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1、儒侠和墨侠的区别？2、儒侠道侠佛侠，武侠故事长篇有哪些金庸作品：第
3、《儒侠》一诗是谁写的
4、金庸小说中的侠客形象
5、九阴真经儒侠怎么获得
6、Wk的儒侠专辑里有哪些歌曲？
7、什么是侠文化
8、金庸是怎样评价侠客的
9、金庸为什么以《鹿鼎记》为封笔之作
1、儒侠和墨侠的区别？
儒侠是理论派，为侠提供理论基础和精神支柱，不主张使用武力。
墨侠是行动派，是侠的行为基础，以实际行动来体现自己的主张，帮助弱小抵抗侵略。电影《墨攻》所表现的就是墨侠。
儒侠的人格和墨侠的行为，两者混合在一起就是战国时期侠的含义。
2、 儒侠道侠佛侠，武侠故事长篇有哪些金庸作品：第
一共15部：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飞—《飞狐外传》(1960年) 雪—《雪山飞狐》(1959年) 连—《连城诀》(1963年) 天—《天龙八部》(1963年) 射—《射雕英雄传》(1957年)－－金庸“射雕三部曲”之第一部曲，也是其成名作；被金庸小说的读者称为“侠文化的歌颂” 白—《白马啸西风》(1961年)－－附在“雪山飞狐”之后的短篇小说 鹿—《鹿鼎记》(1969年)（封笔之作）韦小宝七个老婆：沐剑屏、方怡、建宁公主、曾柔、苏荃、双儿、阿珂。 笑—《笑傲江湖》(1967年) 书—《书剑恩仇录》(1955年)－－第一部小说 神—《神雕侠侣》(1959年)－－金庸“射雕三部曲”之第二部曲，被金庸小说读者称为“情的赞美” 侠—《侠客行》(1965年) 倚—《倚天屠龙记》(1961年)－－金庸“射雕三部曲”之第三部曲 碧—《碧血剑》(1956年) 鸳—《鸳鸯刀》(1961年)－－附在“雪山飞狐”之后的短篇小说 《越女剑》(1970年)－－金庸本意为“卅三剑客图”各写一篇短篇小说，最后只完成了头一篇《越女剑》，亦没有包含在对联之中。
3、《儒侠》一诗是谁写的
在野之白（网名）写的
出自榕树下文学网站原创文学
总名称是【古典诗歌】侠客行（外四首）
望采纳
4、金庸小说中的侠客形象
金庸小说中的侠客形象主要可以分为三类：民间侠、儒侠和道侠。
民间侠的典型代表是萧峰，他具有历史上一般侠客的讲义气、重然诺、扶危济困等优良品格，更重要的是他具有古往今来的侠客中最为潇洒不羁、纵横无束而又豪爽纯真的性格；看似粗莽大汉，实是宅心仁厚，极富怜悯情怀。他的结局尤为特殊，为息两国之争，救生民于涂炭，他不惜以自杀震慑辽国，警醒大宋，这就给人们留下了无法逃避的思考：胸前刻着青郁郁狼头的“野蛮人”与满口仁义道德的“文明人”相比，哪一类人更文明？传统的华夷之辩、畛域之分到底是对是错？实际上，这是借萧峰之死把普通百姓心灵深处的光华逼显出来。萧峰这一朴素的民间大侠的形象确实显示出某种永恒性：在任何历史时期，萧峰所代表的正直、朴素、真诚和献身精神都具有不灭的价值和意义。
儒侠的典型代表是郭靖，他的身世经历极其符合孟子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论断，他的性格符合孔子的“木讷近仁”、“巧言令色鲜仁矣”的论述，他的作为和结局更使他成为“为国为民”的“侠之大者”。事实上，作为儒侠的郭靖已经“名士化”，更趋近于民族英雄和道德楷模，然而，这决不是我们习见习闻的政治宣传，金庸小说始终在文化层面描述郭靖的“英雄”和“道德”这两个方面的，因此，他的具有远大理想而又积极行动的大侠品格有着鼓舞人心的作用，其正大弘毅的人格对于我们这个民族来说应该有着永恒的意义。
道侠的典型代表是张三丰，他清虚自守、圆融无碍、慈善为怀而又不是遗世独立，他即现实而又超现实，在实践老庄思想的生命历程中，他达到了执著现实而又审美超越的人生的天地境界，他的清明澄澈的智慧和静穆高大的人格会赢得人们的恒久景慕。在一定意义上讲，张三丰的人格为我们描绘了一幅精神家园般的图景，它是我们这个民族永远无法达到而又永远追求的人格模式。
当然，金庸小说中还有其他很多类型的侠客，比如自由型侠客令狐冲，复仇型侠客袁承志等等，这里暂不涉及。
