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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观圣作之碑怎么样,好玩吗?大观圣作之碑相关介绍

放大字体  缩小字体 发布日期:2019-05-18 11:44:25 来源:惊鸿信息网 浏览次数:329
关于大观圣作之碑怎么样,好玩吗?大观圣作之碑相关介绍内容

目录

1、赵县大观圣作之卑,是什么
2、新乡明胜古迹的作文
3、蔡京保留下来的书法作品有哪些?
4、新乡石牌坊的来历
5、蔡京诸孙不知稼穑。一日,京问:“汝曹日饭……
6、西安碑林的资料
7、河北省石家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有哪些?
8、平乡县的风景名胜
9、你的家乡一定有一些独特的建筑,如碑、亭、园、墓、桥、楼、古街、牌坊等,选出一个给大家做个简要介绍

 

1、赵县大观圣作之卑,是什么


“大观圣作之碑”是宋徽宗大观二年(1108年)立于宫学、太学、辟雍和各郡县的圣旨碑。大观元年(1107年)三月,宋徽宗下诏建立“八行取士科”,同年九月二十八日,资政殿学士兼侍读臣郑居中“奏乞以御笔八行诏旨摹刻于石,立于宫学,次及太学辟雍天下郡邑。”获准后敕令于大观二年(1108年)八月二十九日礼部尚书兼侍讲郑久中以所赐御笔刻石。碑文由书学博士李时雍仿徽宗瘦金体书丹。圣旨碑当时在全国共立多少通已不得而知,现存世的仅有6通,除赵县这通外,分别在河南新乡市红旗区人民法院、泰安岱庙碑林中、陕西兴平县文庙、河北平乡文庙和西安碑林中。碑刻坐落在一个长方形的保护池内,池四周雕制有围石护栏,尽管碑刻的南侧是一栋大楼,但仍可以感觉到碑体的高大。

2、 新乡明胜古迹的作文


大观圣作碑
在新乡市红旗区南院。立于北宋大观二年至宣和三年(1108-1121)间。碑高4.47米,宽1.24米。碑额上部及两侧雕二龙戏珠。碑体高大,刻工精细,碑文为宋徽宗撰书。额上“大观圣作之碑”六字,为蔡京所题。宋代书法取法于唐人,而又有所创新,具有独特风格。徽宗所创的瘦金体,在宋代书法流派中又别具一格。碑文共1007字。

东岳庙
在新乡市东关。五代后唐清泰二年(935年)建。宋、金、元、明历代重修。现存建筑有大殿、拜殿及门楼等,皆清代所建。其中以大殿建筑最为壮丽,面阔5间,进深3间,单檐歇山顶,黄绿色琉璃瓦覆盖。殿正面的明间阑额正中,悬挂“东岳齐天”的金字牌匾一方,字迹苍劲有力。殿内金柱通体浮雕盘龙,刻工精湛。整个建筑物造型宏伟壮观,梁架结构严谨。

留庄营戏楼
在新乡市东郊约5公里留庄营村内。建于清嘉庆年间(1796-1820),面阔3间,进深2间,台高1.25米,台上戏楼高6.5米。戏楼系硬山卷棚顶,上覆以灰筒板瓦,正面檐下立4根石柱,柱高3米多,呈八角形,正面磨光,各书对联一幅,两边柱对联为“律吕调和依然是高山流水,宫商迭奏好像是白雪阳春”。据传说,图纸自亳州(今属安徽)取样设计,素有“河北三府数第一”之美称。戏楼规模宏大,式样别致。

潞简王墓
在新乡市北15公里的凤凰山南麓。墓地依山坐岭,俯瞰卫水平原,丘岭夹峙,泉壑幽深。潞简王朱翊鏐(1568-1614)系明穆宗朱载垕的第四子,明神宗朱翊钧的同母弟。陵墓分东西两部。东为潞王墓,西为次妃赵氏墓,两墓左右并列,坐北向南,建筑布局大体相同,占地11万平方米。墓区前有二龙戏珠为主体的石坊,两侧有浮雕云龙的石华表。神道两旁排列有狮子、狻猊、角端、麒麟、骆驼、象、羊、马等石兽14对,栩栩如生。另有石翁仲两对,雕刻极精。墓区的明楼、宝城等建筑都与明皇陵相同。周围建有用条石砌筑的城墙,高6米。陵墓正门为高大的城楼,高10.3米,琉璃瓦覆盖,下设3个门洞。明楼不存,径尺楷书“敕封潞简王之墓”石碑尚好。
 

3、蔡京保留下来的书法作品有哪些?


  蔡京保留下来的书法作品有
  《草堂诗题记》、《宫使帖》、《节夫帖》、《唐玄宗鹡鸰颂题跋》、《唐明皇鸡翎颂跋》、《元祐党籍碑》、《十八学士图跋》等。
  宋徽宗赵佶的画作上。 蔡京深得他的宠信,所以在他的绘画作品上。多有蔡京的题记,题诗。《听琴图》便是其中之一。
  蔡京跋《赵佶雪江归棹图卷》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宋代王希孟《千里江山图》卷蔡京在画上有一段题跋“政和三年闰四月八日赐。希孟年十八岁,昔在画学为生徒,召入禁中文书库,数以画献,未甚工,上知其性可教,遂诲谕之,亲授其法,不逾半岁,乃以此图进。上嘉之,因以赐臣京,谓天下士在作而已。 ”
  在大足北山佛湾,众多神佛雕像之中,树立着一块石碑,高三点七米,宽一点三七米,碑的正中,镌刻着两行篆文:“赵懿简公神道碑。”据考证,此碑文确系宋代宰相蔡京所书,所以又叫做“蔡京碑”。
  《面壁之塔》塔额刻石,现存少林寺。宣和四年(1122年)八月立,字径四十厘米,蔡京所书,资政殿学士河南尹范致虚立石,河南雷章摹刻。
  河北邢台平乡“大观圣作之碑”,刻于北宋徽宗大观二年(1108年)。该碑青石质料,通高5.14米,宽1.38米,厚0.38米.椭圆形碑首,碑额七龙蟠顶,左右各雕三龙,龙头向下,龙身向上翻卷缠绕穿插,另有一龙头部出自额阴正中,前两腿环抱左右侧龙腿,后两腿出自额阳,两爪环抱火珠。从碑阳看,碑额可见双龙,额中间阴刻“大观圣作之碑”六个楷书大字,碑身四周浅刻两方连续卷龙缠枝牡丹图案纹饰,阴刻碑文,正文20行1013字,说明3行76个字,落款4行169字,共计1258字,现残缺69字。龟趺座,碑身上部有断裂。蔡京题写碑额上“大观圣作之碑”六个正书大字。
  《香山大悲菩萨传碑刻》现在平顶山香山普门禅寺。
  据称山海关“天下第一关”五个字就是他题的。
 

