卷由7章组成，记载战争的第十八年雅典人的第二次西西里远征全军覆没的情况。第五部分即第八卷，由8章组成，记载战争的最后阶段最初两年间的历史，写到公元前411年冬季突然中断。
5、《希腊波斯战争史》的作者是谁
希罗多德(约公元前484 ~前425年），古希腊第一个著名史学家，西方史学的奠基人， 被人们尊称为“历史之父”。他出生于小亚细亚南海滨的哈利卡那苏城的一个名门望族。 他的父亲是一个巨富的奴隶主，叔父是本地一位著名诗人。希罗多德从小勤奋刻苦，酷 爱史诗。
约公元前461年，在哈卡利那苏城发生的一次内战中，他叔父被本城僭主吕格 达米斯杀害，希罗多德全家受株连，被迫移居萨摹斯岛，并且开始长期漫游，其足迹东 至巴比伦，西至意大利南部，北到黑海北岸，南到埃及最南端。在此期间，他访查传闻 逸事，凭吊历史遗迹，了解风土人情，收集了大量资料，为以后写《历史》做了准备。
公元前447年，他来到雅典，结识伯里克利和索福克利斯等学者，成为伯里克利小圈子 里的人物。希罗多德对波斯希腊战争中希腊诸城邦打败波斯侵略的英雄业绩十分钦佩， 收集了许多有关史料，在伯里克利和友人们的鼓励和支持下，他决心写一部完整叙述希 波战争的历史著作。
公元前443年，他迁居意大利南部的图利瓮城邦，开始专心写作《历 史》。可惜《历史》没有最终完稿，希罗多德便于公元前425年离开了人间。希罗多德 明确地划出了史前历史与古代历史的分界线。他对历史学的贡献，在古代世界是无人可 比拟的，他综括一切的能力也是后人难以望其项背的。
他一生除了写作《历史》外，还 写了《亚述人故事》，但已失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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