应当说，侠义精神是一种具有积极合理因素的民族文化精神，起码是一种对黑暗邪恶势力的反拨力量，正是因为有侠义精神的普遍存在，民间社会的正义力量才得到保证，上层社会也才能从中提升出“为民请命”和“拚命硬干”的精神，塑造出“民族的脊梁”。
金庸小说正表现了这种“提升”。金庸小说对传统的赴人困厄、私相复仇、依附清官等带有严重局限的侠义精神进行了超越，从侠义精神的最本质的内核入手，抓住其中具有现实合理性的因素，按照现代观念的要求对其进行了新的创造。应当说，萧峰、郭靖、张三丰这样的形象并不符合历史的真实，但因融入了现代意识，让现代人感觉到了深刻的文化的真实。这就是对传统进行创造性的转化的成功范例。
从传统文化的本质上看，征服社会的目的是为了完善道德，完善道德的目的则是为了更好地征服社会，构建更为理想的社会存在，因此，武”与“侠”是从传统文化的本质深处生发出来的两个概念，体现了传统社会中人们对于理想世界的恒久渴望。在当今社会中，“武”与“侠”的外在形式已失去了存在的社会基础，但其内在的文化精神却必然也必须生生不息，因为民族作为一种文化存在是不能离开自己的文化之魂而独立于天地之间的。
武魂悠悠，侠意切切，伊人已逝，千古难再。然而，民族的精魂是不会消散的，当我们展读金庸小说时，那如痴如醉的感受，不正昭示着我们回到了自己的精神家园吗？
那么，什么是家园？家园就是美，即使有痛苦，也还是美的。
但家园虽美，不可永居，也许，只有在我们不仅愿意背负美，也有勇气背负痛苦走向未来，开辟新的家园的时候，我们才能变得健康而坚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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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小说中的侠客具体说，它经历过四个阶段：“侠之立、侠之变、侠之疑、侠之反”。金庸是立中有变，集小变为大变；变中有疑，集小疑为大疑；疑中有反，集小反为大反。
在早期几部书中，他按照正宗的中国侠义观念——儒家之侠这个观念来书写，这到郭靖是最高峰；但是到了杨过就开始变，而到张无忌则变异越大。在不断变化中，对武侠世界的传统价值慢慢产生怀疑，而怀疑的典型代表是《连城诀》，那真有点拨剑四顾心茫然的感觉，而《侠客行》中几乎所有的人物都是被自己欲念支配着，正宗“侠”的理念在这世界很难找到，《天龙八部》也是对武侠价值有着高度的怀疑。这是金庸不同于别的作家之处，而更与众不同之处就是走向“侠之反”，对武侠价值、对武侠传统写作方式有种自觉或不自觉的颠覆或反讽。
从现实观点看金庸武侠小说，似乎“侠”的基本价值和文化与今天的组织现象、组织文化会有所抵触、矛盾。管理，它的基层是组织，在今天的社会里，人和人、组织和组织之间基本逻辑就是交易，相互间有妥协和让步、利益分配和行政规范。可是金庸小说的侠，都有非常奔放独立的生命，他可以牺牲很多东西，就为了追求单一目标。不需要和人家妥协，不用和人成群结队，没什么利益交换，也不受组织规范，所以不容易从组织管理的角度来观照他们。虽然武侠小说里也有组织，但试看长期存在于组织的人，或组织里有效的领导者，似多平庸之辈。全真教的道士们、少林寺的和尚们，武功高有什么用？很俗气！彼此之间的想法、沟通很复杂，不是个痛快的人生。
大侠还有一个特色，就是行政管理都不行。像郭靖、令狐冲、张无忌，虽然个人魅力很强，但他们带领那么多人，都是黄蓉、任盈盈、赵敏在管，就像有个老婆管理学院。最近很多女性主义学者认为金庸小说的女性不重要，我倒认为金庸武侠小说反映了一个现实，就是男人在外面打拼，女人在后面遥控，真正有能力有影响力的是女人。
甚至还有个现象就是，同一个人在组织内外表现特异。如向问天，流落江湖被人追打时多么英雄豪杰，后来任我行平反后，让他做了行政主管就侠义不起来了。金毛狮王谢逊在江湖闯荡时多好，但以前在明教里也不很快乐；这跟《水浒传》一样，所有人入伙前都是英雄好汉、立体的人物，跑到梁山泊以后就变成平面的，只是一个名字而已。因为在现实社会之下，我们把自己的生活生命都投入了大大小小的各种组织结构，羁绊在里面，使我们的人性、侠性受到太大的扼杀！
5、九阴真经儒侠怎么获得