4、新乡石牌坊的来历


  石牌坊、赵珂七世同居坊,一座经过了180年风雨的历史文物,在牌坊街往来如织的人流中,孤独地守望着。赵家的一位老人赵清汉说,赵家、牌坊街和饮马口,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但现在已经很少有人知道其中的故事,即使档案馆的记载也非常之少。
  说起饮马口的来历,据赵家家谱记载,明朝时,赵家祖先从山西洪洞县来到赵庄(即现在的饮马口),当时赵庄一片荒芜,卫河从赵庄北边绕过。当时新乡县有许多养马的人家,需要给马找饮水的地方,本来有近路可到卫河饮马,但由于县城北街有一个“郭尚书”,西街住着握有实权的“梁督堂”,东街住着老爱在朝廷上告状的“徐三本”,老百姓的马不敢从这些地方过,只好出县城南门,顺着现在的金穗大道走到体育中心北拐,到赵庄卫河拐弯处饮马,时间一长,渐渐地赵庄就改叫成了饮马口。
  当时的饮马口仅包括位于平原路的中国银行以东,牌坊街以北,卫河以南一带。解放后,平原路与和平大道交叉口向西路南开了一家新华书店,叫饮马口新华书店,公交车在此设站,叫饮马口站。如今,饮马口的地理范围已经扩大很多,可以包括和平大道以东,金穗大道以北,人民胜利渠以西一带。
  赵家在饮马口生活多年,至第10代赵珂时,偶遇山西铁货商人王泰来,赵珂在王泰来的帮助下,经营铁货生意,几年后,逐渐成为当地首富,“辖地千顷,门人二百。”赵珂为人仗义,乐善好施,深得乡人爱戴,在当地算是开明人士。清代白莲教造反期间,朝中有人举报,说赵珂家招募壮丁百人,蓄意造反。皇上派人调查后,百名壮丁原来是赵家的看门人,并得知赵家七辈没有分家,家庭和睦,非但没有查处,还准许赵家修了七世同居坊(石牌坊)以光耀后代。
  现在的牌坊街原来并没有名字,石牌坊修建之后,就给街起了个名字,叫牌坊街。
  至赵家第15代,赵珂的孙子赵浚当上了河北保定县的知县,赵浚为官清廉,深爱百姓。由于保定县是个穷县,每到向朝廷完粮纳税时,总完不成任务,赵浚便回家卖地,用卖地的钱向朝廷纳税,如此下来,赵家逐渐陷入困境,赵家后代只好搬出饮马口,到现在的周村赵家亲戚处艰难度日。赵家家境虽然自此困顿,赵浚却落了个“赵青天”的好名声。
  赵家虽然家境困顿,但石牌坊却记录着赵家人的荣耀。文史资料记载:“(石牌)坊高10米,宽8.5米,3孔门,4立柱,3重顶。坊趺雕卧狮8只,分置南北护柱。坊柱、坊顶刻有多件龙、狮、花、鸟等图案。坊脊中央置站式瑞兽?或说麒麟?1只,首东尾西。瑞兽东西两侧各置龙首鸱吻1只,均首里尾外。”
  上世纪50年代前后,石牌坊虽历经多次雷雨和数次五级以上地震,仍然巍然屹立。在“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们以“破四旧”为名,要砸毁石牌坊,村中老人集体劝说加上强行阻止,石牌坊才幸免于难。即使如此,石牌坊也少了32个“零件”,坊顶已经没有了,原来的尖顶现在已成平顶,两边的挑角踪影全无。
  如今的石牌坊,早已是满身斑驳,石牌坊护柱上有明显的铁条箍圈,横梁上也有深浅不一硬物撞击留下的痕迹。赵家人介绍,这是两次车祸造成的,汽车不仅撞坏了石柱,而且毁掉了上面的石狮,撞裂了石牌坊中间的横梁。
  如今,石牌坊前后的路上占满了卖瓜果的小贩,一到下班时间,牌坊门口更是拥挤不堪,一到下雨天气,四周一片狼藉,在赵家人看来,这些使得石牌坊蒙羞。西侧,在高大气派的牌坊花园的映衬下,石牌坊显得矮小破旧,南侧,进出牌坊街的汽车,从石牌坊的西边拐弯绕行,在司机们看来,石牌坊是多余无用的。
  “石牌坊不仅是赵家近200年的历史见证,更是一种历史文化,它不仅仅是一个建筑,它记录了赵家的家史。”赵清汉老人翻看着赵家家谱,对石牌坊怀有深厚情感。
  来 源:《平原晚报》
 

5、蔡京诸孙不知稼穑。一日,京问:“汝曹日饭……


《大观圣作之碑 })(1108年),又称《学校八行八刑碑》,立于北宋大观二年(1108),蔡京正书题额。宋徽宗赵信瘦金书。此碑是徽宗拟就推行“八行”诏书(所谓八行,即“善父母为孝,善兄弟为佛,善内亲为睦,善外亲为姻,信于朋友为任,仁于州里为恤,知君臣之义为忠,达义利之分为和”,有此八行的学人,进学可获得优惠政策和奖励,比如“凡有八行实状,乡上之县,县延入学,审考无伪,上其名于州”,“苟备八行,不侯终岁,即奏贡入太学,免试补为上舍”,等等.同时又制定“不忠、不孝、不佛、不和、不姻、不睦、不任、不恤之刑”,诸犯八刑者,也要接受相应的惩罚),现存河北赵
  县与平乡县各一块。 此碑在当时多有流传,先后立于各学宫、太学辟雍及各郡邑。
  据《宋代石刻文献全编》:
  大观圣作之碑通
  按大观圣作碑圣作扰言御制也.历城县志金石考云:大观碑山左
  学宫往往有之,盖通天下皆立者.蔡京题额曰:“大观圣作之碑.”以御制为圣作,犹以公主为帝姬也.其以此碑文颁之郡县,加以尚书省。宋·马纯《陶朱新录》,《四库全书》文渊阁本. 题额曰:“御制八行八刑条制.”其实与圣作碑同也……碑文先立于宫学,次及太学辟雍,又次及天下郡邑.则宫学在太学之上矣.
  此碑今存者山左较多,河南次之,农所得者仅陕西四种而已.
  另外文献资料中亦记载了清代所存于临胸、菏泽等地的碑石:
  (1)临胸县学大观圣作碑大观元年九月立,并颇,俱正书,
  碑高一丈广二尺九寸.在临胸县学.
  (2)大观圣作之碑.大观元年九月立,正书碑,高八尺八寸广
  三尺六寸,在菏泽县学城武县学.
  (3)大观圣作碑.大观元年九月立,正书碑,高六尺三寸,广
  三尺七寸,在城武县学诸城县学。
  (4)大观圣作碑.大观元年九月立,并领俱正书.碑高一丈,
  广三尺六寸,旧在诸城县学,今移呈超然台上,右四碑文及字体俱
  与临胸县学碑相同,兹不具录.
  (5)大观二年六月刻,正书,崖高二尺六寸,广一尺六寸,在
  益都县云门山大云顶洞南.右题大观二年.
  (6)大观御制碑(在大成殿前东丹坪)……楷书字径一寸一分,
  许多漫灭不可辫,共二十六行.首题大观圣作之碑,未书大观元年
  九月十八日资政殿学士兼侍读臣郑居中奏乞以御笔八行诏旨幕刻于石,立之宫学及太学辟雍、天下郡邑,二年八月二十九日奉御笔.。
  (7)大观圣作碑.巨等谨案,大观御制碑当时统行学宫,今仅
  有存者八行,碑存其二,一在襄城,一在昆山.圣作碑存其三,一 在历城,一在荷泽,一在兴平.历城无拓本,徽宗御制,大观二年,兴平荷泽俱有.。
  以上六条皆出自《中国历代石刻史料汇编》.
  《钦定续通志》卷一百六十八。
  由以上七种大观圣作碑的文献可知,除记载存碑的地点外,后人著录的日期有所不同,分为大观元年九月和大观二年六月两种。 综上,此碑时间有两种可能:一是此碑自大观元年九月就已立石,至大观二年八月二十九日,陆续立于各地宫学,而不是二年八月开始基刻上石;二是大观二年立石,却以大观元年皇帝下诏的日期为准刻于石上。
  《宋代石刻文献全编》:
  大观元年九月十八日,资政殿学士兼侍读(臣)郑居中奏乞御笔
  八行,诏旨幕刻于石,立之宫学,次及太学辟雍、天下郡邑.二年八月二十九日,奉御笔踢臣,礼部尚书兼侍讲久中令以所踢刻石.通郎书学博士(巨)李时雍奉勃攀写.
  考《宋史·徽宗纪》卷二十:大观元年三月甲辰,立八行取士科。 由上述,同年九月,资政殿学士兼侍读(臣)郑居中奏乞御笔八行诏旨摹刻于石,到大观二年八月二十九日李时雍才据御笔所书刻立于宫学。
  这就倾向于第二种可能:即大观二年立石,却以元年皇帝下诏的日期为准刻于石上。
  值得注意的是原碑中蔡京的官职。《宋代石刻文献全编》录临驹县学大观圣作碑碑文文末有:“太师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上柱国魏国公食邑一万一千二百户食实封三千捌伯户(臣)蔡京题领”.查《宋史》,崇宁五年,蔡京进封魏国公。大观元年,蔡京除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大观二年正月,加太师。由此可证,此碑的准确立碑时间应是大观二年
  《水浒》、蔡京与岳飞
  蔡京——作为北宋一位举足轻重的政治家和历史名臣,在施耐庵笔下却着墨惜金,《水浒》中的蔡京出场甚少,只有在“生辰纲”、“花石纲”这些事件里,他却是端坐源头,高深莫测。蔡京作为中国封建王朝唯一任宰辅时间最长,为官“五起五落”的历史人物,最后在靖康元年(1126)流放潭州(今湖南长沙)告别人世,孤寂逝去。最耐人寻味的是,在蔡京逝世后三十五年,却与岳飞等同一诏书而平反昭雪,从遥远的长沙漏泽园中魂归故里,墓葬枫亭,总算是叶落归根,黄泉路上,先人相伴。而施耐庵把蔡京放在幕后隐写,究竟为什么?让后来读者雾里看花,像猜不透谜一般。感觉中,犹如一个闪烁在高墙暗处的蒙面人……不光如此,就是官修正史元朝的《宋史·蔡京传》、野史杂乘的《大宋宣和遗书》和明小说《金瓶梅》等,蔡京总是以祸国殃民的“粉面奸臣”出现, 生前为“太平宰相”,死后却是骂名“六贼之首”,这些书籍堪让这位北宋重臣声名狼藉,千年遗臭。我们若从蔡京的书法作品中,很难读出他的阴险奸诈,倒是感觉到他是心慈面善的长者。但是,好事者还是偷梁换柱,让其堂哥蔡襄替代了他本该拥有的正史和书法史地位。明书画鉴别家张丑在《清河书画舫》中说:“宋人书例称苏黄米蔡者,谓京也。后人恶其为人,乃斥去之而进君谟(即蔡襄)耳……京笔法姿媚,非君谟可比也。”其实,从蔡京雄健的用笔和大格局的结体书迹中我们可以读出,蔡京的性格应该是豪迈果断、沉着冷静又不失激情,是宋代一位不可多得、极具艺术禀性的重臣。早在登基之前,徽宗对这位杰出政治家、诗人和书法家充满钦佩和敬仰,羡慕之情溢于言表。在泱泱大国的冗琐政务中和皇家与官员的复杂关系里,蔡京这位北宋重臣游刃于其间,从政堪自如,使徽宗感觉不到国家和民众的压力;而蔡京对徽宗皇帝的忠诚,对宋家皇权并不构成的威胁。蔡京对上善解人主之意,对下驾驭僚属轻车熟路,充分彰显他从政经验以及处世办事能力。蔡京在宋朝廷里为相达二十年之久,苦心经营北宋半壁江山,可谓是呕心沥血,鞠躬尽瘁。他为相时间长,位极人臣,屡罢屡起,五落五起。宋朝缺了他着实运转不开,而整日沉溺艺玩的宋徽宗以及软弱无能皇子皇孙们,用柔弱躯体又如何能扛得起风雨飘摇中剩下的半壁江山……尽管宋朝不乏有识之士、忠臣良将,诸如蔡京与岳飞等,宋朝的定数仍然是奇冤千古,挽歌唱绝,试问苍天,究竟错谁?怪谁?!”。
  PS:
  米芾和蔡京本为同朝大臣,而且在诗画上有所往来.现在流传的米芾的作品其实都是蔡京所作.但因为蔡京后来失势,.所以,后世收藏蔡京作品的人就把这些作品都归为了米芾. 如果按这个说法的话,就知道他们两个的字为什么这么象了.

  蔡京,1047年生,1126年逝世,兴化仙游(今属福建)人。宋代书家。字元长。历官户部尚书、右仆射、后至太师,书法颇妙。初师蔡襄,徐季海,不久弃之,改学沈传师,又厌弃,改学欧阳询,又改学“二王”,博采诸家众长,自成一体。其书笔法姿媚,字势豪健,痛快沉着,独具风格,为海内所崇尚。存世书迹有《草堂诗题记》、《节夫帖》、《宫使帖》。《节夫帖》,全称《致节夫亲契尺牍》。册页。载宋人法书第三册之第四开。本幅纸本,墨迹。纵32.2厘米,宽42.3厘米。行书。此帖流传有绪,钤有鉴藏印记,有“神奇”、“墨妙”、“安氏仪周书画之章”、“王元美鉴赏”、“薛氏家藏”等。此帖书法近似北宋四家之一的米芾,笔力雄健,气势亦不同凡响。尽管他的书法似米芾,但从他那姿媚的笔法来看,还是从唐人书法入手,直溯“二王”,即从此帖能清楚地看出其精细的笔意与健丽的体态。用笔挥洒自然,而不放纵的高雅格调;结字方面,字字笔划轻重不同,出自天然;起笔落笔呼应,创造出多样统一的字体;分行布白方面,每字每行,无不经过精心安排,做到左顾右盼之中求得前后呼应,达到了气韵生动的境地。
  《宣和书谱·蔡京》:
  自摧翰林承旨,前后三入相位,寅亮燮理,乘国之钧,实维阿衡,民所暗仰.于是二十年间天下无事,无一夫一物不被其泽,虽儿童走卒皆知其所以为太平宰相.项解机务,自朝廷至于遐阵异域,微而Ik1巷田间莫不惜其去.、故盛德至善,民至于今怀之.在这里提到了蔡京三次罢相。查蔡京第三次拜相是政和二年至宣和二年六月,居相九年。文中说蔡京解去机要事务,自朝廷至边远一隅和国外,下到城乡百姓中间,莫不惋惜他的离去。他的盛德,到现在人们还在怀念。