在东海蓬莱岛可以获得，不过有人数上限，满了之后就算达到要求也领不了。
6、Wk的儒侠专辑里有哪些歌曲？
碧血剑- 《碧血青山》
飞狐外传- 《素问天枢》
射雕英雄传-《瑞鹊仙歌》
天龙八部- 《浊浪红尘》
神雕侠侣- 《又见黄昏》
笑傲江湖- 《醉死梦生》
侠客行- 《万里尘烟》
鹿鼎记- 《天大地大》
书剑恩仇录-《傲雪千寻》
倚天屠龙记-《碧海乾坤》
网络上没有正版公布（一 一）要听的话去网盘或者啪啪找找看
7、什么是侠文化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武侠小说被改编成电影`电视而搬上荧幕。不能否认，武侠小说影响了更多的人。它已不只是一种文学形式，还是一种新兴的文化。
若要问武侠小说为何有如此大的吸引力，武侠迷们会告诉你，因为它的扣人心弦`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因为它的精彩激烈的打斗场面，更因为它所塑造的伟大的人格形象——这就是“侠”。
新武侠小说的开山宗师梁羽生先生有一个著名的观点，即武侠小说有武有侠，侠是第一位，武是第二位。“宁可无武，不可无侠。”可见武侠小说家对侠的重视。
侠有二重相关的含义：在事, 是指正义的行为；在人, 则指正义的代表，或“集中社会下层人物的优良品质于一个具体的个性，使侠士成为正义、智慧、力量的化身”（梁羽生语）这是普遍承认和接受的。但金庸的小说却有例外。纵观金庸小说的创作道路，不难看出，金庸笔下的主人公有以下四点趋势或特点：
1人物个性越来越突出，侠的共性越来越少，离“侠”的典范越来越远。
2人物的侠气与正义的品质有一条明显的曲线，可谓“侠气渐消，邪气渐涨”。
3人物的侠义典范的理想性越来越少，而人物的现实人性表现越来越多。
4人物的人格力量越来越弱，心理冲突越来越多，社会冲突也越来越重要。社会环境的制约力量也越来越强。
从金庸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书剑恩仇录》到最后一部长篇小说《鹿鼎记》，从陈家洛到韦小宝，正体现了从侠到“反侠”，从伟人到小人的发展方向。这就是金庸小说的魅力所在，他不仅托起高大的侠，还深刻地刻画了一个个真实的“人”，哪怕是小人。
金庸小说的主人公的人格类型可分为儒侠、道侠、佛侠、浪子及小人五种。
儒家之侠
自古至今，儒家思想成为中国文化的支柱和核心，它的影响遍及文化领域和世道人心的方方面面，那么它对武侠小说的影响也就可想而知了。早期的武侠小说中的侠有着鲜明的儒家人格：一是有着强烈的积极的入世精神，关心现实世界；二是“以天下为已任”，三是“自我”的牺牲。
在金庸的《书剑恩仇录》《碧血剑》《射雕英雄传》几部小说的主人公身上，这种儒家之侠的形象发挥得淋漓尽致。
陈家洛本是一个儒生，后来成为侠士，正是对国之家存的责任感及对前朝的忠诚使他成了侠士的领导人——反满抗清组织红花会的总舵主。然而他的“儒侠”风范最为突出的地方在于他的“牺牲一已之私，以成千秋大业”的思想。他牺牲了自己的爱情，将情人喀丝丽献给乾隆，却因此葬送了喀丝丽的生命，也并未达成他的目的。这是一个讽刺。这正是金庸的高明之处——它没有因为理想人格典范而无视、牺牲人物的现实个性。
《碧血剑》的主人公袁承志被写成是明末抗清名将袁崇焕的儿子，因而他的抱复杀父之仇就同时具备了反明抗清、以天下为己任的功能。因为他的仇人正是明帝与清酋，他要“并诛明帝清酋，以洗千古奇冤”，也就是赐天下和平、为万民造福的大好事。但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是笔败作。他帮师兄师侄夺回闯王的军饷，化解焦公礼和闵子华的仇怨，发掘大批宝藏，护送宝藏途中与各路黑道枭雄、官军拼斗，组织义军，荣任北七省武林盟主。看似做了不少大事，但却没能很好地刻画出他的性格特征。他像是一个导游似的东奔西走，忙忙碌碌，却只是叙述情节。到最后，他也找不到真正的英雄用武之地，只得逃到海外去了。这样的结局不能不说是因他所受的儒家“仁，忍”思想及 “中庸”的处事态度的影响所造成的。
与袁承志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射雕英雄传》中的郭靖。他不仅是儒侠中的侠之大者。而且也是一切侠中的侠之大者。他在《射雕》及，《神雕侠侣》中矗立起真正的大侠形象，突出了他“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宝贵的儒家精神，以及“为国为民，侠之大者” 的崇高品格。有一例子：郭靖之女郭襄被金轮法王抓住绑在高柱上逼郭靖投降。郭靖答道：“鞑子若非惧我，何须跟我小女儿为难？鞑子既然惧我，郭靖有为之身，岂肯轻易就死？”又对郭襄说：“襄儿听着，你是大宋的好女儿，慷慨就义，不可害怕。爹娘今日救你不得，日后定杀了这万恶奸僧，为你报仇！”只直至《倚天屠龙记》中提到，郭靖夫妇终于死在襄阳围城之役，城破人死，他的高大光辉的儒侠形象才最终完成。
道家之侠
道家之侠与儒家之侠的区别是明显的，这正如道家与儒家的区别。道侠中最典型的例子便是《神雕侠侣》中杨过。
1、儒侠重在“仁”，道侠重在“智”。通俗说法，儒侠是忠心仁厚的老好人，如郭靖的纯朴质直，厚道无伪；而道侠则是聪明人，如杨过的机智、聪敏。
2、儒侠重在“社会本位”，道侠重在“自然本性”。这正体现在郭靖“守住襄阳，不惜一死，为国御悔，为民造福”的信念中，和杨过不拘于时的作风上。
3、儒侠是积极的，入世的，道家相对消极，有出世倾向或不容于世。古有“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人生观。这种人生观可一分为二，“兼济天下”属儒家， “独善其身”则属道家。尽管郭靖生性愚鲁质拙，但他能“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将天下苍生，社稷安危看得比自己的生命更重要。反之，杨过有过人智慧，盖世神功，却无雄心壮志，只求与小龙女隐居古墓之中，他人生死、天下兴亡与之毫不相干。
4、儒家之侠秉持“中庸”，性习“合群”，而道家之侠则更具鲜明个性，追求个性独立与人生自由。看郭靖威震江湖，万人敬仰，却谦虚礼让，深得人心，受人尊重。杨过则从不将世俗放在眼里。他认欧阳锋为父，反出师门，爱上师父小龙女，这等在郭靖等人的儒家正统观念简直是大逆不道之事，但在杨过的心目中却有自己的另一种价值观念。
总之，儒家重群体，重教化、重共性、重社会理性；道家重个人、重人性、重情感气质、重自然之风度。杨过用自己的一生证明了一个真理：像他这样的人也能成为一位真正的侠。——真诚、情爱、个性、自由、自主的人格与侠侣理想并不违背，虽与传统的儒学精神及伦理规范不尽相符，但正因如此，反倒有一种超常的人格风彩和魅力。从人文主义的观点看，杨过的经历、个性和人格，他的世界观、人生观比郭靖先进得多，也要可爱得多。他的人生观、世界观及其主体人格的形成，标志着“人”的真正的觉醒，他对真情与自由的执着向往，比起郭靖的儒家道学的迂腐，不但进步，也更可爱可敬。
佛家之侠
佛家之侠的代表作《天龙八部》的书名就是取自佛经。这部小说的“有情皆葬，无人不冤”的人世生活的残酷图景，及其“破葬化痴，苦海慈航”的思想主题，无疑有着演绎佛学思想的明显痕迹。
具体到小说中的三位主人公，就更容易理解了。段誉虽然是书生、王子，但也是一位熟读经书的佛教徒。大理国也是一个佛教昌盛之国。段誉在小说的一开头就从家中跑了出来，原因即不愿练武。大理段氏的一阳指武功在武林之中赫赫有名，居然有人不愿意学此武功，看起来简直叫人难以置信。而段誉之所以不愿意学武，则是由于他熟读佛经，不愿意学武伤人，违背佛慈悲心肠。这无疑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段誉的形象，也就此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不愿意做的事，谁也无法逼他去干。
虚竹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佛教徒，他虽然违犯了佛门规定，而被少林寺开除，但他的精神人格，却依然是佛家的。他是一位还了俗的僧人，一位不出家的出家人，这一点想来谁也不会怀疑的。