  《宣和书谱》所录御府藏蔡京书法,必为佳作,与现存附着于画作上之题跋应该有别。可惜《宣和书谱》所录七十七件作品今无一存世。
  正确地评价历史人物
  文字的历史,正像鲁迅先生所说:它是一把软刀子,杀人不见血啊。正确地评价蔡京,在看到其劣迹的同时,也要看到他的另外一面。蔡京是具有多方面才能的。史书上除了历数其恶之外,对其它方面很少言及,但这种评价对全面了解蔡京其人是不利的。神宗时,蔡京与蔡卞同为中书舍人,后又为翰林学士兼侍读,修国史,显然他是擅长文艺的,当时也应是有一定知名度的。在行政上,早年蔡京具有相当的应务之才,神宗是个开明的君主。要在神宗朝得到重用是不容易的,蔡京参与了许多重要的活动,如参与制定太学学制、编制诸路学制;为贡举考试的覆考官参与官制改革—元丰改制;出使辽国,在辽声誉颇重;还朝后,为户、礼部详定官;编修哲宗前实绿一百卷,后实绿九十四卷;崇宁元年,置居养院、安济坊,以抚老、疾、孤、穷、丐者。这种福利机构的设置为蔡京始创。
  “秦末家家思逐鹿,商山四皓独忘机。如何鬓发霜相似,更出深山定是非。”意思是说秦末天下大乱,这四个老头却置身事外,到了刘邦要废太子了,才出山力挽狂澜,稳定了大汉江山。熙宁年间,也就是宋神宗即位时,朝廷入不敷出,通货膨涨严重,每战必败,屡败屡战。神宗推进改革,重用王安石。王安石上台推出了新茶法,青苗法等等新法。蔡京也是王安石变法的支持者。王安石上台后看中了蔡京弟弟蔡卞,收做了女婿,并成了中书舍人。蔡京此时也得了个出使大辽的机会,沉着应对,为大宋立了功。回来后,也被宋神宗任为中书舍人。过了几年神宗死了,哲宗即位。太后听政,重用守旧派的司马光。司马光一上台,就废新法复旧法。蔡京被放任成都知府。太后没几年也病死了,哲宗亲政。守旧派又失势了。哲宗对守旧派是一概罢免。并重新起用旧相章敦,蔡京也得以调入京城为户部尚书,蔡京抓住机遇,与章敦共议复行变法,哲宗提拔蔡京做了副丞相。但好景不长,亲政六年的哲宗死了,太后向氏立了端王(就是后来得徽宗)入继大统,守旧派又得势了,蔡京又被罢官。徽宗即位后,蔡京被劾削位,在杭州居住。但徽宗对蔡京的书法诗词是爱不释手,加上蔡京的才能。蔡京又终于得以重新任用。初任定州知州,后又迁尚书左丞,丞相曾布贪污案发后,蔡京又登上了相位,当了十多年的太平宰相。此时的蔡京已年近八十,因目盲不能办事,蔡京辞官。蔡京的改革措施虽大部分,如钱法、方田 法、直达法等一再受到责难,仍然时兴时废地推 行了十多年。而其茶法和盐法则得以长期沿袭和发展。明初即立盐法,置局设官,令商人贩鬻”。都显然是蔡京盐法的继续发展。王夫之评曰:“乱天下者,非乱法乱之,乱人乱之也”“方腊之反,殴之者朱动花石之扰,非新法迫之也。”固总之,对北宋灭亡与蔡京改革都不能简单看待。 蔡京死后,由“蔡京门人吕川卞醵钱以葬,”并为蔡京作了墓志,写下“天宝之末,姚、宋何罪”句。天宝是唐玄宗盛世年号,姚崇和宋王景是天宝年间的贤相,天宝末年,“安禄山叛乱,不能归罪于贤相姚、宋二人,吕川卞认为蔡京为相时天下也是盛世,人称蔡京为“太平宰相”,后来金兵入侵造成的国难不能全归罪于蔡京。这句话十分巧妙,多少是肯定与同情蔡京。 有一些学者认为“蔡京之法”并非王安石之本意,而是“王安石变法”的一种偏差。“名为遵用熙丰之典,乃实肆为纷更,未有一事何熙丰者。”正所谓“祖宗之法惠民,安石之法惠国,蔡京之法惠奸。”实际上这个观点,颇值得商榷。我认为蔡京变法不是王安石变法的偏差,而是王安石变法的一种调整与深化。一言蔽之,就是蔡京作了王安石想做而没有做成的事情。“安石之法”与“蔡京之法”是承上启下,一脉相承的关系。无论是王介甫还是蔡元长,其内政外交路线都莫过于“内争财利,外开边功”而已。王安石与蔡京这两位“改革家”同样“博学多才”但有所同有所不同。王安石更多的时候属于矛盾中的理想主义者,而蔡京则是不折不扣的现实主义者。如果抛去成见,“蔡京之法”在经济领域中的实际执行效果要优于“安石之法”。 看报纸推销黄仁宇的历史小说,说到小说的历史大背景,特别指出当时的情况是:(北宋末年徽宗时期)废科举,兴学校,拓宽取士之途;修武备,连金国,图谋光复被西夏、辽占的故土;经济:倡行一种积极财政政策,通过大兴土木、“美化汴京”,调高官吏俸禄的方式,令首都——外郡、皇室、民间之间的财货加速流通,欲达到“劳民并不见得伤财”的效果(拉动内?!)。于是,在京士流莫不知“今日之朝廷之所作为,旨在富国强兵。。。”神宗-王安石的变法,已逐渐被目为与民争利、违背历史潮流的过度加强中央集权。中国历史上第一改革家的形象不免有些飘忽起来。想不到,拨开历史的迷雾,真正顺应历史潮流的改革家原来却是一直被误解、诬陷的阿。你瞧瞧,废科举、兴学校,直到晚清中国人才知道其必要性,领先了九百多年哟。而他的财政政策,一千多年后,又被祭出来,效果立竿见影。可见人民的眼睛不见得总是雪亮的。不,应该说再次证明了伟大的改革家总是要受到无情的攻击和打压的。
  蔡京与木兰陂
  蔡京(1047—1126),字元长,在中国历史上是位知名度很高的人物。无论是元朝脱脱的正史,或野史杂乘,影视戏台,每每被描绘为揽权误国的“粉面奸臣”。史论与戏剧更不赘述。他又是封建王朝唯一任宰辅时间最长,次数最多(四落四起)的历史人物,最后在靖康元年(1126)病卒于潭州。在蔡京逝世三十五年后与岳飞等同一诏书平反昭雪,又隔七年迁墓归葬在枫亭故里,落叶归根。近数年来对于蔡京与木兰陂之间关系,动辄引起了学术界注意和思考。蔡京得意的一件事,是他促成木兰陂失败后而筑成。
  木兰陂是中国现存最完整的古代大型水利工程之一,也是北宋政权实行变法图强所获得的一件重要历史见证。木兰陂筑成与蔡京的个人作用极为关键。在北宋神宗时代之前,宋王朝积贫积弱的国势,至此愈益衰敞。宋仁宗时,财政“所出无多”,宋英宗时,收不抵支,出现赤字。更堪的是,朝廷政府每年必须“赐”给西夏五万两银、十三万匹绢、两万斤茶叶,还不包括节日期间要“赠”番邦的银、茶、帛、衣的沉重负担。面对当时社会积弊,那些原有改革者如范仲淹、晏殊、文彦博、欧阳修、司马光都夭折失败。他们有的流放,有的罢黜,有的谪贬。 蔡京于熙宁三年(1070)三月,中进士甲科,熙宁四年至九年,在舒州为团练推官、钱塘县尉。王安石此时在浙江鄞县(宁波)试行新法,宋龚茂良有诗咏“此水还应接鄞水”,蔡京是王安石之“熙宁变法”的积极执行者和推行者。 木兰陂未筑之前,溪海之水,淡咸不分。滔滔海潮溯溪而上,据旧书所载海潮可直涌到仙游林陂(古名灵陂),距今入海口近百里之远,溪水无栏无蓄,遇洪则泛,海潮上涌横流,遍地皆咸,过去南北平洋“只生蒲草,不长禾苗”。对木兰溪之水势,明余?《木兰陂志略》有述:“按永春、德化、仙游溷三十六涧之水,由维新里(今华亭、濑溪一带)突流而下,海涛潮汐又从白湖(今阔口港)鼓涌而上。方春夏交,霪涝奔腾,则四郊皆泽国也;若遇秋汛涛翻,则望洋□□,四郊又斥卤也。虽有六塘可资潴蓄,然利不胜害,下流之潴蓄不能上流之崩突也。”为了改变这一自然条件。达到“集万涧而汇一川,故有无穷之源;障一川而济万井,故有无穷之泽”(郑樵语)之格局,必须兴修水利方能达到这一目的。 熙宁八年(1075),是王安石推行《农田水利法》的第五年,全国各地都相继兴起农田水利,并取得应有的成果。“自是熙宁中,四方之民,辐辏开垦,环数千里,并为良田”。(《宋会要辑稿》食货七十之二四)这一法令可以说是从发展生产出发的广义富国措施。