肖峰与佛家也颇有渊源，他是少林寺玄慈大师等人送至少林寺外的农家乔三槐家收养，又由少林高手传授他少林武功。当然这些都还不能证明肖峰就是一位佛家之侠了。相反，小说中的肖峰因为身世之谜被揭开，而要寻找杀父仇人，造了不少的罪恶。他成了满怀仇恨、双手沾满血的“嗔者”，他与中原群雄对敌，尽管由于中原汉人的逼迫，不得已而为之，但这并不能开脱肖峰自己的罪责。他是一位具有英雄气概的侠士，却也沾满了无辜人的血。直至小说的最后，肖峰见到父亲出家，悟到自己的江湖人生的真象，再也不愿意制造杀孽，甚而为了阻止辽王耶律洪基兴兵侵宋，而最终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这才使他的形象升华为一种大慈大悲的境界。按照现代的解释，他成了一位“国际主义者”与“和平主义者”，而按照肖峰的真实的思想实质而言，则是一种本能的悲天悯人的心肠。这是一种佛家之侠的典型形象。
他们的人格，有着共同的基因，使三位个性不同、身份地位不同的主人公成为结义兄弟，生死之交。这一种共同的人格基因，正是一种佛家精神。这种佛家精神，是超儒家、道家之侠者的个性、身份及其价值观点之上的。它可以说是一种精神的核心或本源，使得这三位主人公殊途同归。
浪子
提起浪子，自然让人联想起那位爱喝酒的、豪放不羁的令狐冲，令狐冲的形象是一种全新的人格形象，他具有真正的叛逆性，不仅像杨过那样叛逆传统的儒家礼法，而且是对整个的——儒、道、佛合流的——传统文化的彻底背叛。在令狐冲身上，我们看见了真正的现代人文主义思想意识，我们看到了现代意识与现代人的人格理想。
现代著名作家林语堂先生在其伟大的著作《生活的艺术》中这样写道：“人类尊严的信仰应和放浪者的理想发生联系，绝不应和一个服从纪律、受统驭的理想发生联系。这样讲起来，放浪者也许是人类中最显赫最伟大的典型，正如士兵也许是人类中最卑劣的典型一样。”
在《笑傲江湖》的第十回中有一例：
风清扬微笑道：“你用这法子取得了一日一夜，竟不费半点力气，只不过有点儿卑鄙无耻。”令狐冲笑道：“对付卑鄙无耻之徒，说不得，只好用点卑鄙无耻的手段。”风清扬正色道：“要是对付正人君子呢？”
令胡冲道：“就算他是正人君子，倘若要杀我，我也不能甘心就戮，到了不得已的时候，卑鄙无耻的手段，也只好用上这么一点半点了。风清扬大喜，郎声道： “好，好！你说这话，便不是假冒为善的伪君子。大丈夫行是，爱怎样就怎样，行云流水，任意所之，什么武林规矩，门派教条全是放他妈的狗臭屁！”
今狐冲正是这样一位放浪者，他是聪慧的，又是喜欢胡闹，喜欢一切自由的。然而在他的浪子形象背后却深藏着一个儒家之侠和道家之侠的缩影。为救恒山派弟子仪琳，他与采花大盗田伯光周旋，身受重伤；被逐出师门之后，师父岳不群明里百般刁难，暗中使诈陷害，他不忘昔日师父、师娘养育、教导之恩，绝不反抗。这正体现了他儒家思想中“善、仁、义”的一面。而他与田伯光兄弟相称，与向问天结成莫逆之交，做尼姑头头——恒山派掌门，也让我们看到了他不拘泥于世俗的道侠的一面。
在武侠小说的侠中，金庸的令狐冲永远是独占一份儿的，他有着特殊的人格价值和审美意义。那是因为作者将他塑造成为一个具有儒侠、道侠、浪子的共性的“人”。他的人格和尊严有着巨大的魅力，而他为人格独立与尊严所付出的代价，所做出的努力，甚至进行了许多惊心动魄的搏斗，这些经历，这种奋斗意志和战斗情怀，更是人类希望的永恒的象征。
小人
前面已经提到金庸最后一部长篇小说《鹿鼎记》的主人公韦小宝，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小人，也许有人会说：“韦小宝这样一个小人，怎能与侠相提并论？”“然而它已经不太像武侠小说，毋宁说是历史小说。”（金庸语）。金庸将各式各样的理想人格提供给我们，而在最后一部小说中，却让我们看看在传统文化格局下生存的真实人格——这就是韦小宝形象的意义 。
韦小宝是靠着自己的本能活在这个世界上，痛苦又麻木，被污辱而又自得其乐。他无疑已经适应了这样一种特殊的生活环境，并且如鱼得水。在“适者生存“的残酷的现实法则中，他首先必须保证自己的适应能力，包括利用一切方法，不择手段地自我保护，从而确保自己的生存。确保生存，或生存第一，这成了韦小宝的生存本能的最重要的表现形式，也是他的人生的最重要的原则。其任何东西与之相比，都是微不足道的。
这一人物使我们想起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笔下的唐‐吉珂德。《鹿鼎记》的意义正如《唐‐吉珂德》一样，是对流行文学、流行形象的反讽、否定和超越。《唐‐吉珂德》是“反骑士小说”，《鹿鼎记》是“反武侠小说”。唐‐吉珂德是一为“盲目的骑士”，韦小宝则是一个“清醒的小人”。
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中的阿Q则是韦小宝的原形。阿Q是国民性的典型，韦小宝是传统文化性格的典型，而阿Q的“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的思想与韦小宝“为人要讲义气”的思想来自同一文化基础。但在某些方面，韦小宝的形象比阿Q要深厚德多，丰富得多，甚至也要深刻得多。因为韦小宝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钥匙，他不仅能打开民间文化的门，宫廷文化的门，而且能打开更隐秘的文化心理之门。
尽管韦小宝是个标准的小人，但他比那些高大的侠更能深入人心，因为他更具有真实的、贴近生活的现实人格。
自此，我们透过金庸的作品，领略了精彩的“侠文化”中的一部份，金庸笔下的“侠”使我们不仅面对了人物形象与人物个性，也面对了“中国文化与中国人”， “中国人的人格、性格”以及“理想人格与现实人格”等哲学课题。看金庸的小说也不再满足于精彩的情节与丰满的人物形象，而从中悟到许多人生、人性哲理，激起思想火花的碰撞。
“侠文化”不仅存在于武侠天地中，它更深深地渗透到人性中。从伟人到小人，从侠到反侠，正是人类社会由理想走到现实，从人物到人格再到人性的最终体现，“侠文化”也正是中国文化的一种生动体现。
参考资料：http://baike.baidu.com/view/2019050.html?wtp=tt
8、金庸是怎样评价侠客的
金庸小说中的侠客形象主要可以分为三类：民间侠、儒侠和道侠。
民间侠的典型代表是萧峰，他具有历史上一般侠客的讲义气、重然诺、扶危济困等优良品格，更重要的是他具有古往今来的侠客中最为潇洒不羁、纵横无束而又豪爽纯真的性格；看似粗莽大汉，实是宅心仁厚，极富怜悯情怀。他的结局尤为特殊，为息两国之争，救生民于涂炭，他不惜以自杀震慑辽国，警醒大宋，这就给人们留下了无法逃避的思考：胸前刻着青郁郁狼头的“野蛮人”与满口仁义道德的“文明人”相比，哪一类人更文明？传统的华夷之辩、畛域之分到底是对是错？实际上，这是借萧峰之死把普通百姓心灵深处的光华逼显出来。萧峰这一朴素的民间大侠的形象确实显示出某种永恒性：在任何历史时期，萧峰所代表的正直、朴素、真诚和献身精神都具有不灭的价值和意义。
儒侠的典型代表是郭靖，他的身世经历极其符合孟子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论断，他的性格符合孔子的“木讷近仁”、“巧言令色鲜仁矣”的论述，他的作为和结局更使他成为“为国为民”的“侠之大者”。事实上，作为儒侠的郭靖已经“名士化”，更趋近于民族英雄和道德楷模，然而，这决不是我们习见习闻的政治宣传，金庸小说始终在文化层面描述郭靖的“英雄”和“道德”这两个方面的，因此，他的具有远大理想而又积极行动的大侠品格有着鼓舞人心的作用，其正大弘毅的人格对于我们这个民族来说应该有着永恒的意义。
道侠的典型代表是张三丰，他清虚自守、圆融无碍、慈善为怀而又不是遗世独立，他即现实而又超现实，在实践老庄思想的生命历程中，他达到了执著现实而又审美超越的人生的天地境界，他的清明澄澈的智慧和静穆高大的人格会赢得人们的恒久景慕。在一定意义上讲，张三丰的人格为我们描绘了一幅精神家园般的图景，它是我们这个民族永远无法达到而又永远追求的人格模式。
当然，金庸小说中还有其他很多类型的侠客，比如自由型侠客令狐冲，复仇型侠客袁承志等等，这里暂不涉及。
应当说，侠义精神是一种具有积极合理因素的民族文化精神，起码是一种对黑暗邪恶势力的反拨力量，正是因为有侠义精神的普遍存在，民间社会的正义力量才得到保证，上层社会也才能从中提升出“为民请命”和“拚命硬干”的精神，塑造出“民族的脊梁”。