  这时蔡京在杭州钱塘为县尉,以天下为己任的雄心,故乡情结之诱惑。就上奏请在莆南修陂,关于奏请建陂之事,同时代莆人方天若在《木兰水利志》有详细陈述:“时蔡公兄弟京、卞,感涅 之灵谶,念梓里之横流,屡请于朝,乃下诏募筑陂者。时福州有义士李宏,家雄于财而心乐于施。蔡公以书招之,遂倾家得缗钱七万,率家干七人入莆,定基于木兰山下。负锸如云,散金如泥,陂未成而力已竭。于是蔡京复奏于朝,募有财有干者辅之。得十四大家,遂慨然施钱共七十万缗,助本陂!”,这篇文章记录对蔡京建木兰陂之事是第一次真实地透露给世人,对蔡京建陂之初衷持着肯定,这种实事求是态度本身也是值得肯定的。方天若,字彦稽,仪也,正中子,莆田城关方巷人。绍圣四年(1097)廷试进士,在“对策大略”中论以崇复熙、丰法制,且言:“元?大臣当诛戳,而不洙戳,子孙当禁锢;而不禁锢,资产当籍没;而不籍没,朝政、政刑之失莫大于此!”章?读其答卷大喜,拨置第二人(榜眼),初调彰信军节度推官。元符三年(1100)以徐铎荐,召为秘书省正字。方与蔡京关系较好。蔡京失势后,天若被贬为越州观察推官。京复相后,又召为校书郎,历泉州通判,福建路转运判官,再迁湖南转动使,罢去。后起知泉州,累迁秘书少监加右文殿修撰,未行为言者所攻,遂致仕。所以说方天若这篇《木兰水利志》是十分有重要价值的史料。
  ps:在莆田市区西南5公里的木兰山下,木兰溪与兴化湾海潮汇流处。始建于北宋治平元年(1064年),是著名的古代大型水利工程,全国五大古陂之一,至今仍保存完整并发挥其水利效用。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一、蔡京在政治活动初期。入仕初,从神宗熙宁二年(1070)至哲宗即位,此时的蔡京也在变法过程中做过一些有益的事,比如他主持兴修的水利工程木兰破(在福建省莆田县),至今还发挥着经济效益。罗家祥《北宋党争研究》第277页,台北文津出版社,1983年版。
  二、从神宗去世、旧党还朝至崇宁元年七月第一次入相是其仕途开始走向顶峰的重要阶段。
  三、正确地评价蔡京。蔡京是具有多方面才能的。史书上除了历数其恶之外,对其它方面很少言及,但这种评价对全面了解蔡京其人是不利的。神宗时,蔡京与蔡卞同为中书舍人,后又为翰林学士兼侍读,修国史,显然他是擅长文艺的,当时也应是有一定知名度的。在行政上,早年蔡京具有相当的应务之才,神宗是个开明的君主。要在神宗朝得到重用是不容易的,蔡京参与了许多重要的活动,如参与制定太学学制、编制诸路学制;为贡举考试的覆考官:参与官制改革—元丰改制;出使辽国,在辽声誉颇重;还朝后,为户、礼部详定官;编修哲宗前实绿一百卷,后实绿九十四卷;崇宁元年,置居养院、安济坊,以抚老、疾、孤、穷、丐者。这种福利机构的设置为蔡京始创。
  蔡京逝世后,由,tl’〕人吕川卞老酿钱葬之,为作墓志乃曰:‘天宝之末,姚宋何罪云?’”①天宝是唐玄宗盛世年号,姚崇和宋王景是天宝年间的贤相,意思是天宝末年的安禄山叛乱,不能归罪于贤相姚、宋二人,吕川卞认为,蔡京为相时天下也是盛世,当时也有人称蔡京为“太平宰相”,因此后来金兵入侵造成的国难不能归罪于蔡京。这句话十分巧妙,同情蔡京的同时也批评了徽宗的昏庸无能。
  “正说”北宋名臣蔡京
  [题记] 一部小说、一出戏或一首诗足以震歪读者的眼睛,蒙蔽历史,致使真相不白。《三国演义》使曹操成为白面奸雄,《铡美案》使陈世美成为人人唾弃的负心郎,而本文的主人公蔡京,更是因为一部《水浒传》而含冤蒙尘,泪垂千年……蒙尘的历史,含冤的人物,究竟要“质本洁来还洁去”,史实不可欺。
  蔡京(1047~1126)字元长,北宋名臣,仙游人,是王安石变法之后的主要改革家。熙宁二年(1069),在满朝保守派大臣的反对中,王安石被宋神宗任命为宰相,实行变法。次年,蔡京进京应试得中进士。蔡京登第后,“调钱塘尉,舒州推官,累迁起居郎。使辽还,拜中书舍人。时弟卞已为舍人,古时入官以先后为序,卞乞斑京下,兄弟同掌书命,朝廷荣之”《重刊兴化府志—蔡京传》。不久,蔡京调任中央成为朝中重臣,备受宋神宗和王安石的器重,逐渐成为北宋杰出的政治家。他为官一生“五起五落”,可谓坎坷……
  神宗时,王安石变法顺利,青苗法、募役法、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保甲法等解决了北宋面临的种种危机。新法推行后,社会矛盾得到缓和,朝廷收入增加。同时,促进农业生产,全国各地兴修水利工程一万多处。在莆田,就有侯官李宏应诏,携带巨额家资来莆建造木兰陂,此陂于宋熙宁八年(1075)动工,历经八年完工。木兰陂迄今仍泽被莆田南北二洋,造福人民。蔡京对全国以及家乡的水利建设,可谓功不可没。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位极为出色的水利专家。
  列宁对王安石变法评价很高,称他是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但当时反对变法者却甚多,视新法为洪水猛兽。太皇太后和皇太后认为王安石是乱臣贼子,向神宗哭诉:“王安石是要用新法把天下搞得大乱!”神宗动摇,罢王安石的官。后悔,又请王安石重新当政。宋神宗死后,子哲宗立,高太后临朝听政,1086年,保守派司马光出任宰相,尽复旧人旧法,对新人新法一概排除,蔡京这个王安石变法的积极推行者和实践者,成了被打击的重点对象。蔡京办事雷厉风行,连司马光也不得不折服,当面称赞。但在反对派面前,这个兴化之子却无立锥之地,终被逐出京城。
  高太后迫害变法者,致使北宋朝廷陷入了严重的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元佑八年(1093年),哲宗亲政,重新使用变法者,任命章淳为相。不久,蔡京回都出任户部尚书。元佑元年(1086),王安石在江宁(今江苏南京)去世;八年后,蔡京坚持推行新法但哲宗时变法因新旧党争反复,难取成效。宋徽宗即位后,有意修熙丰政事,又起用蔡京。元长再度为相,继续推行新法。靖康元年(1126),宋钦宗即位后,蔡京又被贬岭南,途中不幸病逝潭州(今湖南长沙)。
  蔡京的艺术天赋极高,素有才子之称,在书法、诗词、散文等各个艺术领域均有辉煌表现。当时的人们谈到他的书法时,使用的词汇经常是“冠绝一时”、“无人出其右者”,就连狂傲如米芾都曾经表示,自己的书法不如蔡京。据说,有一次蔡京与米芾聊天,蔡京问米芾:“当今书法什么人最好?”米芾回答说:“从唐朝晚期的柳公权之后,就得算你和你的弟弟蔡卞了。”蔡京问:“其次呢?”米芾说:“当然是我。”存世书迹有《草记》、《节夫帖》、《宫使帖》、《节夫帖》等。
  呜呼,为臣之道亦难矣!忠耶奸耶,谁其明鉴?而鉴人原本不易,其持鉴者既要有鉴人之德操,复要有鉴人之才识。无德操则可能有失公正,无才识则可能流于粗疏。况且,人为“社会的人”、“环境的人”,鉴人要结合历史背景进行。而事实是,许多历史事件,其“性质”上的所谓“进步”或“反动”,往往不能毫无争议。既然“前提”都有待继续探讨,那么,据之作出的“推论”,又如何能一锤定音?这也许正是历史及其历史人物的魅力之所在吧!再者,正如笔者在题记中所提及的,小说、戏剧、诗歌等文学作品,往往喜欢从历史事件及历史人物中撷取素材。文学可以美化甚至神化,也可以丑化甚至妖魔化某些历史我们都爱读文学作品,但我们不能忘记:历史不是小说;历史只能“正说”,不能“戏说”。
  ps:蔡京生于仁宗庆历七年(1047年),卒于钦宗靖康元年(1126年),字元长,兴化仙游(今属福建)人。从小就是了不得的神童,四岁就能把岳阳楼记背的滚瓜烂熟。神宗时,蔡京与蔡卞同为中书舍人,后又为翰林学士兼侍读,修国史,显然他是擅长文艺的,当时也应是有一定知名度的。在行政上,早年蔡京具有相当的应务之才,神宗是个开明的君主。要在神宗朝得到重用是不容易的,蔡京参与了许多重要的活动,如参与制定太学学制、编制诸路学制;为贡举考试的覆考官参与官制改革—元丰改制;出使辽国,在辽声誉颇重;还朝后,为户、礼部详定官;编修哲宗前实绿一百卷,后实绿九十四卷;崇宁元年,置居养院、安济坊,以抚老、疾、孤、穷、丐者。这种福利机构的设置为蔡京始创。蔡京的改革措施虽大部分,如钱法、方田 法、直达法等一再受到责难,仍然时兴时废地推行了十多年。而其茶法和盐法则得以长期沿袭和发展。
 