金庸小说正表现了这种“提升”。金庸小说对传统的赴人困厄、私相复仇、依附清官等带有严重局限的侠义精神进行了超越，从侠义精神的最本质的内核入手，抓住其中具有现实合理性的因素，按照现代观念的要求对其进行了新的创造。应当说，萧峰、郭靖、张三丰这样的形象并不符合历史的真实，但因融入了现代意识，让现代人感觉到了深刻的文化的真实。这就是对传统进行创造性的转化的成功范例。
从传统文化的本质上看，征服社会的目的是为了完善道德，完善道德的目的则是为了更好地征服社会，构建更为理想的社会存在，因此，武”与“侠”是从传统文化的本质深处生发出来的两个概念，体现了传统社会中人们对于理想世界的恒久渴望。在当今社会中，“武”与“侠”的外在形式已失去了存在的社会基础，但其内在的文化精神却必然也必须生生不息，因为民族作为一种文化存在是不能离开自己的文化之魂而独立于天地之间的。
武魂悠悠，侠意切切，伊人已逝，千古难再。然而，民族的精魂是不会消散的，当我们展读金庸小说时，那如痴如醉的感受，不正昭示着我们回到了自己的精神家园吗？
那么，什么是家园？家园就是美，即使有痛苦，也还是美的。
但家园虽美，不可永居，也许，只有在我们不仅愿意背负美，也有勇气背负痛苦走向未来，开辟新的家园的时候，我们才能变得健康而坚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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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小说中的侠客具体说，它经历过四个阶段：“侠之立、侠之变、侠之疑、侠之反”。金庸是立中有变，集小变为大变；变中有疑，集小疑为大疑；疑中有反，集小反为大反。
在早期几部书中，他按照正宗的中国侠义观念——儒家之侠这个观念来书写，这到郭靖是最高峰；但是到了杨过就开始变，而到张无忌则变异越大。在不断变化中，对武侠世界的传统价值慢慢产生怀疑，而怀疑的典型代表是《连城诀》，那真有点拨剑四顾心茫然的感觉，而《侠客行》中几乎所有的人物都是被自己欲念支配着，正宗“侠”的理念在这世界很难找到，《天龙八部》也是对武侠价值有着高度的怀疑。这是金庸不同于别的作家之处，而更与众不同之处就是走向“侠之反”，对武侠价值、对武侠传统写作方式有种自觉或不自觉的颠覆或反讽。
从现实观点看金庸武侠小说，似乎“侠”的基本价值和文化与今天的组织现象、组织文化会有所抵触、矛盾。管理，它的基层是组织，在今天的社会里，人和人、组织和组织之间基本逻辑就是交易，相互间有妥协和让步、利益分配和行政规范。可是金庸小说的侠，都有非常奔放独立的生命，他可以牺牲很多东西，就为了追求单一目标。不需要和人家妥协，不用和人成群结队，没什么利益交换，也不受组织规范，所以不容易从组织管理的角度来观照他们。虽然武侠小说里也有组织，但试看长期存在于组织的人，或组织里有效的领导者，似多平庸之辈。全真教的道士们、少林寺的和尚们，武功高有什么用？很俗气！彼此之间的想法、沟通很复杂，不是个痛快的人生。
大侠还有一个特色，就是行政管理都不行。像郭靖、令狐冲、张无忌，虽然个人魅力很强，但他们带领那么多人，都是黄蓉、任盈盈、赵敏在管，就像有个老婆管理学院。最近很多女性主义学者认为金庸小说的女性不重要，我倒认为金庸武侠小说反映了一个现实，就是男人在外面打拼，女人在后面遥控，真正有能力有影响力的是女人。
甚至还有个现象就是，同一个人在组织内外表现特异。如向问天，流落江湖被人追打时多么英雄豪杰，后来任我行平反后，让他做了行政主管就侠义不起来了。金毛狮王谢逊在江湖闯荡时多好，但以前在明教里也不很快乐；这跟《水浒传》一样，所有人入伙前都是英雄好汉、立体的人物，跑到梁山泊以后就变成平面的，只是一个名字而已。因为在现实社会之下，我们把自己的生活生命都投入了大大小小的各种组织结构，羁绊在里面，使我们的人性、侠性受到太大的扼杀！
现在阅读武侠小说，不但可以解脱一下，逃避一下，也帮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所埋没的人性，取得一点新鲜空气。