6、西安碑林的资料


西安碑林座落于著名古城西安市三学街(因清代的长安学、府学、咸宁学均设在这里而得此名)。它于北宋二年(公元1078年)为保存《开成石经》而建立。九百多年来,经历代征集,扩大收

藏,精心保护,入藏碑石近三千方。现有六个碑廊、七座碑室、八个碑亭,陈列展出了共一千零八十七方碑石。在名碑荟萃的展室里,展示了圣儒、哲人的浩瀚石经;秦汉文人的古朴遗风;魏晋北朝墓志的英华;大唐名家的绝代书法以及宋元名士的潇洒笔墨。书圣王羲之、画圣吴道子书画同辉的笔墨迹以及诗画双绝的王维的竹影清风更为碑林增辉溢彩。西安碑林以其独有的特色成为中华民族历史文物宝库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962年被公布为中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西安碑林是我国收藏古代碑石墓志时间最早、名碑最多的一座艺术宝库,它不仅是中国古代文化典籍刻石的集中地点之一,也是历代著名书法艺术珍品的荟萃之地,有着巨大的历史和艺术价值。

从历史价值来说,许多碑文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有的可藉以补充和订正史书记载的遗误,有的是研究中外文化交流史和地方史宝贵资料。如从陕西周至县出土,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移入碑林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通高353厘米,宽103厘米,刻于唐德宗建中二年,用中国和叙利亚两国文字记载了唐时基督教中一派的景教由中亚传入我国的情况。此外,唐《中尼合文之陀罗尼经幢》是我国唐代和尼泊尔人民友好交往的实证;《唐广智三藏碑》记载了一个印度僧人一生在中国的经历和密宗传入日本的师承关系。等等这些都是研究中外文化交流和宗教史的珍贵资料。

《明德受纪碑》上刻有“大顺”、“永昌”字样。这是明未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的遗物,记载着当时陕西大旱,粮价昂贵,“小麦每斗二两四钱,米每斗二两六钱”和“人食人犬亦食人”的悲惨景象;清刻《张化龙碑》,颂扬了当时领导陕西扶风、歧山一带农民反抗官府的张化龙;清刻《荒负歌》等,也记录了一些遭受官僚、地主压迫剥削的广大农民的苦难生活;元刻《重修牛山土主忠惠王庙碑》、《刘尚神道碑》和清刻《平利教案碑》等,均从不同方面记录了元末红巾军起义和清末广大劳动人民反抗剥削压迫和帝国主义外来侵略的事实。

碑林中还记载了诸多历代爱国主义人物,如被誉万世师表的孔子,统一中国文字的李斯,对蜀汉忠贞不渝的关羽,两袖清风的郑板桥,慷慨就义的民族英雄文天祥,虎门销烟震惊中外的林则徐,历代书法大师王羲之、颜真卿、于右任,以及励精图治的邓廷桢,推行新法的康有为等。他们那忧国忧民,为事业坚韧不拔锲而不舍的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

大量的石经,是碑林中古代重要的文献资料。《石台孝经》刻于唐天宝四年(公元745年),是唐玄宗李隆基亲自作序、注解并亲自以隶书书写的(孝经是孔子的学生曾参记述他也孔子的问答辞,主要内容讲孝、悌二字),此碑由四块色如黑玉,光可鉴人,高590厘米的细石合成,碑上加方额,额上刻浮雕瑞兽、涌云;额上盖石,盖石边缘刻优美的卷云,顶上作山岳状;碑下有三层石台阶,故称“石台孝经”;三层石台四面都刻有生动的线刻画,有茂盛的蔓草和雄浑的狮形怪兽,两种不相协调的动植物被刻画得融洽无间,整个构图给人以威武、活泼的感觉,为盛唐的艺术精华。《开成石经》,是唐文宗太和四年(公元830年)接受国子监郑覃的建议,由艾居晦、陈珍等用楷书分写,花费了大约七年时间到开成二年(公元837年)刻成一部石经。其中包括《周易》6卷,《尚书》13卷,《诗经》20卷,《周礼》11卷,《礼仪》17卷,《礼记》20卷,《春秋左氏传》30卷,《春秋公羊传》12卷,《尔雅》3卷,以及《公羊春秋》、《孝经》、《论语》等十二种经书和五经文字及九经字样。计114石,文刻两面,228面,字列八层,共六十五万零二百五十二字。刻成后立于唐长安城的国子监内,成为当时知识分子必读之书,同时也是读经者抄录校对的标准。此经是我国古代七次刻经中保存最完好的一部,它俨然是一座大型的石质书库,这在我国印刷术发明以前,对文化的保存和传播起了重要的作用。《石台孝经》、《开成台经》等名碑,原来竖立在唐长安城务本坊(今西安市南门外)的国子监内,唐末韩建(大尉许国韩公)缩小长安城后,这些碑连同其它一些名碑都散落到了城外。唐昭宗以及后粱时期,陆续将这些石碑移到原唐代尚书省西隅。到宋哲宗元佑年间(公元1086-1093年),又将全部碑石搬到学府之北,就是今天的碑林所在地。此外,明清两代的《兴学碑》、《修渠记》、《修栈道记》、《修城记》、《修庙记》等也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西安碑林不仅是东方石质历史文化的宝库,更重要的是书法艺术的宝库,享有“书法艺术故乡”的美誉,令海外人士向往。碑林中早期石刻有宋代摹刻的秦峰山刻石,原碑为秦国丞相李斯所书。东汉中平二年(公元185年)刻的“曹全碑”,是用秀美的隶书写的,这是全国汉碑中保存比较完整,字体比较清晰的碑刻,为汉碑中的精品。“汉熹平石经《周易》残石”,它保存了我国最早的《周易》文句,相传是当时著名学者、大书法家蔡邕以隶书书写,方挺严整,为汉隶之典范。

唐代是中国书法艺术的繁荣时期。在唐代书法艺苑中,名家辈出,时有杰作,真、草、隶、篆,百花争妍,犹如璀灿的群星,放射出永不泯灭的光辉。欧阳洵、虞世南、褚遂良、颜真卿、柳公权的楷书各创一体,欧阳通、徐浩、史维则、怀素等也都是一代名家。欧阳通书写的《道因法师碑》,与其父欧阳询的《皇甫诞碑》很相近,结构严谨,书法险劲,是值得珍视的书法名碑;颜真卿的《颜勤礼碑》、《颜家庙碑》、《多宝塔感应碑》等,气势雄浑,苍劲有力,是标准的“颜体”;柳公权的《大达法师玄秘塔碑》,笔力遒美瘦挺,劲如削竹,结构峻整,神足韵胜,是“柳体”中最典型的代表作;唐代怀仁和尚从晋王羲之遗留的墨迹中选集而成的《大唐三藏圣教序碑》,则更是脍炙人口的佳作;著名草书家怀素的《千字文》,笔意奔放,流利洒脱,为世所珍。此外,宋起佶的《大观圣作之碑》(瘦金体)和清代翻刻的《宋淳化秘阁帖》等,也是稀有的珍品。

除了书法,在北魏、唐、宋等碑志上,还保存了大量具有艺术价值的精美图案花纹。如唐刻《大智禅师碑》的两侧,以线刻和减地两种手法并用的图案作为装饰,将蔓草、凤凰和人物穿插布置,使人感到繁丽、活泼、美妙而有生气;《石台孝经》碑头上的浮雕卷云和狮子,碑座上线刻的精致蔓草、瑞兽等,也都表现了唐代雕刻所特有的富丽作风;唐刻《道因法师碑》座垢两侧,用流利的线条,刻出两组人物,共有十多个卷发深目的异国装束的人,牵马携犬,作准备出行状,是不可多得的线刻佳作;北魏的《元晕墓志》四侧,分别刻着有表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形象,空隙中满填流动的云彩,呈现出飘逸而和谐的奇特意境。它们象绿林一样陪衬着繁花似锦的书法艺术,使碑林这座书法艺术宝库,更加瑰丽异常。