9、金庸为什么以《鹿鼎记》为封笔之作
金庸写出《鹿鼎记》这样的，在武侠小说界属于旷世奇作，在别人看来很奇怪，于金庸而言一点都不奇怪。
首先我们分析一下金庸笔下的主人公，早期的陈家洛、胡斐、袁承志和郭靖，都有一个共同特点，为国为民，侠之大者。这时候的侠基本恪守儒侠和墨侠之道，救民于水火，行侠仗义，言必信行必果，比较符合传统的侠的形象。这种儒侠或是墨侠形象到郭靖而至顶峰，郭靖也是金庸笔下第一大侠。此后金庸笔锋一转，写了一个与郭靖殊途同归的侠，杨过。杨过虽然结局也是解襄阳之难，救国救民，但绝不是为国为民，而是为了郭靖郭襄。可见，杨过的侠的形象与郭靖亦有不同，更加追求自我的提升和自身的追求。为了小龙女，杨过可以不顾礼法，为了报杀父之仇，杨过可以杀郭靖，这都是为自我而不是为天下的追求。这种侠已经不是传统意义的侠。之后我们看，狄云、石破天、虚竹、段誉等等，行侠仗义天下生民什么的已经很少再出现，侠的形象和意义近乎消失，大家都是活生生的人，而不再是高高在上的大侠。再到浪子令狐冲，几乎已经违反了传统下的性格和形象，放浪形骸，与杨过又有不同。最后到韦小宝我们很容易理解，金庸的侠客世界就是从大侠到小侠到无侠最后到韦小宝，反侠。这是金庸对武侠小说理解的升华，那就是小说最深远的意义是刻画人物，是描写人性，而不是那些不切实际的高高在上的大侠，真正的人都是狄云、石破天这样的平常人、普通人，只想一心一意过平常日子，并没有行侠仗义的念头，只不过造化弄人，练得一身本领而已。而人性的最深处，还是韦小宝这样的见风使舵，落井下石，脚底抹油，油腔滑调，这才是真实的人性，真实的人生，这样的小说才有永恒的意义。
然而《鹿鼎记》并非没有侠，金庸塑造了一个堪称金庸笔下真正的第一大侠，康熙。康熙收台湾而护国土，平三番而定天下， 战沙俄而维主权，减赋税而安民生。多少侠客想做的却没有做到的事，康熙做到了，不是凭借绝世武功，而是凭借英明决断。同时，书中另一个看似侠客实际上十分悲剧的人物，陈近南，这代表了最传统的侠客。可结果呢，康熙英明有为，天下安平，陈近南却要反对他，要天下大乱，民不聊生，还企图回到那个哀鸿遍野的朱姓明朝，这就是侠客的本质，看似大公无私，舍身忘己，知其不可而为之，实际上呢，愚忠，蛮横（归心树），莽撞，连韦小宝都不如。这是金庸看到了所谓的侠客的局限，所谓江湖的本质，所以他写了下来，把之前所有的梦想江湖都打破了。
再看另一个问题，香香公主和萧峰。一个是第一美女，一个是第一英雄，都是少数民族。金庸认为，中华文化是包容的文化，中华民族是包容的民族，少数民族也有优秀人物，也可以引领风骚。韦小宝是什么，一个文化的结晶，一个最肮脏的妓院文化和最神秘的皇宫文化的结晶，追根究底，那就是中华文化的结晶。韦小宝的父亲可以是汉满蒙回藏任何一个民族的人，偏偏不会是洋鬼子（《鹿鼎记》结局），这正说明韦小宝是中华文化，中华民族的文化人性的根本体现，这是金庸对民族和人性思考的最终结论，颇有鲁迅《阿Q正传》意味。或许其深度还不及阿Q，但广度犹有过之。
金庸本身很喜欢历史，鹿鼎记“已经不像武侠小说，毋宁说是历史小说”，金庸对历史的全部思考几乎都融入到了武侠小说中，最终写成了这一部近乎历史小说的《鹿鼎记》，其高度绝对是至今整个武侠界都难以望其项背的最高峰，对于历史、民族、侠客、人性的种种思考，至今尚未有人能达到如此高度。恐怕当今大陆武侠界要出这样一个人才，百年之内是难见了，就算是整个文学界要出这样高度的作品，除了二十世纪的几个大家之外，现在已经没有人能跟金庸比肩了。
所以金庸一定会以《鹿鼎记》封笔，而不是《天龙八部》或是其他。《天龙八部》悲天悯人，写人性之恶，人生之悲，人生之宽容，实在到了很高的高度，但金庸没有写完，还有民族、武林、庙堂，这都要在《鹿鼎记》中写出来。
恩，《鹿鼎记》的研究恐怕够写一部学术作品，我也不过是看了一点心得而已。手打很累，可能会有错别字什么的，没办法，金迷互相交流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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