碑林能较完整地保存到现在,是与清代乾隆年间陕西巡抚毕沅的贡献分不开的。宋代时,由于无人管理,珍贵的汉唐碑碣有的被人用做砖甓,有的用于修桥,遭到人为的破坏。元代时,碑林的碑石曾两次全部跌倒。明嘉靖三十四年(公元1555年),陕西发生8级大地震,碑林里的大量碑石因摔碰而断裂。清乾隆三十七年(公元1772年),毕沅率同僚到碑林视察,只见房屋倒塌,碑石横卧于荆榛瓦砾之间,环顾四周,满目荒凉,这使他十分震惊和痛心。他与同僚合义,采取修整房屋,整理石,编目著录,组织石刻陈列,建立管理机构和保管制度等措施,重修和保护碑林。在他所著《关中金石记》中说:“前后堂庑,皆鼎新焉,旋于土中,搜得旧刻数十片,遂取《石经》及宋元以前都,编排甲乙,周以栏盾。明代及近人所,则汰存其佳者,别建三楹以存置。其锁钥则有司掌之,设法保护,以冀垂永久。”毕沅对金石文字有浓厚兴趣,整修碑林在于“庶考古者,得以观览也”。(《毕沅在保护关中古迹上的贡献》,文物天地,1983年第二期)他为保护珍贵文物作出了重要贡献,很值得赞赏。

参考资料:http://www.qingyun.com/column/yishu/beilin/beilin.htm


 

7、河北省石家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有哪些?


1 国家级 古建筑 安济桥(大石桥)
2 国家级 古建筑 永通桥(小石桥)
3 国家级 古建筑 广惠寺华塔 金
4 国家级 古建筑 赵州陀罗尼经幢
5 国家级 古建筑 隆兴寺
6 国家级 近现代文物
7 国家级 古建筑 开元寺
8 国家级 古建筑 天宁寺凌霄塔
9 国家级 古遗址 中山古城遗址
10 国家级 古建筑 治平寺石塔
11 国家级 古建筑 正定文庙大成殿
12 国家级 古建筑 毗卢寺
13 国家级 古建筑 天护陀罗尼经幢
14 国家级 古遗址 井陉窑遗址
15 国家级 古建筑 幽居寺塔
16 国家级 古建筑 临济寺澄灵塔
17 国家级 石刻 大观圣作之碑
18 国家级 石刻 大唐清河郡王纪功载政之颂碑
19 国家级 古遗址 台西遗址
20 国家级 古遗址 常山郡故城
21 国家级 古建筑 万寿寺塔林
22 国家级 古建筑 柏林寺塔
23 国家级 古建筑 正定府文庙
24 国家级 古建筑 井陉古驿道
25 国家级 古建筑 福庆寺
 

8、平乡县的风景名胜


董家村寺庙遗址
董家村寺庙遗址位于河北省平乡县河古庙镇董家村村西北500米处,遗址南北长28米,东西宽18米,总面积504平方米,南临邢临高速,北临董庄、东临张庄、西临田固,据平乡县城20公里。 张家屯商代遗址
张家屯商代遗址位于平乡县旧城东北,新县城西南,属沙丘区域范围。遗址在村南100米处的一取土深坑,坑断崖文化层厚约1.2—2.2米,土质松软,呈深灰色,层内包含有大量的炭灰和红烧土块、陶片、碎骨、蚌片、从断崖多处灰坑出土有绳纹陶片、陶鬲、陶纺轮、草拌泥块、骨头、蚌片。 大观圣作之碑
大观圣作之碑,北宋大观元年资正殿学士郑居正“奏乞以御笔八行诏旨摹刻于石,立于宫学,次及太学,辟雍天下郡邑”。 兴固寺
兴固寺位于平乡县丰州镇窦冯马村西部,相传始建于东汉,发展于宋元之时,明、清两代达到鼎盛时期,寺院占地面积100多亩, 有僧田300多亩。为当时直隶南部最大的佛教圣地。 平乡县抗日英烈纪念碑
平乡县抗日英烈纪念碑河北省平乡县革命历史悠久。2008年4月,在当年战斗现场---平乡县寻召乡封洪康村东刻立了“纪念冀南抗日第一役七十周年暨平乡县抗日英烈纪念碑”,将革命先烈的壮烈事迹永载青史,以警后人。纪念碑两侧分别雕刻着原中央委员、全国妇联--、党组书记郭立文撰写的“抗日英烈永垂不朽”,原省检察院检察长孙光瑞撰写的“民族浩气与世永存”,碑文在阳光的照耀下褶褶生辉。 元代仿木结构纪年壁画墓葬
元代仿木结构纪年壁画墓葬位于平乡县治西南约15公里,西郭桥村北偏东约200米处。两墓皆遭破坏,为坐北朝南向,墓道在南。M1为仿木结构圆形单室砖室墓,由墓道、门楼、甬道、墓室4部分组成。墓室最大内径3.2-3.5、残存深2.54米。墓底为高0.38米的“凹”字形棺床。墓壁共分3层,墙基周壁砌17个壶门;墓壁下层砌砖倚柱14颗、假门5座、灯檠1个、椅子2把,柱头枋上砌柱头铺作14朵,补间铺作10朵;上层砌大铺作6朵。M2位于M1的东南侧1.4米,为仿木结构的八角形砖室墓,由墓道、甬道、墓门、墓室等组成。 东岳天齐庙
东岳天齐庙位于平乡县东南部的河古庙村内,据传说,始建于东周的战国时期(公元前475--221年),泰山有一名道人西去华山布道,路经此地,目睹此处有九条大路汇入此地,外观上像有九条龙口相汇,称谓“九龙口”,观其地貌,确是一块建庙修身的风水宝地。老道经过深思熟虑,确定在此建一规模雄伟的庙宇,弘扬道教。当时,因人烟稀少,靠四方善男信女舍施已无能为力,老道从其本观内调来资金,亲自设计,亲自督工,在此建造而成。因建此庙于泰山有关,故命名为东岳天齐庙。


 

9、你的家乡一定有一些独特的建筑,如碑、亭、园、墓、桥、楼、古街、牌坊等,选出一个给大家做个简要介绍


西安碑林座落于著名古城西安市三学街(因清代的长安学、府学、咸宁学均设在这里而得此名)。它于北宋二年(公元1078年)为保存《开成石经》而建立。九百多年来,经历代征集,扩大收藏,精心保护,入藏碑石近三千方。现有六个碑廊、七座碑室、八个碑亭,陈列展出了共一千零八十七方碑石。在名碑荟萃的展室里,展示了圣儒、哲人的浩瀚石经;秦汉文人的古朴遗风;魏晋北朝墓志的英华;大唐名家的绝代书法以及宋元名士的潇洒笔墨。书圣王羲之、画圣吴道子书画同辉的笔墨迹以及诗画双绝的王维的竹影清风更为碑林增辉溢彩。西安碑林以其独有的特色成为中华民族历史文物宝库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962年被公布为中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西安碑林是我国收藏古代碑石墓志时间最早、名碑最多的一座艺术宝库,它不仅是中国古代文化典籍刻石的集中地点之一,也是历代著名书法艺术珍品的荟萃之地,有着巨大的历史和艺术价值。从历史价值来说,许多碑文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有的可藉以补充和订正史书记载的遗误,有的是研究中外文化交流史和地方史宝贵资料。如从陕西周至县出土,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移入碑林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通高353厘米,宽103厘米,刻于唐德宗建中二年,用中国和叙利亚两国文字记载了唐时基督教中一派的景教由中亚传入我国的情况。
  《明德受纪碑》上刻有“大顺”、“永昌”字样。这是明未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的遗物,记载着当时陕西大旱,粮价昂贵,“小麦每斗二两四钱,米每斗二两六钱”和“人食人犬亦食人”的悲惨景象;清刻《张化龙碑》,颂扬了当时领导陕西扶风、歧山一带农民反抗官府的张化龙;清刻《荒负歌》等,也记录了一些遭受官僚、地主压迫剥削的广大农民的苦难生活;元刻《重修牛山土主忠惠王庙碑》、《刘尚神道碑》和清刻《平利教案碑》等,均从不同方面记录了元末红巾军起义和清末广大劳动人民反抗剥削压迫和帝国主义外来侵略的事实。
  大量的石经,是碑林中古代重要的文献资料。《石台孝经》刻于唐天宝四年(公元745年),是唐玄宗李隆基亲自作序、注解并亲自以隶书书写的(孝经是孔子的学生曾参记述他也孔子的问答辞,主要内容讲孝、悌二字),此碑由四块色如黑玉,光可鉴人,高590厘米的细石合成,碑上加方额,额上刻浮雕瑞兽、涌云;额上盖石,盖石边缘刻优美的卷云,顶上作山岳状;碑下有三层石台阶,故称“石台孝经”;三层石台四面都刻有生动的线刻画,有茂盛的蔓草和雄浑的狮形怪兽,两种不相协调的动植物被刻画得融洽无间,整个构图给人以威武、活泼的感觉,为盛唐的艺术精华。《开成石经》是唐文宗太和四年(公元830年)接受国子监郑覃的建议,由艾居晦、陈珍等用楷书分写,花费了大约七年时间到开成二年(公元837年)刻成一部石经。其中包括《周易》6卷,《尚书》13卷,《诗经》20卷,《周礼》11卷,《礼仪》17卷,《礼记》20卷,《春秋左氏传》30卷,《春秋公羊传》12卷,《尔雅》3卷,以及《公羊春秋》、《孝经》、《论语》等十二种经书和五经文字及九经字样。计114石,文刻两面,228面,字列八层,共六十五万零二百五十二字。刻成后立于唐长安城的国子监内,成为当时知识分子必读之书,同时也是读经者抄录校对的标准。此经是我国古代七次刻经中保存最完好的一部,它俨然是一座大型的石质书库,这在我国印刷术发明以前,对文化的保存和传播起了重要的作用。
  西安碑林不仅是东方石质历史文化的宝库,更重要的是书法艺术的宝库,享有“书法艺术故乡”的美誉,令海外人士向往。碑林中早期石刻有宋代摹刻的秦峰山刻石,原碑为秦国丞相李斯所书。东汉中平二年(公元185年)刻的“曹全碑”,是用秀美的隶书写的,这是全国汉碑中保存比较完整,字体比较清晰的碑刻,为汉碑中的精品。“汉熹平石经《周易》残石”,它保存了我国最早的《周易》文句,相传是当时著名学者、大书法家蔡邕以隶书书写,方挺严整,为汉隶之典范。唐代是中国书法艺术的繁荣时期。在唐代书法艺苑中,名家辈出,时有杰作,真、草、隶、篆,百花争妍,犹如璀灿的群星,放射出永不泯灭的光辉。欧阳洵、虞世南、褚遂良、颜真卿、柳公权的楷书各创一体,欧阳通、徐浩、史维则、怀素等也都是一代名家。欧阳通书写的《道因法师碑》,与其父欧阳询的《皇甫诞碑》很相近,结构严谨,书法险劲,是值得珍视的书法名碑;颜真卿的《颜勤礼碑》、《颜家庙碑》、《多宝塔感应碑》等,气势雄浑,苍劲有力,是标准的“颜体”;柳公权的《大达法师玄秘塔碑》,笔力遒美瘦挺,劲如削竹,结构峻整,神足韵胜,是“柳体”中最典型的代表作;唐代怀仁和尚从晋王羲之遗留的墨迹中选集而成的《大唐三藏圣教序碑》,则更是脍炙人口的佳作;著名草书家怀素的《千字文》,笔意奔放,流利洒脱,为世所珍。此外,宋起佶的《大观圣作之碑》(瘦金体)和清代翻刻的《宋淳化秘阁帖》等,也是稀有的珍品。
  除了书法,在北魏、唐、宋等碑志上,还保存了大量具有艺术价值的精美图案花纹。如唐刻《大智禅师碑》的两侧,以线刻和减地两种手法并用的图案作为装饰,将蔓草、凤凰和人物穿插布置,使人感到繁丽、活泼、美妙而有生气;《石台孝经》碑头上的浮雕卷云和狮子,碑座上线刻的精致蔓草、瑞兽等,也都表现了唐代雕刻所特有的富丽作风;唐刻《道因法师碑》座垢两侧,用流利的线条,刻出两组人物,共有十多个卷发深目的异国装束的人,牵马携犬,作准备出行状,是不可多得的线刻佳作;北魏的《元晕墓志》四侧,分别刻着有表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形象,空隙中满填流动的云彩,呈现出飘逸而和谐的奇特意境。它们象绿林一样陪衬着繁花似锦的书法艺术,使碑林这座书法艺术宝库,更加瑰丽异常。
  进入西安碑林大门,可以看到一座四角形两层飞檐的亭子,里面竖立着著名的《石台孝经》。这是由四块石板组合成的长方形石碑,高5.1 米,安置在三层石台上。《孝经》是宣扬儒家思想的经典著作,历代封建王朝十分重视。唐天宝四年(公元745 年),唐玄宗李隆基亲自加注,并用隶书行文。第一室陈列的《开成石经》是唐文宗开成二年(公元837 年)刻制,在114 块石碑的两面刻有650525 字,内容包括了几乎儒家全部经典著作,通称“十三经”,其中有《周易》、《尚书》、《诗经》、《论语》、《尔雅》、《周礼》、《孝经》等。当时刻板印刷不普遍,手抄容易出错,《开成石经》就成了读书人的范本。第二室陈列着许多具有史料价值的石碑。《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立于公元781 年,后世才从地下发掘。此碑记叙了古代罗马景教传入中国的盛况,石碑侧面用叙利亚文刻写了7O 位景教人士的名字。石碑记载的史实中外史书
全无记载,因此弥足珍贵。清代丹麦人荷尔漠来西安用重金偷买未遂,只好托人刻一假碑(现存伦敦)。它是研究中外关系的宝贵资料,其拓片早已辗转国外。《中尼合文陀罗尼经幢》是一种柱状石刻,有六角柱形、八角柱形和圆柱形,用中国和尼泊尔两种文字刻成,反映中尼两国佛教的交流。《不空和尚碑》反映了印度佛教传入中国的史实。《明德受记碑》记载了明末农民起义军李自成建立的农民政权“大顺国”,并反映了当时陕西灾后“人食人”的惨状。《曹全碑》虽是为汉代曹全树碑立传,却无情地记载了他镇压黄巾起义的事实。第三室的石碑荟萃了历代著名书法家的手迹。秦代李斯的篆书见于《峄山碑》;汉代隶书见于《曹全碑》;东晋王羲之手书见于《大唐三藏圣教碑》,此碑文字是后人从他的遗墨中拼集而成,人称“千金碑”。《唐多宝塔感应碑》留下了唐代颜真卿的楷书;《唐玄宗秘塔碑》留下了柳公权的楷书;《判千家字文》留下了唐代张旭的草书。另有宋代赵佶、黄庭坚,元代赵孟,明代董其昌,清代皇帝的书法手迹。从这里可以看出中国文字和书法发展的轨迹。爱好书法的人可以在馆内选购影印的碑贴。在碑林中漫步,不仅可以欣赏优美的书法艺术,还可以看到碑石上精美的图案花纹。如清代的《关帝诗竹图碑》、明代《魁星复斗图碑》、宋代的《唐兴庆宫图》石刻艺术室和游廊收集了陕西各地的石刻石雕珍品,如东汉的石兽、画
象石,唐代的蹲狮、犀牛。驰名中外的《昭陵六骏》有四骏保留在这里。这里陈列的唐代供应石灯十分引人注目,灯分九层,无论造型还是灯案的图案,都十分精美。日本奈良附近通往“春日神社”沿途的石灯就是仿此唐灯所造。此外,还有出土移此的东汉石刻墓门,唐代石椁。石椁阴刻的星相乐舞,仕女图,椁外浮雕彩绘文武侍从和骑龙驾凤仙人,都是历史和艺术珍品。来到碑林,不要忘记这里还有一个高2,5 米、重6 吨的景云大钟。每年除夕之夜,中央电视台发出的钟声就是出自这个巨钟。

关键词: 大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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